儒學影子下的中國人

李穎科

人們不能不承認，中國人和西方人是屬於完全不同類型的民族。在心理結構上，中國人偏於保守、封閉，西方人偏於豪邁、開放；在性格特徵上，中國人偏於內向、克制，西方人偏於外向、狂放；在思維方式上，中國人注重直覺體驗，西方人注重邏輯推理；在審美情趣上，中國人強調對內部世界的感應，西方人強調對外部世界的觀照……

為什麼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既不象古代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那樣外向、粗豪與狂放，也不象現代西方人那樣追求個性的解放和欲望的滿足，而總是固守忍讓、克制這一拘謹唯諾的處世之道？其實遠古時代並非如此。就拿龍和鳳這一對中國古代的圖騰來說，他們都是奔騰活躍的象徵，一點也不內向克制，細膩脆弱。只要我們看一下以屈原為代表的楚文化，對此也可心領神會。你看《離騷》中無羈舒放的浪漫想象，你看《天問》中那層層交織的豐富情感，你看那《九歌》中痛快淋漓的感情抒發。

當中國璀璨光華的史冊翻至群雄割據的春秋戰國年代，在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結構穩定的古代社會，產生了日後統治中國長達幾千年之久的儒家學說。這一學說給原來比較開朗外向的中國人套上了一副內向、封閉的鎖鏈。

對中國歷史稍有所知的人都十分清楚，儒學在中國幾千年封建時代的思想界占據主導地位。當然，就各個朝代的具體情況而言，儒學的地位也是有升有降的，我們可以沿着儒學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沉浮的軌跡，考察它對中國人保守、封閉的心理結構所產生的影響。

唐以前的中國人，尤其是漢、唐人比較豪邁、開放，宋以後的中國人極其保守、封閉。魯迅先生曾說過：“遙想漢人多少宏放，……唐人也還不算弱。”為什麼同是中國人，而漢唐人比較豪邁開放呢？大家知道，就漢唐兩代而言，儘管也有經濟衰微、民生凋敝、社會矛盾激化的危機時刻，但就中國歷史長河來看，漢唐兩代則是中國封建社會史上的興盛時期。發達的經濟，強盛的國力，對外的開疆拓土，國內的安定統一，以及相對來說的開明仕進、政平訟理，無憂無慮的生活環境，使整個社會沉浸着一種恢宏豪邁、開朗奔放的精神氛圍。其次，儒家思想在唐以前還沒有真正占主導地位。如眾所知，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學幾乎是到處碰壁，就連孔子本人也棲棲惶惶，很不得意。秦朝建立，崇尚法家，焚書坑儒。漢初崇尚黃老之學，漢武帝即位以後，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定於一尊所局面開始形成。但兩漢之間，在文化思想領域照樣呈現出繽紛的色彩和衝突、融合的複雜局面，並非是儒學獨尊的一潭死水。魏晉以來，儒學玄學、佛教、道教競相駁難，展開激烈鬥爭，其結果是“儒術不振，玄風猶章”。

但是，在11世紀到17世紀（宋至清代）的中國社會的思想界，占據統治地位的是由中唐經北宋逐漸形成到南宋到達鼎盛的理學（元朝人稱為道學，西方學術界稱為新儒學）。理學通過註解儒家經典、闡發經義的方式，把儒家學說進一步哲理化，使儒家的綱常禮教進一步滲透到中國人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情感狀態中，從而也就進一步左右着人們的日常政治活動、文化活動和生活方式。正是這樣，在宋、元、明、清時期，理學籠罩和窒息了中國一切思想文化，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引車賣漿者流，每一個階層的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一種沉悶而禁錮的精神氛圍下，人們普遍接受了束縛個性的“天理”，恪守三綱五常的原則。因此，中國人失去了作為一個人所應該具備的最起碼的個性意識、個人思考、激情爆發、欲望衝動，失去了對客觀外界事物的關心、探索和追求。在人們看來，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任何事物需要他們去重新探索，也沒有任何思想體系需要他們去改造、充實與完善，社會發展的美好前景、衡量萬物的價值尺度、為人處事的行為準則，一切的一切，都被聖賢們巨細無遺地記載在儒家學說之中。在當時，任何與儒家學說不相合拍的思想體系只能是邪惡、醜陋、虛假與混亂，任何外域文化都受到不加思索的排斥。

最終的結果是，儒家思想中的保守因素，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每一個中國人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情感之中，積澱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或者文明。不管人們喜歡與否，它已經成為一種歷史和現實的存在。儘管經歷階級和時代的種種變異，卻始終保留着某種形式結構的穩定性。對此，承認與不承認都已經不重要，哪怕我們賺再多的美元，買再多的軍火，中國人的現有心理結構、性格特徵、思維方式以及審美情趣已經大致限定了中國和中華民族百年的走向。除非我們從現在起，就意識到這個沉重的遺產，象一百年前割辮子，放小腳那樣痛苦地丟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