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怨氣從哪兒來?

茅于軾

   當前大部分學者和官員認為收入差距是問題的根源，也有認為貪污腐化是社會矛盾的根源，我並不認同。把根源看錯了治理就不能見效。我認為問題的根子在不講理。全社會必須恢復講理的風氣，尤其是政府必須帶頭講理。

    中國據說已經崛起。這並不是空穴來風，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中國徹底改變了自己的面貌，不再窮困和飢餓，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東亞病夫。世界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大國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變化得這樣快的。特別是中國從以前的閉關鎖國變成了全面開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國家，在生活的提高、政治的進步、國際地位的上升方面，許多國家比不上我們。當然，並不能說我們已經很好了，已經是發達國家了，我是說，我們進步的速度確實叫人瞠目結舌。30年前任何人做夢也想不到有今天這樣的局面。

    可同樣令人困惑的是，社會的怨氣特別大，矛盾也特別多。百姓在互相交談中，在網上的評論中，很少有人感到滿意，牢騷特別多，似乎社會很快就要崩潰似的。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氣大，動不動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樣的感覺，很怕社會不穩。每逢國家有慶典，北京就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連老太太都動員出來巡邏。這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少有。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氣又這麼大。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自己也說不大清。

    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貧富差距造成民怨。這不能說沒有根據。貧富差距到處可見，而且給人的眼球和神經很大刺激。民怨加劇是與經濟成長同時發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結果。收入的不公平感隨着經濟增長而加劇，因此不公平造成的不滿也同樣在加強。當前全國上下都注意如何緩解貧富差距，把克服不公平看成緩解民怨的一個最主要方面。

    可是這個結論經不起檢驗。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發怨氣，但也未必，這同時取決於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人同樣是中國人，文化傳統是一樣的，相距不到100公里，每天都有幾萬人出出進進。香港的基尼係數比內地還高，2002年是0.45，現在上升到了0.5。中國內地的基尼係數是0.45，分配比香港可能還更公平一些。內地相對較高的基尼係數主要是城鄉差別造成的，僅僅看城市或僅僅看農村，各自的基尼係數都不到0.4。但把二者合起來，不平等就特別大了。香港沒有農村，不存在城鄉差別，可收入差距比有城鄉差別的內地還要大。香港的面積又非常小，沒有地區差別。不像在內地，東西之間自然條件非常不同。這說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為的。而內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係數大在這個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離很近的人之間收入差別這樣大，比起遠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樣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極不相同的，可是並沒有引起社會的不穩或很大民怨。

    民怨大的另一個說法是貪污腐化。政府官員化公為私，錢權交易，引起大眾的怨恨。可從國際比較看，中國遠不是最腐敗的國家。政府腐敗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敗的國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較起來東南亞算好一點的。就拿我們的近鄰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尼泊爾、泰國、柬埔寨、越南、俄羅斯等，在“透明國際”的廉潔排行榜中除了馬來西亞，其餘的都不如中國(2009年的數據)。這些國家有沒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難調查。但是從國際上大部分學者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可知，中國的確是問題最多的國家之一。經濟雖然很好，但前景很不確定。問題不在經濟上，而在社會中。    

    怨氣來自何處?我的直感是社會正義的缺失。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在中國，有些人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有時武力倒是有用的。

    一個社會是需要有正義的，大家都要講理，不要動武。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講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理從哪兒來?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許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義的服務。政府自己要講理，帶頭講理；還要主持正義，幫助別人講理。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是千真萬確的。可是現在某些公權在握的官員不大講理了，社會陷入了危險。

    一系列的事情說明地方政府有時不能主持正義。中國每年有成千上萬件民告官的訴訟，但勝訴的不到10％。在某種情況下，部分法院明顯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缺乏保障。法院和檢察部門還有權不受理百姓的訴訟或檢舉。更有甚者，一些官員還抓上訪求訴求正義的人，還打壓幫助百姓維權的律師。百姓訴諸正義的道路非常艱難，成功的機會非常微小，於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當官民發生矛盾時，民眾不分是非，一概認為政府是錯的，於是形成官民的對立。假作真時真亦假，即使政府說真話，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辯。社會沒有了是非的區分。更由於政府有時講理講不過百姓，只好管制輿論，反過來又使得民怨進一步上升。

    事情搞到這個地步，最早是由於個別官員因私利而犧牲正義，上級政府監管不力，甚至同流合污，事態越來越滑向無序，終於造成民怨泛濫、治理困難的局面。百姓沒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夠講理。否則百姓越來越傾向於暴力，例如貴州甕安事件，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沒有武力，他們希望講理。現在，兩方面都已經養成了不講理、比武力的規則。這個國家越來越難治理了，根源就是有些官員自以為有武力，不講理。這樣恐怕很難長治久安，必須趕緊找出辦法，改變現狀。

    當前大部分學者和官員認為收入差距是問題的根源，也有認為貪污腐化是社會矛盾的根源，我並不認同。把根源看錯了治理就不能見效。我認為問題的根子在不講理。全社會必須恢復講理的風氣，尤其是政府必須帶頭講理。可是，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卻恰好背道而馳，部分官員在進一步限制百姓講理的渠道，堵塞正義的發揮，用強力控制社會的方向和步伐。即使強力能夠見效於一時，事物終究要回歸到正義上來。因為百姓相信正義，不願臣服於強力。

    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共和(republic)，從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是大家都講和平，放棄武力。用共和來翻譯republic非常恰當。大家都講理，矛盾通過說理來解決，這是一個先進社會的基本標誌。反之，一個落後的社會就是一個不講理的社會，憑武力解決問題。比較各國的發達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國家活動中的作用，就能判斷得差不多。最發達的國家，武裝力量只用於警察和國防，絕不參與國內的政治。管理國家的武力是一門很專業的學問，是由專業人士來做的。很少有哪個領導人是行伍出身的，因為他們需要的知識不同。

    要想建立一個講理的社會，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條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認識到講理的必要性，願意不訴諸武力。這是從講“力”轉變到講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難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規矩，使得通過講理一定能解決問題。其實百姓同樣存在不講理的可能。這時候民眾是不是講理，願不願意妥協讓步，達成協議，成為關鍵。這需要雙方都有彼此尊重的習慣，有讓步的思想準備，有遵守法律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