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詒

孔子著《春秋》，一字一詞之間微言大義，使亂臣賊子懼。20世紀之中國，猶如春秋大夢，又如英人霍氏所稱，“極端的年代”。亂臣賊子百年來綿綿不絕，以致細民蒙難，小子枉送性命。筆者無意重敘歷史、反彈琵琶，不過舉我心目中之犖犖大者，以彰顯個人化的褒貶和史觀，不敢使後來人懼，只願在千年之際，以慰吾國百年來死於槍火、死於黨爭、死於領袖之手的無辜信眾，及千萬黎民。

● 孫文

“中山”乃孫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為其取的倭國名字，不恥。下文皆以其生身父母為之定奪的名分稱為：孫文。 孫文一生居功厥偉，在乎他抓准了一個口號：“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因而推動了兩千年帝制的灰飛煙滅。有如林肯當年抓准了一個“廢除奴隸制”的主題，使得南北戰爭高歌猛進，掩去了南方各州的自由主義立場、及維護州權和聯邦憲制的實質。反過來，又有人講，洪秀全的失敗也正在於此。如果太平天國募集設立的是一場“民族主義的革命”，而非橫空出世的“宗教革命”，恐怕南京陷落之時，曾、左、李、胡早已倒戈一擊，十三省黑白兩道皆望風披靡也。 可見革命之成敗，也全在乎創意及CI，關鍵要你的旗幟鮮明，擊中要害，讓信眾和黎民覺得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其他枝節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只要衝出一條血路，千年王國便可馬上來臨。便如商品有了賣點和概念，自然貨如輪轉，走得快。

但孫文之於辛亥革命，其功績大半是象徵性的。這位出身於夏威夷、擁有吾輩夢寐以求的綠卡的美籍華人（孫文於排華法案期間來去自如，皆憑其米國公民的身份），在海外民運組織“興中會”中勾心鬥角，逐漸取代楊衢雲成為第一號黨魁。1896年聞名全球的“倫敦綁架案”（清廷駐英使館秘密綁架了孫文），使孫先生一炮而紅，成為世界級的流亡革命家。在海內外革命黨陣營中便成捨我其誰的男一號。與此同時孫文開始引起了日本、德國軍方和政客的注意，孫先生也於蒙難後在倫敦大出暢銷書，硬是將蛋糕越做越大。

武昌起義的領導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孫文的“同盟會”並無任何組織上的瓜葛。“共進會”發起人劉揆一原是同盟會會員，在同盟會分裂後另起爐灶，創建了“共進會”。至於“文學社”則是武昌少壯軍人自發的秘密會社，會眾遍及鄂軍各標、營，因而一旦舉事便全軍譁變，勢如破竹，不像孫文依靠的黑社會暴動徒勞無功。這個組織更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 武昌首義後形勢逼人，十三省相繼宣布獨立。此時，黃興趕到武昌，就任革命軍戰時總司令（此刻孫文正顛沛流離，在科華拉多州華人餐館洗盤子）。南京光復，各省遣滬代表公 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準備組建臨時政府奠都南京。但鄂軍功高震主，那 肯將勝利果實拱手讓人，堅持要黎正黃副。革命軍分裂在即，黃興坐鎮南京，打“五色旗”，鄂軍則打共進會之“十八星·錐角旗”。此時袁世凱挾六鎮精華一時俱來，兵臨城下。剛剛出獄的汪精衛一眼看穿形勢，指出平定中國之局面，“非袁不可”。 黃黎兩人分別電告袁世凱，如願倒戈反清，將共推其為民國大總統。回國途中的孫文亦作出上述表示。

此時黃黎二人相持不下，收拾革命軍殘局的人選便呼之欲出。孫文回國後以德高望重的男一號身份總領革命軍，黎元洪一清廷叛將耳，無力相爭。黃興則黯然出走。袁世凱一看時機成熟，着手下段祺瑞等42名前敵將領，一封聯銜通電，6歲的宣統帝便乖乖下台。 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實在是風雲際會，天上掉下個肉饃饃。革命一旦蔓延，全國頓成混戰。各省諮議局瓜落蒂熟，接管大權。革命軍撕開戰局，卻無一人具有收拾殘局的能力。孫文徒具名望，但手無一兵一卒，於戰事又無尺寸之功，十八省軍隊豈可服膺一流亡書生，上演擇賢而王的禪讓大典？蓋因袁世凱手握重兵，無論實力還是政治威望在當時不作第二人想。是快刀斬亂麻，結束戰亂，使帝國迅速平定到民國的唯一人選，也只有這位前相國才能壓得住台面，使十八省諮議局雌伏。這一點包括孫文在內，每一個具有觀察力的人都看得分明。十八省所以達成一致，抬孫文出來，不過是招聘一個有名無實的承辦人，去和袁世凱談判罷了。孫文的臨時大總統和南京臨時政府也是象徵性的，主要是給清廷和袁世凱做秀，純粹的“看守內閣”，等於是先開張，把“中華民國”註冊登記了，變成空殼的上市公司，好等袁老三北京事了，就來接盤。

