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污吏與清官酷吏

馬悲鳴

【此文寫成於兩三年前，現再貼出來仍有現實意義】

　　文革結束二十多年了，可今年春節聯歡會上，演員反串的革命樣板戲又大叫其座。據說革命歌曲搖滾連唱《紅太陽》賣出了八百萬盒。人們還在懷念着毛澤東時代。這是一種什麼心態呢？

　　有人說這是對鄧小平時代貪官污吏的反感。這應當說是重要原因。但毛鄧兩時代的官場特點到底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呢？

　　毛澤東時代的官，特別是文革開始之後的官場以清官酷吏為特點。鄧小平時代的官，特別是胡耀邦倒台之後，從趙紫陽上台開始的官場是以貪官污吏為特點。清官酷吏容易左傾，貪官污吏容易右傾。

　　毛澤東發動文革，就其表面文章看，是整“走資派”。“走資派”的全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權派”就是官，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在國內那個時代的理解就是腐化墮落。是故民間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字面理解，就是整共產黨內的貪官污吏。

　　從表面上看，毛澤東是嫌他手下的官還不夠清，吏還不夠酷而發動的文革。其意是將那些不甚清的官和不甚酷的吏清除掉，以便換上更其清的官和更其酷的吏。而其實文革前的中共幹部就已經夠清夠酷的了。

　　“鎮反”殺了八十七萬餘人。以《關於反貪污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指導下的“三反、五反”運動引至一萬三千人自殺。由反胡風導致的“肅反運動”有兩萬一千三百餘人被判死刑，四千三百餘人自殺或失蹤。“整風反右”導致兩萬二千一百餘人自殺，另有三千五百餘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三面紅旗”的大躍進餓死了少說兩千萬。

　　截止到文革開始前，中共內部除了高級幹部一些有限的特權外，已經很難找到貪官污吏了。窮到那份上，哪來的貪污資源？毛澤東發動文革，還嫌清官不夠清，酷吏不夠酷。既然有“清廉”兩字的價值取向優先，就可以放手發動群眾，敞開使用酷吏之刑。吏治既要“酷”，就容不得人權。

　　《老井》作者鄭義在《兩個文革雛議》中堅持說，除了毛澤東發動的黨內爭權奪利的文革以外，還有一個“奉旨造反”的所謂“人民的文革”，即“利用皇帝，打倒貪官污吏”的“人民起義”。

　　根據中共組織系統1984年的內部統計，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導致四百二十餘萬人被關押和隔離審查；而曾被公安機關拘留、逮捕的只有一百三十餘萬人。一百七十二萬八千餘人“非正常死亡”；而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卻只有十三萬五千餘人。

　　其實張志新和遇羅克還真得算文革致死的人命中這百分之八的幸運者，到時候還真有個司法機關出面平反。其他那些被私設公堂，折磨致死的一百六十萬冤魂哪有這等待遇？！還不都是由迫害死他們的各單位“人民起義”掌了權的那一派把持的政工組再讓他們的家屬“感謝黨，感謝組織”，才給他們做個紙頭上的結論。一條人命換來的只是潦草幾個字而已。

　　這一百三十餘萬被公安機關拘留、逮捕者是鄭義所謂“毛澤東的文革”造成的，而那四百二十餘萬減去這一百三十餘萬的近三百萬人的被關押，被隔離審查就是鄭義所謂“人民的文革”造成的。“人民的文革”與“毛澤東的文革”之間的迫害比是9:4。

　　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十三萬五千餘人是“毛澤東的文革”的結果。一百七十二萬八千餘人減去這十三萬五千餘人的近一百六十萬“非正常死亡”就是鄭義所謂“人民起義”的結果。“人民起義”與“毛澤東的文革”致死人命比是12:1。而被鄭義盛讚的“人民起義”所攻擊的對象卻遠不是什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貪官污吏”。

　　如果真有兩個文革的話，也只能是鄭義所說的互相利用。“人民起義”和“毛澤東的文革”朋比為奸，合夥迫害人權。鄭義的說法只是為他自己當年搶着給偉大領袖立新功行為的強辯而已。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根據中共自己的內部調查統計，截止偉大領袖毛主席去世，他老人家親手發動和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殺死、整死、逼死、餓死的不下兩千六百萬人。扣除餓死的兩千萬不計，被直接殺死整死的就有六百萬之巨。還未包括解放前夕的“土改”殺了的一兩百萬地主。

　　胡耀邦主持文革平反是針對酷吏政治的。他的倒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既不想要酷吏，也不想要貪官，從而沒有真心支持他的官場力量所致。

　　趙紫陽當政之初，香港大學的張五常教授給他出了一招，叫做“用貪污買下共產黨的特權，以瓦解對市場經濟走向的抵抗”。這便是放手貪污的起源，並因其放得太快，老百姓的心理一時無法承受，終於導致了以“反官倒”為名的八九學潮。當然，六四成功的武裝驅逐，難免使貪官污吏有恃無恐。但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走向確也難以回頭。

