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人，面對半個多世紀前的南京大屠殺，一方面震驚於日本軍人的兇惡和殘忍，一方面也不解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當中，竟沒有人起來反抗。然而當我們靜下來仔細想一想，又或許能理解國人當時的情形。當時的國人是生活在什麼年頭啊，從辛亥革命始，清帝退位，老袁復辟，護國戰爭，直奉戰爭，張勳復辟，北伐革命，反共清黨，中原大戰等等，這世道那叫個亂，城頭變換大王旗，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這小老百姓哪裡還找得着北，走了這個軍來那個軍，今天剛搞清楚這當下管事的政府是什麼名號，第二天就又換了招牌。逆來順受，保全性命於亂世成了老百姓的頭等大事，哪裡還有什麼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誰又能想到這日軍士兵壓根與“人”字就挨不上邊，整一個衣冠禽獸。日本軍人與中國百姓簡直是人類世界的兩極，一極是最窮凶極惡，有高度組織的武裝到牙齒的猛獸，一極是最善良柔順，毫無組織的手無寸鐵的羔羊，羔羊怎麼會反抗又怎麼能反抗呢？設身處地，如果湘君處在那個時代那個地點，表現恐怕也不會比當時的國人好到哪裡去。總之，當時的國人就是一盤散沙，毫無組織。沒有組織，再多的人也與一個人差不多。有了組織，才會有一加一等於二或大於二的功效。

在這裡，湘君所指的組織不是象政黨或黑社會那種狹義的概念，而是廣義的組織，如作名詞，就是指一起為某件事而努力的一群人；如作動詞，就是指招集起一群人來共同做某一件事。說起組織的功能，湘君再舉個例子，若有一天，湘君出差，一個人坐長途汽車，途中，兩個車匪路霸拿着刀挨個搶劫旅客的錢財，這時，湘君會反抗嗎？車上雖有幾十名乘客，但互不相識， 互不了解，若反抗，不知別人是否會相助，這樣付出的也許是生命，代價實在太大了，所以，湘君不會反抗，湘君是俗人，不是孫志剛，孫志剛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敢於以生命換取公正，但不是每個人都有孫志剛那樣的勇氣，這個社會更多的是湘君這樣的俗人。但如果換了一種情況，湘君不是一個人出差，而是和十多位朋友一起出去旅遊，若此時遇到車匪路霸，湘君便一定會反抗的，因湘君知道朋友們一定會相助，在這種時候這種情況下，我們這十幾個人已經可以算得上是一個組織了，其實湘君並不用反抗，只要趙大錢二孫三李四周五麻子地一通吆喝，就管叫那兩個匪徒嚇得當場尿褲子。當然，如果知道有我們這樣一群人在，那車匪路霸根本就不敢在這車上下手，這就是組織的功能。

前段時間得空在網上讀了大量反映中共敵後抗戰的長篇小說，計有《平原槍聲》，《戰鬥的青春》，《烈火金剛》，《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呂梁英雄傳》，《苦菜花》等等，這些小說故事精彩，可讀性極強。讀這些小說時，湘君想起了一件往事，湘君念小學時，正是文革時期，沒有什麼書讀，湘君曾捧着一本文革前出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象讀小說一樣讀得津津有味，有一天在朋友家讀到一本無頭無尾殘缺不全的書，不知書名，裡面有許風，李鐵等，還有叛徒胡文玉，覺得那叫個好看，一直憋着要找個全本來讀讀，這次總算讀到了，知道那是雪克的《戰鬥的青春》，讀到最後許風犧牲時，湘君還難受了好半天。