後來把辛亥革命的偉績歸於孫文一人，尊為“國父”；將革命的失敗算在袁世凱頭上，斥其為“竊國大盜”。也是另一種春秋筆法，實在有失公允。如同今日將改革開放的功德歸於鄧公一人，或將49年開國的霸業歸於毛一人，都是對歷史的閹割和簡化。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凡夫俗子就是這麼一步步走上神壇的。 前幾天看2000年度經濟人物評選頒獎典禮，深萬科的王石答謝時說：我知道自己只是一個象徵，我能站在這裡，是因為我後面有一個萬科，而不是因為萬科有我。 不知道王氏此言有幾分真誠。但我立即想到，孫文和毛澤東之流就沒有這般的明智和謙遜。孫文臨時大總統的板凳還沒坐熱，便以民國締造者自居，從此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走向武斷剛愎的個人獨裁。

再說袁世凱。愚見以為他是辛亥年間締造民國的功臣，而非大盜。袁先生為人詬病事出有四：一曰戊戌政變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間的竊國，三曰接受“二十一條”，四曰背叛共和而稱帝。其二已有分說，袁世凱舉重若輕，收拾殘局，維持了中國的統一，使革命引發的全國混戰、天下大壞的不堪設想的後果化於無形。細想當時，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設想辛亥革命發動時，袁世凱剛剛過世，中國接下來將會是什麼局面，令人不寒而慄。 至於袁在戊戌政變中倒向後黨，常令壯士扼腕長嘆，仿佛袁世凱只要盡起天津小站6千精兵，圍住頤和園。今日之中國就是遍地香港了。其實細想當年情勢，譚嗣同實在比後來的孫文還要激進、尚武，且有着索羅斯般的政治投機家精神。假如幸而不死，恐怕又是我此文中亂臣賊子之一。 袁的選擇，無論站在趨利避禍的經濟理性，還是站在世受皇恩的朝廷重臣分上，均無可厚非。起兵謀亂、逼宮後闈的創意，換了是我，不嚇得半死！

袁世凱一生的污點，全在於恢復帝制。這個當了幾十年奴才的清臣，最終還是覺得皇帝 的行頭才是中華老字號的正宗，非要過把癮才死。固然遺臭萬年，成為兩千年帝制的殉葬品。但卻不可一棍子打死。

清末民初，袁氏雄才大略，堪比曹操。稱得上“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唐德剛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書，說近現代史上，只李鴻章、周恩來或可比擬。我想也是。 袁世凱自1901年亂世之中得攬軍政大權 ，到1907年被滿清權貴一腳踢開。6年間變法維新，建樹頗多：建立以“北洋六鎮”為首的現代化陸軍及“保定陸軍學堂”、“軍醫學堂”等一大批軍事院校；創辦北京、天津兩市的一批現代化的警察部隊（民初京津兩市的治安曾享譽世界）；創辦山東大學，興辦新式學堂，最終於1906年水到渠成，與張之洞聯名奏請廢除科舉制；興建科技、路礦及各種現代企業（沒有拿一分錢的股票）；說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憲計劃，派遣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設各省諮議局，推動地方自治；創辦或改革郵傳、無線電報、招商輪船局、新式幣制…… 以上政績斐然，循序漸進，可比擬於沙俄末代之鐵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義之能星火燎原，難說沒有袁世凱7年主政的功勞。沒有各省諮議局翻雲覆雨，又哪能一夜間改朝換代，免去中土大亂。這也是袁世凱1911年捲土重來，振臂一呼，能夠得到各方面認同和雌伏的原因之一。但我們因人廢行，只說袁大頭是徹頭徹底的壞蛋。 至於“二十一條”事件，容後再議。

