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民族精神論

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現代文明，仿佛夏日的悶熱窒息，各種活物仿佛奄奄待斃。一切生機都粘滯了、死寂了。……突然，從看不見的遠，傳來陣陣連珠的雷聲，絲絲清風似有似無地掠過酷熱的荒漠。具有超級民族精神之風範的宇宙喚魂師，開始施展秘不示人的法術了。

當文明大氣候發生大規模轉形時，情形仿佛於此。

在一派透骨的清風中，耳目為之一新的暴雨降下了！落在這曾因久久的焦渴而瀕臨絕境的荒原上。天空黑沉沉。電閃與雷鳴、群龍齊囂騰，江海馳漲、氛圍緊張----這是令人激動的困擾，這是創造了希望的危機。

暴雨變為霖雨，霖雨經久浸潤。他洗去世界的塵蒙。一面，他有彌賽亞般的獻身精神；另面，他有隱逸之士的孤傲與戲謔……他軟化了堅硬冷酷的心。

大地更生了。枯燥的沙漠奔湧出浩浩濁流……不要蔑視他的污濁，那是遲早會沉靜下來的生命之水，沉靜為湛藍的智慧海。

有一個神話曾經講到，荒漠中有過一位孤獨的獵人，以其勇敢贏得了女神的敬意。於是女神向他許下宏願，賜給他一個特權：每當他焦渴需水時，只須默禱女神的名字，傾刻會有甘泉奔涌而來。一天，勇敢的獵人渴了，他默念女神。誰知道，面前出現的不是美麗照人的女神，而是一個醜陋骯髒的老婆婆。她拿出一個臭皮囊，遞給獵人。惡臭使獵人噁心，他拒絕了這不潔之水。突然間，老婆婆顯出了女神的本相，她告訴獵人，是她在使用惡臭考驗他的意志力量。由於他失去了對女神的信念，從此也就失去了那個特權。在意志的考驗中，體力上的勇士變成了信仰上的懦夫。

唉！潔淨癖使人失去了生命之水。為了人的生存發展，甘取濁水與糟粕的精神，可以使人獲得再生。古人的糟粕也許正是我們的精華！懦夫的名言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勇士的名言是"取其糟粕，棄其精華"。----這是新民族的精神衝動，對舊道德規範的勝利征服。

當歷史潮流開始發生大規模逆轉時，文明潮汐的最微妙徵兆，首先被一些敏銳的心靈所捕捉。可是，舊有的語言和其他既成的花式，卻很難淋漓痛快地傾吐這些嶄新的感受。這些心靈不知道怎樣才能使新的體驗與舊的程式協調起來。在萬般苦惱和千種躊躇中，他們像耶穌的敵人掃羅，在瞎眼的苦惱中，終於改轅易轍，棄絕一切現成的語言，擔負起新的使命；又像狡詐的禪宗六祖惠能那樣，不着形跡，經過師法自然的運化，他們終於像是古希臘的名歌手克里昂那樣吹出了激越的笛音。新的心靈之笛，是性靈的天籟。他有隻可意會、難以言傳的神韻，又給處在"似與不似之間"的新民族精神形式，以生命的顫慄----以微妙的變化，導出文明潮流，排山倒海的移易……

舊傳統自以為光榮，滿足於自己的歷史，滿足於很久很久以前的業績。他以為自己無所不包，他以為自己永遠正確、年輕。其實，這是衰竭的徵兆。新文明勢力則意識到自己的脆弱，意識到生命和精神都是有限度的----於是更加渴望用創造來充實自己，去展示生命的海洋……

舊文明盲目認定自己就是世界。其實，它不是世界，它只是世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且是行將消失的一部分。也許正因為它行將消失，所以才認定自己永存。儘管它有時標榜自己很新、很新。

新興的文明，寬容甚至崇尚超乎理性解釋之外的民族精神之光。他不是沒有理性，而是不滿足於理性。他並不"生而自由"，但他渴望自由。不是縱慾的"自由"，而是創造的自由。新興的文明，不習慣唯理的限制，他深受限制與束縛，長久的蟄伏使他厭煩。亟思變革的心情因而崛起了。他渴望創造是因為他感到了自己的貧乏。他從舊傳統的陰影中走了出來，成為一個真正的"孤兒"！沒有援助他的手，沒有憐憫他的心……現在，一切都必須靠自己了！"不創造，便死亡"----這是支配着新文明勢力的黃金意志。

