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屠城廿三年祭之十

　　北京政權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幾近完全的朝代周期律的輪迴：從一個嶄新的政權開張到一塌糊塗的腐敗，不是千年輪迴，也不必百代遺傳，它，只不過是前三十年的河東方過，後三十年的大限也就在“崛起”聲中，河西已極;它也可以說是一部謊言大全的自我穿幫有術：前執牛耳何恭，後執牛刀何倨?

　　時當1949，“諸侯盟，誰執牛耳?” (《左傳·哀公十七年》)在共同推翻蔣家王朝的鬥爭中，中共需要中國知識分子的加盟，於是拋出了“新民主主義”的誘餌，許諾“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其主要原則是指新政權“既不是一個階級專政，也不是一黨獨占政府”。

　　可是，從一開始，牛耳之盟，白紙黑字，就是一張空紙，幾句謊言。1957的“黨天下”的指責，其實不為其他，僅是要求共產黨執行與遵循其諾言。

　　到二十三年前，中國人又在指責“腐敗的黨天下”，指望一個“少或者不腐敗的黨天下”，可我們的黨，牛耳與牛刀的革命的兩手俱佳，用暴力鎮壓保衛了它自我腐敗的特權。

　　理解中國共產黨者，莫如已經“人間蒸發”的儲安平。“黨天下”的版權所有人，在他辦的《觀察》中他曾說：“實亦因為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卻寄托在我們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為之。”國人對於國家的期許和承諾，莫過於此也。

　　同樣的話語，用在二十三年前的學子，正是恰如其分，而共產黨對於“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也正是以“刀槍環繞”的暴力相向。

　　天安門見證，是從牛耳到牛刀的謊言史，暴力史，和人民僅有的那點正氣的抗爭史，犧牲史。

　　正氣盡殺，天安門前，何處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