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東方追趕上來（二）

　　到了大約公元前2150年，埃及和阿卡德已經分裂成了許多微不足道的小國，為了爭奪農夫日漸減少的收成而討伐匪徒和相互征戰。一些亂世梟雄正得其時，然而殘存下來的少數記載卻是絕望的語調，並且有跡象顯示危機超出了核心地帶。儘管也許是巧合，還是能看到一些更廣泛的模式，無論是希臘最宏偉建築的激烈摧毀、馬耳他神廟的毀滅還是西班牙海岸堡壘的遺棄，而這些都發生在公元前2200年和前2150年之間。

　　西方核心地帶更大、更複雜的系統取決於人口、貨物和信息的規律流動，然而驟然的變化（例如更乾燥的氣候和老邁的國王）打斷了這一切。諸如公元前2200年的乾旱和人口遷徙這樣的擾亂並不必然導致混亂，但實際上這些擾亂使歷史充滿了不確定性。至少在短期內存在着各種可能性。到了公元前20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帶和一千年前十分相像，統一的埃及在一個自稱為神的國王的統治下，而美索不達米亞分裂成了許多邦國，由至多只是有些像神的國王統治。

　　社會發展由我們自己制定，卻不由我們選擇其方式。懶惰、貪婪和恐慌推動社會發展一步步地逐漸提升，然而人們無法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喜好推動它。每個小的推進都以先前所有的推進為基礎。社會發展是累積的，包含必須按照恰當順序進行的遞增的步驟。人們不可能跳過某些步驟，因為此路不通。這種累積的模式也解釋了社會發展的提升為何保持加速的狀態：每個創新均以之前的創新為基礎，並對後來的有貢獻。這意味着社會發展上升得越高，即可越快地繼續上升。

　　然而，創新的過程從未平穩進行。創新意味着變化，帶來了歡樂，也帶來了同等的痛苦。社會發展產生贏家和輸家，富裕和貧困的新階層，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輕人之間的新關係。當後發優勢強化了原先的邊緣地區時，社會發展甚至可以產生全新的核心地帶。社會發展的增長取決於社會變得更大、更複雜以及更難管理：社會發展越高，就對自己產生越多的威脅。因此，悖論就在這裡：社會發展產生了正可消弱其自身的力量。當這些力量失去控制，尤其當變化的環境使其大大增強時，混亂、毀滅和崩潰即可能隨之出現，例如公元前2200年那樣。如同我們在後續幾章中可以看到的，發展悖論大體上解釋了為什麼長期決定論不會是正確的。

　　儘管公元前2200年出現的混亂席捲了西方的核心地帶，卻不是夜幕降臨。到了公元前2000年，西方的社會發展幾乎比公元前3000年高了一半。社會發展持續上升，西方的社會變得更大和更複雜。上升的社會發展再次改變了地理的含義。公元前第二個千年裡居住在舊核心的北方邊緣成為更大的優勢。約公元前4000年位於今烏克蘭的牧人已經馴化了馬，兩千年後位於今哈薩克斯坦大草原（steppes）的馴馬人開始把這些強大的野獸套在了兩輪的輕型戰車上。核心地區無需把少數幾個戰車放在心上，但成千上萬的戰車就另當別論了。戰車不是坦克，不能在敵人的戰線橫衝直撞，但是乘坐在快速移動的戰車上的大量弓箭手能夠淘汰舊式步兵。

　　戰車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長於一種戰術的軍隊通常對採用新戰術反應遲鈍。建立訓練有素的戰車軍團將打亂純步兵軍隊的權勢等級，並產生全新的實權人物。儘管證據並不充分，有着森嚴等級制度的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對於採用這種新型作戰體系反應遲緩。北方的新興國家就靈活多了，例如公元前2200年由高加索遷入北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的神秘的胡利安人（Hurrian）。胡利安人和大草原的聯繫使得他們很容易得到這種新式武器，而較鬆散的社會結構很可能障礙更少。戰車給了邊緣地區的人們極大的戰爭優勢，他們可以掠奪甚至占領了更古老富裕的鄰居。希克索斯（Hyksos）持續地攻入埃及，於1674年奪取了王位。赫梯人（Hittites）於1595年攻陷了巴比倫，而加喜特人（Kassites）很快占領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到了公元前1500年，胡利安人建立了一個叫做米探尼（Mittani）的王國，而邁錫尼人（Mycenaeans）已經征服了克利特。

　　這是騷動的時代，然而長期來看，這些劇變只是擴大了核心地區，而沒有壓低發展。到了公元前1500年，新興的王國已經在舊核心的北部邊緣成形，它們的發展快速上升，因而擠進了擴大版的核心地帶。這些大國聯繫非常緊密，因此歷史學家們將此後的三百年稱為“國際時代”。貿易蓬勃發展。

　　巴比倫、埃及和新興強國亞述、米探尼、赫梯的國王們使出渾身解數謀取地位、索取禮物、嫁出公主。他們創造了共用的外交用語，並互稱“兄弟”。這些“兄弟”們的關係越深化，手足爭寵就越發激烈。到了公元前1400年爆發了一場古軍備競賽，落後者唯有慘敗。殘忍的爭鬥使得公元前1500年之後國家權力得到加強，西方的核心地帶則隨之擴展，地中海海濱被捲入了核心地區。撒丁島和西西里的村落領袖成了國王。瑞典的首領則有戰車陪葬，這是來自核心地區的無上地位的標誌；他們也將輸入的武器用於作戰，尤其是鋒利的青銅劍。

　　當地中海成為新的邊疆時，增高的社會發展再次改變了地理的含義。公元前第四個千年裡灌溉和城市的興起使得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巨大的河谷成為比側翼丘陵區的舊核心更有價值的資產，前第二個千年裡長途貿易的激增則使得地中海遼闊的水路更為寶貴。騷亂的西方核心在公元前1500年之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擴張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