說回孫文。為什麼不把袁世凱列為亂臣賊子（理由如前。至於稱帝一事，非亂臣賊子，乃“僭主”是也，我把袁和毛並稱為20世紀之僭主，須另文處理），反而指證孫文為亂臣賊子呢？以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20世紀之中國大有人在。如汪精衛一代文膽，不惜一死，去行刺攝政王。我不算他是亂臣，皆因他是個人行為，書生意氣。賀龍如李逵般輪起兩把菜刀，難說刀下就沒有枉死之人。但我也不算他是賊子，因為他代表了最底層民眾在苦難中的掙扎。但孫文不同。孫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組織的暴力與恐怖行為，並信奉獨裁。以敢死隊和僱傭軍的組織力量，及百折不撓的墨家精神，一手拉開了20世紀中國“極端年代”的黑幕。

一、黑金政治 1903年孫文加入黑社會組織“致公堂”，進入歷史悠久的洪門。企圖藉助地下會黨的人力、財力支持他的武裝革命。不久，孫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深感失望。1910年孫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對“致公堂”的不滿，信中稱他的第9次起義之所以失敗，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國分會答應報效5000元，卻只給了1900元。 孫文的革命全靠金錢支撐，胃口之大，今日的李嘉誠、包玉剛也要皺眉頭。1894年11月24日孫文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據歷史書說是近代中國最早的革命團體。其實這個掛羊頭賣狗肉的“興中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org”，而是一個“.com”。類似於今日南中國出現的民間“銀會”。“興中會”會員每人須出“底銀”5元，“股銀”則每股10元，越多越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將“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寫明，除盡忠報國以外，“兼為股友生財之捷徑”，而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興中會章程第8條）。各位看官，想入伙了吧。不能不佩服孫文實在是一個有商業頭腦的政治家，等於以報國為名，大搞傳銷和“老鼠會”。

不久，孫先生便捲款13000元，匆匆趕回香港和楊衢雲洽談資產重組去也。 海內外熱血華人的捐輸，填不滿孫文一次次街頭暴動的花銷。在“革命”的神聖名義下，孫文開始為籌款不擇手段。1907年日本政府迫於清廷壓力，逐孫文出境。孫文未與眾議， 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饋贈的5000元，於當年4月3日再次捲款潛逃。此舉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在章太炎、張繼帶頭下，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幾乎為之瓦 解。

1901年，孫文自新加坡去法國。在巴黎經安南總督牽線，法國政府同意借款1000萬元扶持孫文的革命（在孫文《將赴美洲致各同志書》中偽稱借款人為某法國資本家）。孫文為此開出了什麼條件，因此事後來未成，史無記載，不得而知。

“護國運動”中，孫文又暗中與以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來，透過居間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後收受日本軍部接濟140萬日元（折合當時美元約70萬元），開日本軍國主義介入中國內政之先河。孫文一再接受對中國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的日軍國主義者的“黑金”，此不為亂臣賊子，何為亂臣賊子？

“護法戰爭”中，孫文為達“革命目的”，再次不惜代價，當府院之間正為是否對德宣戰鬧得不可開交，他通過親信的留德學生曹伯亞，私下接受德國政府賄賂的“黑金”兩百萬銀元（見美國駐外使館呈國務院報告USDS893.002707號，及戰後德國檔案德國外交官秘密報告）。拿到這筆款子，孫大總統再次振臂一呼，幾百名因議會解散而失業的“國會議員”，和程璧光的海軍第一艦隊便簇擁着他，浩浩蕩蕩南下廣州，向主戰的段祺瑞宣戰。

收受黑金，勾結倚重秘密會社，自孫文始作俑，便成為國民黨的光榮傳統。從他的關門弟子蔣介石，到今日台灣政界袞袞諸公。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

二、恐怖主義與獨裁 20世紀中國恐怖主義之先河，也自孫文始。孫博士並非一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其窮兵黷武之處，為革命目標殺人如麻，可以直追雅各賓時期的羅伯斯庇爾。他一手策劃的所謂“十大起義”，無不充滿刺殺和公共場合爆炸案。以第一次廣州起義（1895年10月26日）為例，孫文親手寫下的企劃案說：光武裝攻打督署還不夠，還要“四處放火”，於城內各處“施放炸彈，以壯聲勢”。 1918年，廣東督軍莫榮新與孫文發生衝突。孫氏登上軍艦，下令炮轟位於市區的督署。那艦長不是國民黨員，堅持說怕傷及無辜，不肯開炮。孫文勃然大怒，竟然推開炮手，親自點火放炮。孫先生沒當過炮兵，這一炮命中幾何，也可想而知。