博大精深的思想與燭照天地的民族精神？他們的背面，刻着什麼？刻着偉大靈魂的痙攣。這痙攣映現着宇宙之日趨無限制的動態。

民族精神是人格之光的流露。大的人格極豐富，他所寄寓的民族精神形式則相對狹窄。大的人格所以流露為這種特定的民族精神，是因為生活的某一契機觸發了他。空前的膨脹力，把別的衝動、別的契機、別的形式抑制了下去。人格的根源埋藏在自然環境和文明歷史的深層中。個性的價值即在於揭示了、並用民族精神再創了這一根源。因此，否定或抹煞個性，就包含着否定、抹煞這一根源的危險。

民族精神無法脫離他的根源，只有立足於此，民族精神才可能超越時代和民族精神代言人本身的局限，升華為普遍的、前兆性的精神先導。

鄉曲之士們只是抓住並固守民族精神的皮相。他們稱平庸無奇的臨摹為"真實"，他們視粗淺的描繪是"為生活寫照"。偉大的民族精神卻是在引導生活前進的方向－－他在母腹之中就已經是生活的指導者、歷史的活路標。

有人只是生活漣漪的摹寫者，有人卻像是生命內部的光，甚至能夠照亮了生活的外在本身！他們，不斷創造新的意境，而不滿足於尋求新的題材。生命的奧義是這樣一種主體所捕獲的滋味："此中有真義，欲辨已忘言。"（陶淵明《飲酒詩》其五）

真義，是生命之味，是民族精神之味，是喜新厭舊、朝秦暮楚、自我揚棄。他拒絕摹寫生活、服從生活、添舐生活----他照亮生活、塑造生活、拋棄生活。

超越舊傳統的民族精神之光，掃瞄着舊理性所把握着的全部表象世界，並以內在的生命力，穿過了它。他用"光"，為自己和來者，開拓了一個新的感覺世界、新的民族精神世界，以及可能的新的理性世界。就像是《舊約》中的上帝耶和華那樣：

說有光，就有了光；解開黑暗的渾沌，造就新天新地。

民族精神能與人類同在，是有不可能替代的代償作用：不僅鼓起懦夫的勇氣，也能彌合破碎的心靈。只要一個人"有靈魂"，民族精神就會對他施行感而化之的"魔法"。

一個人喜好什麼樣的民族精神，他的生活圈子裡，大都缺乏類似的實存。他首先感到了現實的匱乏，然後才覺察了民族精神的饑渴。卑鄙小人，比偉大行者，更需要偉大的激勵！因此他才需要民族精神－－或創作或欣賞；或宣泄或沉緬。

民族精神是在個人生活陷入失落狀態時分的一個有效的招魂手段。他用民族精神之美，召喚對生活的絕望。拂去良心上的灰塵，使之重新光鑒萬物。這良心曾因生活的困擾，而蔽塞不通；曾因人事的糾紛，而晦暗不明。

民族精神又是民族文化的招魂手段。他從宇宙精神的深層，重新發現被世俗的群體生活遮覆以至不幸遺忘了的重要內核(文化核、文化魂)。這內核，一度產生又一度失效，但在文化的循回所產生的新的需求下，他再度成為急世之用的要質。切入要害的民族精神，正要招回這業已失落的民族精魂。

新文明初起的時代，人們既對舊文明深惡痛絕，因而又有恨自己無力擺脫的心情。舊文明的殘跡刻在他們的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記。一種社會性的滌罪要求，體現為追求異境的新民族精神，是不奇怪的：他渴望以此遺忘過去的陰影。這時，民族精神上升為超出民族精神形式之外的光，甚至是宇宙之光！

輝煌的民族精神，不是"對燦爛生活的反映"；而是"對暗淡生活的反應"。民族歷史的文化復興，本發自社會失調和精神衰竭的連鎖困境。"多難興邦"的啟示告訴我們：寬闊壯觀的河流，必定來自崎嶇險惡的叢山峻岭；強盛多元的民族文化，只能孕育於心靈界域的綿延暗礁。此時的不幸，當催發彼刻的幸運。

千百萬人屏住了呼吸，用靈魂靜觀這精神的變局。這變局激起的震波，深入地表、上貫九霄，席捲一切、再造萬有。沒有生靈能逃避他的左右。他陶冶現在的心靈，鑄造未來的歷史。

狂飆！狂飆！！狂飆！！！

作為精神運動的先驅，確有必要適度地"脫離生活"。

沒有一定的距離感，他如何引導文明新潮？如何手指那洪波湧來的神秘方向？試想，如果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之流藝人，以及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等騷客，沒有從那超現實主義的中世紀生活主流及其教會理念的模子裡適度地"脫離"出來，哪會有什麼文藝復興？哪會有文明新潮？只有西西里島上的黑手黨罷了！