讀了這些小說，湘君最嘆服的是裡面描述的共產黨的群眾組織工作，從這些書中概括出當時華北敵後的普遍情形大致是這樣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派人到敵後作群眾工作，國民黨人走上層路線，聯繫的是縣裡鄉里的官僚，士紳，共產黨人走的是草根路線，一頭扎進村子裡，和村民同吃住，向村民宣傳抗日救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是指只有打敗了日本鬼子，中國人民才會有好日子；可行性是只要大家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就一定能打敗日本鬼子。於是，共產黨各級組織很快便在華北廣大的鄉村建立起來。當然，先建立的是黨組織，黨的組織有村支部，設支部書記，區委，設區委書記，也稱區政委，縣委，設縣委書記，也稱縣政委，地委，設地位書記等等，往往一個縣裡，起初派去的共產黨人只有十幾個人，一個縣委書記，幾個 區委書記，其他黨員則分頭到各村建立支部，這樣短短幾個月內就牢牢地控制住全縣的大部分鄉村，並建立起相應的行政組織與軍事組織，計行政組織有村，設村長，區，設區長，縣，設縣長，地區，設行署專員；軍事組織，村有民兵隊，負責保衛自己村子，區有區小隊，由各村民兵隊輸送精幹人員組成，是區裡的機動戰鬥單位，也稱武工隊，縣裡有縣大隊，由各區小隊輸送精幹人員組成，是縣裡的機動做戰部隊，縣大隊已經是八路軍的正規部隊了，再往上則是八路軍的軍分區和軍區的大部隊了。八路軍的編制最多的是團，可能是因為國民政府給十八集團軍的編制一共只有三個師，所以八路軍只好編成許多團，從三七年“七七事變”到四零年八月短短的三年，中共已經可以動用一百零五個團來進行百團大戰了，可見其發展之迅猛，組織工作之卓有成效。在華北敵占區，日軍能控制的只有城市和若干交通線，除此之外的廣大的鄉村則都成了共產黨的根據地。

人們在談論國共抗戰時，常有一個誤區，那就是只談國軍或共軍消滅了多少多少日軍，以此來推斷誰的貢獻更大，其實這樣比較既不全面，也不公允，抗戰初期，國軍有上百萬軍隊，而共軍只有區區數萬人，這哪裡有什麼可比性，共軍的戰績當然不能和國軍相比了。再者，國軍作戰依託的是大後方，而共軍作戰是在敵後，其所依託的根據地是從日軍占領地虎口拔牙似的一點一點地擠出來，搶出來的，其艱巨性可想而知。兩國交戰，拚的是人力，也是財力，物力，日軍以華制華，以戰養戰政策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共在敵後廣泛的游擊戰，中共在敵後建立根據地，壯大自己，是淨賺不賠的買賣，敵後廣大地區的人力物力為我所用，就不能為敵人所用，這樣力量的消長是相當明顯的，這本身就是對抗戰巨大的貢獻。試想，如果沒有中共敵後游擊戰，日軍能夠完全控制占領區，不用說利用占領地的人力物力，光是抽調出駐守占領區一半的兵力向西進攻，國民政府就很吃不消了。如果日軍能很好地控制中國占領區，建立起一個有縱深的戰略腹地，盡用其人力物力，則太平洋戰爭的最後結果也很難說，從這個意義來講，中共抗戰的貢獻也是世界性的。所以，考慮到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兩軍力量對比，我們雖然不能說共軍抗戰的貢獻比國軍更大，至少可以說共軍的抗戰比國軍更有成效，這種成效正是來自中共出色的群眾組織能力。

說到中共抗戰，不能不提老毛的一部傑作，那就是《論持久戰》，老毛《論持久戰》的演講在38年5月，其中對中日兩國國情和世界局勢的分析，對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戰略戰術理論的闡述以及對戰爭進程的預見，令人嘆為觀止，有些日本軍人在戰後讀到這部著作後感嘆，這世界上竟然有對中日戰爭如此精闢的闡述，如果能早些讀到這本書，他們就不會參加侵華戰爭了，這也從令一方面體現出《論持久戰》過人的洞察力。《論持久戰》是指導中共敵後抗戰的綱領性文件，八路軍，新四軍正是在這部傑作的指導下由小到大，越戰越強。國軍很多將領看不起共軍的游擊戰，但共軍正是憑藉運動戰，游擊戰最後戰勝了國軍並在朝鮮打敗了美國人。其實抗戰中後期許多國軍將領已放棄了以前那種死打硬拚的戰法而打起了運動戰，薛岳在長沙會戰中運用的所謂“天爐戰法”說穿了就是老毛井岡山時期游擊戰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巧妙運用。

中共的功績是把一個一盤散沙的中國建成了一個高度組織化的中國，這種高度組織化是當時救亡圖存的需要，它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將一國的人力物力轉化為戰爭力量，另一方面又極易造成整個國家的高度集權，使個人和社會失去活力。如今的中國，這種組織化正在逐步消解，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許是件好事，但對國家迅速轉入戰時體制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