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並駕齊驅（九）

邊緣帝國（一）——秦

　　軸心思想是國家重組的結果，而非起因。如果需要進一步的證據，看看秦國就足夠了。秦是東方核心地帶西部的一個殘忍的國家，“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新（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戰國策·魏策》）。儘管無論儒家的紳士們珍視什麼，秦必定處於對立面，然而公元前第三世紀秦還是由核心邊緣爆發，征服了整個地區。

　　十分相似的事情亦出現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羅馬人——同樣經常被比作狼——由邊緣推翻了西方核心，並奴役了稱其為野蠻人的哲學家。公元前167年被掠至羅馬作人質的希臘紳士波里比烏斯（Polybius）寫了四十卷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向他的同胞解釋這一切。他問到，“誰能夠如此心胸狹窄或懶惰，竟然不想知道在不到五十三年裡（前220至前167年），羅馬人是如何史無前例地征服了幾乎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

　　秦和羅馬有許多共同點。每一個均為後發優勢的醒目範例，結合了舊核心開拓的組織方法和動盪邊疆磨礪的軍事方式。兩者都屠殺、奴役和驅逐了數百萬人，且均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社會發展。秦和羅馬也是暴力悖論的典型：當血流成河成為歷史，它們的帝國主義政策均改善了東西方大多數人的境況。

　　對於秦和羅馬而言，成功的秘訣很簡單——數字。儘管途徑各異，兩者均比任何對手能更好地徵集、裝備、供養以及輪換軍隊。

　　在東方，幾百年來秦始終是六強國中最弱的。秦較晚才向高端國家過渡，在公元前408年始引入地租。那時，殘忍的征戰已經迫使其它國家徵召臣民入伍、向之課稅，並使用法家方式管理他們。統治者盡一切可能提高收入，最優實踐迅速傳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滅亡。

　　公元前第四世紀秦趕了上來。商鞅於前340年代在那裡功成名就，他建議秦的統治者如何將國家變成監視與管教的夢魘：（商君）“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到商鞅被車裂之時，高端的法家之國已經大獲全勝，東方核心變成了兵營。公元前500年三萬軍隊即為大軍，而到了前250年十萬人已成常態。二十萬人並不稀奇，而真正強大的軍隊則需翻倍。傷亡也相應的巨大。

　　其釋放的力量十分可怕，因此前361年大國舉行了定期會議以商討分歧，而前350年代出現了被稱為“說客”的僱傭外交家。一個人可能在多個大國間來回奔波，同時擔當所有國家的首席大臣，而編排出無愧於亨利·基辛格的錯綜複雜的密謀。

　　邱吉爾說“喋喋不休總比打仗好得多”，但是在公元前第四世紀暴力依然戰勝了談判。問題在於秦。多山的邊境使得進攻秦很困難，而秦可以自由運用其邊緣優勢，通過吸收更西方的部落而加強人力資源，因此秦軍得以持續不斷地迫入核心。“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戰國策·楚策》。

　　其它國家意識到需要聯合抵抗秦，然而四個世紀的戰爭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它們忍不住從背後捅別國一刀。魏和齊先後擔當過領導者，但聯盟均毀於內訌。此後趙國擔當起責任，於前269年兩次大勝秦國。每個人都看到了希望，但已然太遲。秦王嬴政發現了一個可怕的新戰略：只要殺死很多人即可，多到其餘各國無法重建軍隊。秦發明了死亡人數統計。

　　此後三十年間秦殺掉了大約一百萬敵兵。歷史充滿了令人沮喪的屠殺記載，然後在前234年這種記錄陡然終止，史載此時秦將趙國十萬之眾斬首。自此之後，值得一提的敵人不復存在，史書中對國家投降的記載取代了殺戮。

　　在談判和戰爭均行不通時，秦剩下的敵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謀殺上，此即前227年荊軻刺秦王。機會終於耗盡，最後一個獨立的國家，齊國，於前221年陷落。秦王現在啟用了新名字——始皇帝。“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無人說一個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