脫離生活，遠較深入生活，困難得多！他不是鑽到生活的細枝末節及其永遠雷同的是非堆里去，而像是一隻矯健饑渴的鷹或是一匹荒原上的餓狼，從生活的沙灘頭上奮飛而起，盤桓在脫離了沙灘的碧藍天上。他並沒有忘掉大地，他的目光如劍，始終搜尋着沙灘上的尤物。他熱愛大地上的每一個動靜。他還要回來的！回到生活的沙灘上，但不是服從它，而是蹂躪它。那是另一種風情另一番意韻的"服從"----凱撒服從了小小不列顛島夷："我來到，我看見，我征服。"

這是我們理想中的民族精神？這樣的民族精神，出現在歷史陣陣痙攣、文明苦苦分娩的神秘時分。這是上品與真品。他的價值，在於提供了生活本身既缺乏又亟需的要素。這種精神循環系統中的"維生素"，所具有的再生力，使得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的生活板塊漸漸綻裂開來----新的萌芽帶着新的消息，生長起來了。

哪裡有過什麼"脫離生活的民族精神"？正如，與生活無緣的思想，哪裡會發生呢！思想的致命處是太切近現實；民族精神的致命處是太親昵生活。任何民族精神與思想，不論他多麼驚天動地、深邃透徹，不論其構造多麼奇特、怪誕，都只能起自生活的原野。

因此，民族精神、革新思想的要質，是努力掙脫生活的誘惑與威逼。

要是流失了民族精神的甘泉，世界將露出荒漠的本相，生活將成我單調的勞役。不錯，世界是美麗的。但若不以一顆民族精神的愛心去體味它，美麗又將是什麼？不錯，生活之象似乎妙趣橫生，但若沒有一雙民族精神之眼去再生它，我們就只能看到"美妙"的虛幻性、短促性。是民族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生活與世界的存在本身，給人以永恆之感。甚至那些低劣的民族精神，也能使心靈覺得時間壓力的弱化。民族精神的麻醉功能，超渡了塵世的苦痛，洞開了"無我"以至"坐忘"的天國。 常人以民族精神與"誇張"劃上某種程度的等號，其實民族精神有着更多的"省略性"----他將凡庸猥瑣短暫的東西，從自己天國般的明徹驅逐出去。在民族文化的招魂民族精神中，省略性尤其重要！若無恰到好處的省略，民族精神將是什麼呢？一片現代派雜種的狼藉而已。高貴的省略，本身就不失為一種自然而然的誇張。省略得恰到好處，即誇張得恰到好處----這是各種民族精神精粹的"第一原則"。省略與誇張，這是民族精神真品的里與表。

民族精神的力量並非外來的，他早就潛伏在人心的底里。只待適當的招魂形式和有力的民族精神手段，將之喚醒。省略去除了蕪雜，而將銳利的矛尖，逼向精神的最敏感處。

民族精神中有寧靜，民族精神包含着鎮痛作用。但民族精神的第一功能，卻不是上述的麻醉性，而是他在文明態形成過程中的搖籃能力。民族精神的力度和民族精神的寧靜，同樣可嘉。搖籃的作用比鎮痛的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明生成的方向。健康的、正在興起的生活，需要積攢力量。而鎮痛對受傷者和失敗者才更有用。人們每時每刻都需要力量，但不是每時每到都需要鎮痛。更何況，鎮痛效果也是內力對外力的懾服。

陶醉於偉大希望的一代新人，是推進新生活、促發新文明的動力。拂去了歷史灰塵的新人們，拋棄了歷史專家強加給的枯燥程式，而以自己的良知良能預感到："過去"與"未來"正在"當前"這民族精神的汪洋恣肆中，交接、轉易。他們不是背負着傳統的紳士，也不是反文化的匹夫；而是新生活的行者，是激盪世界歷史的正負電極。

憑着生命的力量，他起誓－－各種過程的精華與糟粕，到了他的手中，都可以重新成為靈感之"極"。他們，也許是貌不驚人的一群，但卻是新文明電光之陽極。精妙的民族精神和壯闊的靈性思想，將在他的手中成形。醇透的新酒，就要飄香在歷史的原野。

新民族精神宣告新時代的破曉。霞光與長空，露水與花蕊……沒有人能從這活力的擁抱中，逃開。他的無限寬容和謙卑，一如"水之就下"，使人無法拒絕他。他潛入意識的深處，別的精神樣式，如何替代？