革命早期的孫文，尚傾心於美國制度。同盟會員也大多有留學歐美的背景，頗具民主思想。但二次革命以後，一方面屢受挫敗，孫文日漸感到同志般的黨員關係對他的乾綱獨斷鉗制太多，慢慢權欲膨脹。另一面蘇俄的列寧主義的崛起，對孫文刺激頗大。1913年9月27日，孫氏在日本召集流亡黨人，將國民黨改組為由他個人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孫文竟然要求每一個人入伙時按指印、立誓盟，並向他本人宣誓效忠。這種從黑社會學來的作風及獨夫的姿態，不要說具有民主主義背景的同盟會元勛們，就連每一個稍有自尊心與獨立人格的黨人也實難接受。包括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一大批人，皆棄之而去。蔣介石等少壯派武人則趁機加入。

從此，國民黨在孫文手中（而非像常說的那樣在蔣介石手中，說蔣背叛總理不過是國民黨左派的統戰宣傳，蔣介石其實是孫文一脈相承的信徒），漸漸變成獨裁政黨，孫文也再非善類，逐步成為他夢寐以求的列寧式的強硬領袖。（他若是有朝一日攻下北京，決不會像基督將軍馮玉祥一樣仁慈，肯定和列寧一般手起刀落，將故宮裡的滿清孤兒寡母統統殺掉，一個都不能少。但又不敢象羅伯斯庇爾那樣光天化日的殺，而是像列寧一樣悄悄殺，殺了胡亂埋掉，打死都不認帳。） 暗殺革命元勛、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就是一例。

光復會是革命黨的第二大股東，其領袖人 物章太炎、陶成章等素與孫文不合。尤其是陶，與孫大總統自1907年起便交惡。1912年孫文一派與光復會爭奪浙江都督一職，陶成章呼聲最高，得到浙江名流馳電聲援。陳其美秉承領袖意旨，派出年僅24歲的殺手蔣志清（介石），於1912年1月14日深夜2時，潛入上海廣慈醫院，連開數槍，中頸、腹部，將陶成章射殺於病房。 嗣後，蔣介石潛逃日本。孫文電函陳其美，表示“不勝駭異”，責令陳“嚴速究緝，務令兇徒就獲，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靈，泄天下之憤。切切”。 陶死後，光復會便一蹶不振，再無與孫文爭風之力。蔣介石立此大功，一年後在日本正式加入“中華革命黨”，從此得到孫文器重，愛不釋手。

三、出賣國家主權 前述孫文之秘密外交，每一回領取日本、德國、法國的津貼，到底有些什麼出賣主權的協定，雖有謠傳，不能一一坐實。但在“二十一條”事件中，其無恥無義、不忠不孝，確是鐵證如山，拿什麼崇高的革命藉口來都不能自辯。 1914年歐戰爆發。日本人趁機（1915年）向中國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時為國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願接受，又不敢拒絕。遂一面拖延談判時間，一面由顧維鈞（大總統府和國務院雙重秘書長）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國際間的奧援和干涉。孰料歐洲各國無力東顧，海外留學生群情激昂，將消息傳回國內，爆發了全國性的反日浪潮。 失去革命目標的孫文一看機會來了，竟然枉顧民族利益，認賊作父，與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甘心以袁世凱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條”，主動承諾出讓與日本，條件是日本出錢出力支持他及其黨人推翻袁世凱。 早在1914年，孫文便通過其密友，日本政客犬養毅，與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搭上了線。他於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極盡恭維之能事，並在信中慷慨允諾，一旦返華主政，當讓與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軍事及經濟特權。

無奈孫文當時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對他的空頭支票不感興趣。但孫文密函中所提出讓日本之主權，實為翌年大隈內閣對袁提出“二十一條”之藍本。等到上述1915年因“二十一條”引發全國反日浪潮時，孫文舊事重提，於當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務部政務司長小池張造（孫博士的日本朋友還真多），重申前函之建議，怕鬼子不答應，還迫不及待地加重砝碼，出讓之中國權益更加具體，讓日本人不忍拒絕。 （以上情事見戰前日本官方檔案孫文密函原件） 不禁要問：什麼樣的“終極目標”，可以驅使一個革命家為達目的，細民可以殺之，小德可以出爾，連民族大義和禮義廉恥也皆可拋去，而甘為獨夫寡人，亂臣賊子！