　　我們可以比較毛澤東的“清官酷吏”和鄧小平的“貪官污吏”之間孰惡。毛澤東時代的幹部最多只是多吃多占，而且很有限，特別是一再提倡革命化，遠不是貪官污吏。高層的腐化，如毛主席玩女人這種事僅僅是最高統治者及其封疆大吏等有限幾個人的特權。蓋因那時的政治競爭激烈，大家都官位難保，腐化墮落很容易授人以柄。彼時幹部的主要問題不在貪污腐敗，而在蠻幹以冒功邀寵和傾軋。

　　鄭義文章中提到的，四川宜賓文革武鬥中兩派都控訴“困難時期”每天只吃“三兩七錢五”。但造成這慘狀的並不是市委書記、地委書記或省委書記兼西南局書記李井泉貪污腐敗，而是他們大哄大嗡，蠻幹冒功的結果。“三兩七錢五”以外的糧食並沒有貪污到共產黨各級書記的腰包里去。他們也絕不是什麼貪官污吏，而是地地道道的清官酷吏。結果是“人民起義”造成李井泉的全家遇害。毛澤東後來憐其滅門之慘，把他調中央進了政治局。毛澤東死後他與蘇振華、彭沖等是力保“兩個凡是”，對毛澤東最忠的幾人之一。毛澤東的大忠臣都是些清官酷吏。

　　官若清，則必酷。傳說中的包公用鍘刀處死刑，和後來殺劉胡蘭的辦法一樣。海瑞也是著名的清官酷吏，並上書請恢復明初朱元璋當政時對貪官“剝皮囊草”的酷刑。古代因為沒有社會主義控制國民經濟，清官酷吏造成的災難沒有那麼明顯，也因此一直是民間歌頌的對象。但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清官酷吏之禍已經不容忽視。解放以來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加上清官酷吏，更讓老百姓無法施展謀生的技能，而被迫忍窮受困。

　　古代的貪官污吏很招人恨，蓋因那時還是農業社會，工商都不發達。而後來的工商社會即使加上貪官污吏，也能給人帶來施展的機會，得以免於窮困。當然這機會很多就是用賄賂和以權謀私得來的。毛澤東時代的清官酷吏基本上是平均分配，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導致財產上的不再平均。

　　懷念毛澤東時代者是懷念其“均貧富”和沒有貪官污吏，蓋因目前生活水平已有所提高，所謂好了傷疤忘了疼，不再計較清官酷吏治下的窮困和沒有人身保障。那時連官場亦無人權。上至國家主席、元帥將軍，下至地富反壞右資黑及其子女；一場文化大革命，竟然致死了兩百萬之巨，株連一億！

　　感謝鄧小平時代者是感謝其擺脫對施展謀生技能的束縛，而非感謝其發展貪官污吏。當然貪官污吏也換來了人權狀況的改觀∶官員既然要貪污，就沒精神去整人。更何況本人既是貪官污吏，最怕暴露挨整，自然不會再積極鼓勵對人權的迫害。

　　六四時戒嚴部隊突防的沿途打死了約三數百人。現在看來，傳說的廣場中心大屠殺並未發生。事後的鎮壓也遠較“清理階級隊伍”時輕得多。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以三數百人死於大軍突防和近兩百萬人死於文革的私刑迫害相比較，哪邊的人權狀況更糟不難判定。

　　辛亥革命以來，人們總說着前清的貪官污吏。其實庚子年間，鼓動慈禧太后起用義和團殺洋鬼子排外的毓賢就是著名的清官酷吏。《老殘遊記》一書中的“玉賢，玉大人”就指此人。書中說他“清廉得格登登的”，卻殺人無算。凡關心中國吏治者，不可不讀此書！

　　毓賢在山西巡撫任內，把山西省所有的外國人，連同老弱婦孺，集中起來，殺了個淨光。真是個頭號愛國賊。八國聯軍平亂以後，點名要中國政府將其處死。

　　文革開始時，我以為毛澤東要效法拿破崙以專制強行法治那樣，以強權推行民主呢。結果並非如此。改革開放之初，我就盼鄧小平引用國家刑事法典，大殺一批“私設公堂，逼死人命”和參與武鬥，致人死命的文革餘孽來強行法治呢。結果他也沒有干。

　　連中國幾千年，外國幾百年才出一個的毛澤東和鄧小平這等大權在握者都幹不成以強權推行民主和以專制強行法治的事；那些書生所號召的，讓他們自己掌權來實行的所謂“新權威主義”更是騙小孩子的欺世之談；萬萬信不得。

　　清官酷吏呆板，貪官污吏滑頭。清官酷吏專制，貪官污吏腐敗。不要專制，就有腐敗。不要腐敗，就有專制。專制和腐敗是一枚錢幣的正反兩面。隨便一擲，必有一面朝上。但平心而論，當前中國的貪官污吏給百姓帶來的災難較之毛澤東時代的清官酷吏畢竟要輕得多。

　　貪官污吏讓他們自己發財，清官酷吏讓你受罪。在沒有其他選擇餘地的時候，您真願意選擇寧可自己死於私刑迫害也不讓他們發財嗎？或許您願意，但全國老百姓未必都和您一樣。

　　既不要酷吏，也不要貪官的吏治不是絕無可能，現代西方社會就是成功的先例。但這在中國卻是極難。自從司馬遷在《史記》裡專門寫了篇《酷吏列傳》，兩千年以降，中國的吏治就是在清官酷吏和貪官污吏之間來回搖擺。也因此就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