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三字經》在開篇時說道：人之初，性本善，…。孔子認為，人天生下來都是純潔善良的，社會上之所以有惡人壞人，是因為後天教育不當或後天環境影響所致，使人性變壞了。西方基督教對人性的看法則截然相反，西方的聖經說，人天生下來就有原罪，人必須一生不斷努力來贖清自己與生俱來的罪惡，也就是說，西方基督教認為，人之初，性本惡。那麼，到底是東方的三字經對，還是西方的聖經對呢？


我的回答是，都對，又都不對。人應該是天生具有兩重性，人性生來就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人天生嚮往善：絕大多數人願意說自己是個好人，沒有什麼人會說自己是壞人；人做了好事，一般會有自我滿足感；人如果大多遇到好人，或者看到好人好報，就會比較幸福開心；嚮往善是人的天性。但人性又有貪婪懦弱的一面，人本質是自私的，利己重於利他。雖然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更善良些，另一些人則可能更貪婪自私些，但絕大多數情況下，人既不可能做一個完美無缺的善人，也很少會是一個十惡不赦毫無善心的惡人，而更經常的是一個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缺陷的不完美的人。認識到人同時有善惡的兩重性，對正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建立一個符合人性的社會管理制度，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我們既不應該天真地期望能夠找到或建立一個人人純潔善良，人人大公無私的理想之國，也不必因為看到人有自私邪惡的一面，就從此疾世憤俗，走向犬儒，不再相信善的力量，不再對善良正義懷有期望。


有意思的是，雖然東方孔孟之道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基督教認為人性本惡，但今天的孔孟後裔中國人在實際生活中如何看人，與基督教後代西方人如何看人，卻剛好恰恰相反。中國人對陌生人，一般總是先持懷疑態度，先假設對方是壞人，要等到認識了解對方後，才會逐漸相信對方。所以中國人一般對老朋友老相識比對新朋友新相識要熱情。而西方人則相反，對素不相識的人，一般先假設是好人，直到事實證明相反。西方法律也判定，在一個人沒有被證明有罪之前就是無罪。


既然人性里既有善也有惡，一個符合人性的制度就應該是一個能夠既充分發揚人性之善，又有效抑制人性之惡的制度。現代民主自由法治制度，就是人類找到的這樣一個迄今為止最符合人性的制度。現代民主制度給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是因為相信人性嚮往善，相信人天生要求上進，給人民以自由，人民就可以更充分地追求善追求上進，從而使社會得到良性發展。一個極度不自由的社會，善的力量就會受到很大的壓制，邪惡勢力就會乘勢擴張。看當今世界，各國人民嚮往移民的好國家都是民主自由國家，這個事實就說明，只有民主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善的力量，建設一個有利於人民的好國家。當然，現代民主制度下的自由並不是絕對的，而是以法律為界限的。自由之所以要有法律來約束，是因為人還有本性惡的一面，人總是自私的，一個人的自由走過了頭，就有可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當個人自由妨礙或傷害到他人時，個人自由就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這種自由與法治的相輔相成，使得現代民主制度既能夠充分發揮人性中的善之力量，又可以有效地制約人性中的惡之勢力。另外，政府官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政府操作必須接受人民監督，一屆政府只有幾年的任期，這些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徵都是針對人性里既有善也有惡而設計的。以多數票選官員，是因為相信大多數人嚮往善，在言論充分自由，信息充分公開，民智開啟的條件下，人民會挑選品德與能力出色的好人來掌管政府，而不會擁戴壞人蠢人，從而達到國家由能幹的好人來掌管的目的。但是，光選好人能人還不夠，第一，人民有時可能會看錯人，第二，沒有完美的好人，再好的人，賦予重大權力之後，也有可能犯錯，甚至好人也可能因為權力增加造成自我膨脹而變成壞人，所以政府要受監督，要每過幾年讓人民再認可或換人。


與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相對照，專制制度則是一個不符合人性的制度。專制制度假設統治者完美無缺，不需要受監督，不需要接受人民的檢查和認可，統治者永遠不會犯錯誤，所以可以永遠掌權。比如中國有個共產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實在是個非人間的仙物。專制制度一方面假設統治者是完美無缺的好人能人，另一方面則又假設人民是無知無能，不能給自由，只配被管制的壞人蠢人。比如對中共制度的衛道士來講，一說到民主自由，他們就說不能在中國實行，因為中國人民素質太低，可同樣是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卻又總是那麼偉大正確，素質高得不行，這中國人到底是素質高還是素質低？怎麼一入黨一當官，素質就高得如同神仙了，不需要受監督制約了，一做人民，素質就低到連基本人權都不值，基本自由都不配了？真相是，統治者與人民一樣，都是人，都有善惡兩重性，都既有需要受約束受限制的惡的一面，又有可以讓他人受益最後自己也受益的善的一面。當今世界，只有民主自由法治制度，符合人性，能夠揚統治者與人民之善，抑統治者與人民之惡，使國家走向良性發展。說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等於說中國人不是人。如果中國人真的比其他民族的人素質低，那中國就更需要民主制度，來監督制約掌權的低素質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