四、內戰與分裂 20世紀中國之內戰綿綿，和南北分裂，說到底，始作俑者還是這位孫先生。 孫文因袁世凱刺殺宋教仁一事，發動反袁的“二次革命”（宋教仁名望已僅次於孫文，不死於袁世凱，在1913年清黨中恐怕也要被開除，甚至像陶成章一樣被自己人幹掉也說不定）。黨內對孫文藉機挑起戰端便意見紛芸，很多人不願內戰，以致二次革命半途而廢（孫文逃到日本後痛定思痛，開始領悟到獨裁是多麼重要，並日漸倚重蔣介石這種敢作敢為的革命青年）。

“二十一條”激起反日浪潮後，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國民黨領袖黃興等人，為顧全大局，主張暫停反袁，並呼籲為袁撐腰與日本交涉，全國民族一致對外，一面爭取國際奧援，一面準備對日作戰。但孫文卻在此民族存亡之秋，有如前述，暗中與日本政府勾結，出賣主權，收受黑金，企圖以此為契機，奪回大總統的寶座。

袁世凱歸天，黎元洪就任大總統，與段祺瑞鬧起“府院之爭”。張勳事後，段氏再造共和，於1917年解散了老國會。孫文這位“繼續革命論”者，認為時機再次降臨，又如前述勾結德國政府，憑着“兩百萬銀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謂“護法戰爭”。這一次年已51歲的孫文再也沒有耐心了，乾脆割據廣州自立，當上了“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對外宣稱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 請注意，自辛亥革命袁世凱收拾殘局至此，全國基本上維持了統一。孫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圖以武力統一全國，開軍閥混戰之先河，是自同治中興以來中國的第一次分裂。從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至於今日。

孫氏一面拿着外國政府的津貼和黑金，一面以此財力組建“僱傭軍”（陸榮廷、唐繼堯等地方軍閥），一次次挑起內戰，製造分裂，迷信武力。試問：這樣的革命先行者於國於民，有何功德可言？中國若不是身陷長達十幾年的內戰，日本豈會長驅直入，救亡又怎麼壓倒了啟蒙。

事實上，孫文終其一生，連個區區廣東也彈壓不了，反而窮兵黷武，讓廣東子第民不聊生，無論經濟、治安，都大大不如他意圖消滅的北洋政府治下之省份。 1920年，孫文又搞到一筆款子，再回廣東，就任非常大總統，主張武力北伐。廣東督軍陳炯明（老同盟會員，黃花崗起義的暴動隊長）表示戰事甫息，宜休養生息。不如發展民生，謀求聯省自治，再徐徐圖之。但這種漸進循序的改良路徑，大總統哪裡聽得下去。兩人發生矛盾。加上陳一貫反對孫文借俄國以自重的做法，早在1915年，他與黃興、李烈鈞等人在海外便針對孫文，共同發表宣言，聲明：“絕不依賴外力干預中國內政。”（可見孫之秘密外交在黨內早已臭名昭彰）1920年4月29日，蘇俄代表在漳州與陳秘密會晤，允諾資助陳的南方軍隊完成統一，條件是中國放棄外蒙。陳炯明斷然拒絕。孫文得知後大怒，對他視之為“十數年之卵翼”的陳失望之極。兩人關係進一步惡化。1922年9月18日，孫在上海發表“告黨員書”，宣布陳炯明背叛革命。而後陳的部隊公開炮轟總統府，雙方正式決裂。陳炯明致吳敬恆書中曾說：“南寧勞軍之日，欲演烹狗之劇，事後聞之，毛骨俱悚。”

孫文早已不是那個甘願拋頭顱（現在只想拋他人的頭顱 ）、下油鍋也要救國救民的熱血男兒，他不甘心只是做一個在野的精神領袖，和中華民國開國的紀念品。他在幾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為一個要求黨員和部屬絕對服從、不惜犧牲國家與民族利益也要達成其政治目的和個人野心、並以革命的名義以百姓為芻狗的亂臣賊子。

行文至此，看見近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警惕西方敵對勢力利用“法輪功”的政治圖謀》。又忽忽想起1925年孫文如願所償的病逝於北京，章太炎先生遙寄的一副輓聯：

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 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