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到無限—通往毀滅之路

劉偉

《超限戰》一書出來時就覺得驚訝，一向要維護國際形象的政府何以允許這種鼓吹恐怖主義的書籍發行，要知道作者的身份可不是一般平民，也不怕別人指責默許恐怖主義。後來在網上看見評論，原來這是一種威懾：別惹我，惹急了我，我可什麼都幹得出來。一向以為只有王朔才會有“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氣概，這才發現王朔的主人公不過是些小角色。

當科索沃戰爭如火如荼之際，立刻就有人引用《超限戰》理論向米洛舍維奇獻計，派出小分隊，呆在意大利機場襲擊飛機。至於是民航客機還是軍用飛機，獻計者語焉不詳。特種部隊襲擊對方軍用飛機是戰爭中的慣例，和超限戰似乎搭不上關係。想來獻計者估摸着打民用飛機總還是見不得人的事情，也就只好做暗娼。無論如何，知道超限戰不上檯面，總還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就像尚存道德負疚感的小偷，總還有可取之處。

事情總是加速度發展的，不知這是哪位先哲的名言，對我們的超限戰主義者是完全適合。當世貿大廈轟然倒下，兩年前還羞羞答答的人們這次毫不掩飾他們的情感，歡呼的聲浪充滿各大論壇，校園裡的學生也現出莫名的亢奮。如果說兩年前的獻計者還是一個暗娼的話，這次歡呼的人們卻再不避諱：這是超限戰的偉大勝利！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機沒有關係，恐怖分子駕駛着有乘客的民航客機撞向世貿大廈是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抗議，大廈中成千上萬的民眾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幫凶。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勝利，即使犧牲自己的同胞也沒有關係，更何況敵國的有罪之人。

這一切發展毫不令人驚訝，因為從偷一分錢的小偷到竊取百萬元的大盜本沒有界限。當超出界限一步後，任何一場運動都會向着無限邁進，直到這場運動將自己的兒女也燒為灰燼，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對於超限戰來說同樣適用。超限意味着沒有約束，意味着無論是手段還是目標都沒有限制，也就意味着這是一個無限的進程。在無限的目標面前，任何的手段都可以採用，每一個人不過都是可憐的螺絲釘，每一歷史進程不過是無限目標的中轉站而已。

這麼說那些超限戰的鼓吹者未免要大喊冤枉，他們會認為自己僅僅為了有限的國家利益而選擇無限的手段，當然不會走向極端。確實，很少有人會一開始就想走到極端，但運動自有自己的發展歷程，從來就沒有適可而止的時候。那種認為達到目的後就可自動轉向的想法，不過是自我欺騙。讓我們來看看石原莞爾和劉少奇的悲劇吧。

石原莞爾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被譽為二戰時日本最偉大的戰略家。按照石原的構想，占領東北後，就要專心致志地進行開發，等到國力允許後再同美蘇交鋒。但是，九一八的勝利使日本統治集團和國民處於興奮的狂熱之中，他們認為日本的力量是強大的，魔爪又伸向中國的華北。七七事變爆發之時，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力主大舉用兵，此時頭腦還算清醒的石原則主張不擴大。只是沸騰的酒杯不是一滴水所能冷卻，英雄立刻成了懦夫，本來在法西斯少壯軍人中一馬當先的石原從此被擠出決策層，日本也踏上不歸之路。等到日本戰敗，石原搖身一變成了反戰英雄，日本人開始感慨假如當初聽了石原的話，日本就會如何如何。當多維上的馬悲鳴、林思云為石原大唱讚歌時，他們卻忘記日本的軍國主義就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占據日本主流思潮的。沒有九一八事變的勝利，法西斯主義能否有後來的規模大可懷疑。這樣的一個魔鬼為石原親手製造，他的結局不過是“革命終將吞噬自己的兒女”的再版。馬、林二人的學識如何不敢評價，沒有哲學頭腦倒是肯定的，因為他們居然會認為一場運動會在恰到好處的地方停下來。

我國的歷史更能說明問題。李銳先生在評價劉少奇在廬山會議的表現時，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後人而復哀後人。當廬山會議徹底破壞黨內遊戲規則時，劉少奇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其實為人敬仰的彭德懷元帥又何嘗不是後人而復哀後人，當年的反右和軍內反教條主義，他也是衝鋒在前。這樣從反右到廬山會議，從四清到文革，中國越來越左，跟不上左傾列車前進的左派們紛紛變為“走資派”，後人而復哀後人的場景就層出不窮。要是當年四人幫獲勝，他們遲早也會變為“走資派”，因為相比波爾布特，四人幫也可以算作資產階級代理人。當年的“右派”劉少奇的秘書鄧力群現在被視為極左派，歷史可真會給人開玩笑。