再造歷史的真民族精神，免不了疾視甚至譏誚。哪有一個大思想，能被輕鬆地理解、吸收？大思想的出現，意味着人開始與"過去"的影子分離掉。這時，真民族精神從母體中脫胎的劇痛，折磨着他。真民族精神越巨大，他為自己的誕生，所付之代價也相形越大。

他是活生生的----一方面，他是"繼承"的；另方面，他又是"創造"的。他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一個文化系統、某種文化生活可以消失，但它遺留的民族精神和思想，卻以其類型特徵、風格魅力去打擊後人的心，並俘虜他們。

對文明命運的上述觀察使我們不得不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體系、文化類型都發端於：與之相應的一種民族精神氣質及創新衝動。沒有長久的饑渴和灼熱的好奇，是根本釀不出文化蜂蜜的。同時，任何一種文明體系，都終結於對形式、技術、細節的崇拜與恪守。初起的文明傾力於民族精神、宗教、哲學等主觀色彩濃厚的形式，而成熟沒落的文明則更關注道德、教義、科學、技術、規章制度等外在方面。

以文學為例，初起的文明愛好詩歌，而成熟的文明更愛小說、報告文學。這是因為，前者較後者更富主觀色彩。而在文明的衰頹中，心靈則更注重"功利"----

初起的文明甚少關切直接的功利目的。不是由於它的智性薄弱、慮不及此；而是由於他的心思太高邁，眼光太深邃了。因而視功利如塵土、視富貴若浮雲。他並非與功利無緣。他，是在更大更根本的方面去把握功利：以精神上的狂放迂迴，完成對實存的會戰圍殲。

只有沒落的文明才以其鼠目，直接為寸光的功利左右，只有當一種文明再也看不見天國的前景，才在細節上大做文章。這樣，他的道路日窄一日，以至於蠹敗。

就哲學領域而言，初起的文明更喜愛富於智慧的隻言片語；如赫拉克里特；而衰頹中的文明則崇尚富於理性的系統學說；走向結束的文明，大多趨於經院之學。

在古希臘世界，第一類的代表是赫拉克利特，第二類的代表是柏拉圖，第三類代表是亞里士多德和普羅提諾。在古代中國本土文明時代(魏晉以前)，孔丘、墨翟、老聃是第一類代表，莊周、孟軻、荀況、韓非是第二類代表，呂不韋、劉安、董仲舒是第三類代表。

精神現象是互相溝通的。種種精神之花的形式，諸如民族精神、宗教、哲學、科學……在各時代各文明各氣候之中都不斷生發着。但是，它們各自的花期、色彩、狀態、氣味卻受時間韻律的規範，而呈現參差不齊、五光十色的特異性。

比如在民族精神的極盛時代，哲學和科學以至宗教都不等地染上了民族精神的色與味。這是伯里克里斯的雅典，利奧十世的意大利，春秋和盛唐時代的中國。而在科學和規範至上的時代，連藝術和宗教也被染上了唯理主義的、工具主義的味與態。這是希臘化的亞歷山大里亞時代、羅馬的帝國時代、當前的希臘化即美國（相當於馬其頓）化時代；以及中國的兩漢經學時代以及明清理學時代……當今的世界與中國，並不同屬一個文明周期，儘管，中國正在走向西方，但西方正在走向未明----兩條來源與去向並不相同的軌跡，正在接近異體交叉的時刻……

例如，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過時；但中國的民族主義時代還沒有開始！

因為民族主義乃是步入現代社會的必要途徑！

a，當一種新的文明類型開始醞釀時----它的心靈朝向純民族精神的意境。它的道德、它的禮法，也首先作為執着的民族精神而表現。

b，當它的有機生命趨向萌動時----追求民族精神的意象與追求道德完善的爵向，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在相反相成中，互相肯定着自己的－－自己的對立面。

c，當它勃然興起時----它的民族精神強烈剝蝕着道德的陣地：有如飛沙走石，有如新株擠破了板結的硬土。

d，當一種文明臻至鼎盛時----民族精神的世界與道德的世界二元並立、分庭抗禮。但同時，民族精神完美得如同道德；道德靈活得如同民族精神……他們獨立自主，但並不廝鬥。

e，當一種文明的內力衰竭了----它的民族精神變得放縱起來，目空一切地自我炫耀。他嘲弄道德，因而忘掉了克制，埋下了復仇的種子。

f，當一種文明無力應付各種壓力而僵硬了----那最後的道德熱忱又會變態地熾烈起來，不分青紅皂白地壓制一切有獨立傾向的民族精神表現。整個社會生活日趨內在的緊張與窒息。這裡不存在因果關係，只是一個隱秘的文明圓周的表象綿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