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可篡政，水足復舟
——北京屠城廿三年祭之三

題目中的八個字，既是中國歷史周期律的總結，也是今後發生轉折的方向。

說到槍和水的歷史作用與分工，論者以為在於水的柔性：民意只能給出社會對暴政承受能力的指標，但不能轉化為改變歷史的直接契機。歷史的實際步伐，於是每每須藉助“暴力的接生婆”——槍桿子裡出政權，造就新的政治寡頭。

把推動歷史的handle交回人民手中的，是近代歷史的唯一社會結構轉型———民意選舉。

非暴力地調整社會內部關係——由民意決定，而不是由軍委主席手中的槍桿子決定——這只能說是民主優越於軍事獨裁的唯一長處。

人們常說，民主的精髓是“權力制衡”，好像三權分立是由政治家之間產生相互制衡是唯一可行的。其實，基層的廣大民間意願對上層建築的政治寡頭的權力欲的決定否定權，才是制衡權力的最基本出發。

整個人類歷史上，只有這一條，完成了權力制衡的封閉環。而在此之前，權力是一個單向的驅動，必不可免地導致朝代周期。

當年毛在延安窯洞中的“權力分享結束朝代周期律”的高論，其實，只是他用“將來聯合政府中的官位”來吸引各民主黨派“自願上鈎”的誘餌。事實證明，官可予之，亦可取之，“權力分享”無論在高論當時，還是十年後的“反右”中，在槍和水的根本對立中，純粹是一句空話。

中國，繼續槍的暴力遊戲，還是排除暴力對政治的絕對干擾，完成非暴力的權力制衡的封閉環，是六四以來中國人必須面對的最根本選擇——即在繼續聽任中共的所謂中央軍委主席的絕對權力，與完成“軍隊國家化”和民主直選的雙重政治改革之間做最後抉擇。

二十三年之後的民，中國人民，仍舊喪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權，其似水柔性，似乎仍舊不足以順利實現這一政治轉型——那麼中國就仍在“槍可篡政，水足復舟”的輪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