如果說一場運動遲早會走向極端，我以為其原因在於所謂的被視為歷史使命的一些概念都是一些模糊概念，在現實生活中根本無法精確地定義。然而，這種模糊的概念卻被賦予至高無上的地位，被視為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來實現的最高歷史使命。這樣一個本質上模糊的概念，每個人在社會活動中必然會有自己的解釋，不可能一致，而不惜採用任何手段來完成歷史使命的主張，就使同一派別的人遲早會自相殘殺。像社會主義的概念，認為公有制應占80%的人會認為主張公有制只占70%的人是走資派，主張90%的人可以認為主張80%的人是走資派。當不同的主張被帶上敵人的面具，不惜一切代價的想法就會吞噬自己的兒女。

同樣，超限戰理論賴以生存的國家利益的概念，一樣是不可精確定義的模糊概念。即使我們放棄國家利益是否至高無上的爭論，而承認其最高的地位，這也是一個無法操作的概念。每個人心中的國家利益是不同的，如果我們允許為了國家利益可以採用任何手段，可以超限的話，“愛國主義者們”早晚也會自相殘殺。

讓我們做個思想實驗：有十位愛國者，第一位主張打南沙群島，但主張其他領土爭端要和平解決；第二位主張用武力收復南沙群島和釣魚島，但其他的領土爭端要和平解決；其它依此類推。可以想象，剛開始十個人可以結成牢固的同盟，現將我等“賣國賊”剷除，然後就去攻打南沙群島。當南沙群島收復過後，會發生什麼？第一位顯然認為已到動武的飽和線，準備收手不干，專心建設。可以想象，戰爭勝利的狂熱會沖昏其他人的頭腦，這位仁兄立刻就會像石原莞爾一樣從英雄變為懦夫，被趕出第一線，說不定還會被視為出賣國家領土的“賣國賊”，落到與我等為伍的下場。大概這位仁兄還會像羅瑞卿一樣憤怒：好歹我也是打過南沙群島的，怎麼能與那些漢奸關在一起。於是乎，愛國者們就會去收復釣魚島，當然第二位仁兄接着也會變為漢奸賣國賊。愛國者的隊伍雖然越來越小，熱情卻是越來越高，如果他們還沒有在戰場上遭遇失敗的話，我們有理由相信，愛國者們會去收復被印度侵占的領土，將蒙古重新納入中國版圖，讓國旗飄揚在海參崴上空。當所有民族的恥辱都被愛國者們洗刷乾淨，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是否會停止？當然不會。要為民族爭取生存空間的愛國者們會說，中國人太多地太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我們要去爭奪民族生存空間。於是乎，連戰連捷的民族英雄變成膽小鬼，也許還會被認為拿了金光燦燦的美元而不為民族謀取福利，是否有袁崇煥大帥的下場不得而知。這樣下去，當這個世界關滿了賣國賊而只剩下一個獨一無二愛國者時，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大概才會停止。

一個模糊的概念被宣布為至高無上的目標後，就會因為其模糊性變為一個無限的目標。為了一個無限的目標，就可以採用超限的手段。如果沒有新的限制，超限的手段就意味着逐步升級的無限手段。這一次世貿大廈的倒塌已經讓我們見識了恐怖主義如何從綁架發展到汽車炸彈，從人體炸彈升級到民航飛機炸彈的發展。坦率地說，從道德層面上我痛恨恐怖主義，但從技術層面，我不得不佩服策劃者的偉大創意（他居然想得出先劫持民航客機，再用民航客機撞擊大樓）和卓越的組織才能（這麼多架飛機的劫持、撞擊，執行起來有多麼困難）。下一步的超限手段大概就會是生物武器和小型核武器，也可能是是我這愚笨的腦袋想象不出來的全新攻擊方式。當手段不斷地翻新，破壞力量越來越大，其後果就越不可控制。如果有一天恐怖分子發明一種還沒有解藥的病毒，要殺死全部美國人的時候，這種病毒保不定就會傳到中國，讓全體中國人為美國陪葬。到那時，愛國者們也就只好與自己最痛恨的全體有罪的美國人在地獄相伴。當《超限戰》的作者主張超限的手段時，不知他們想過沒有：既然沒有限制，恐怖手段的形式和結果就不可能控制，而不可能預知和控制的手段誰會知道會給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地球帶來什麼？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我們接受超限戰的理論，其內在的邏輯發展終究會超越超限戰論者所要維護的界限而踏上一條毀滅之路。實際上，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任何一個超限論者不可能沒有界限，只不過他心目中的界限與現在的界限不同而已。當超限論提出後，固然舊的界限不再有效，論者心中的新界限也就不可能成為對人類行為的約束。當手段和目的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時，除了最後一個地球人外，每個超限論者都會成為自己理論的犧牲品。

要想避免踏上毀滅之路，我們就必須受到約束。如果說自由民主的理念現在有些人還不能接受，至少生命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就應該成為每種思想都應堅守最低底線。只要我們堅持不能殘害無辜生命這一底線，無論我們的思想會走向何處，無論人類的認識一時間發生多大的迷誤，我們總能懸崖勒馬，不使自己掉進災難的深淵。

尊重別人的生命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幸災樂禍到頭來只會害自己，難道我們還能相信一個賭徒的話：我再賭最後一把，賭完這把就走？

超限到無限—通往毀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