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並駕齊驅（十二）

　　對於統治着東西方核心的富有的貴族而言，這些初次接觸是值得大肆慶賀的。然而，擔憂也很多，因為有些流動中的人甚至比商人還要棘手。約公元390年羅馬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塞來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寫到，“他們身材短粗，四肢發達，粗脖子，十分可怕且畸形，以至於可能是兩條腿的野獸。他們的體型，儘管很可怕，仍然是人形。然而，他們生活很艱苦，不生火，也不吃熟食，而是吃野草根和任何半生不熟的肉。他們把這些東西夾在兩腿和馬背中間稍微熱乎一下就行了。”

　　這些人是游牧民族，他們對於象馬爾塞來努斯這樣的土地擁有者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我們已經提到他們的祖先，即中亞的牧人。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這些牧人馴化了馬，約在前2000年他們將馬套在了車上，從而創造了馬拉的戰車。公元前1750年之後，這種戰車將西方核心地區攪得一片狼藉，並在五百年後到達東方。跨上馬背遛達聽起來比把馬套在車上要容易，然而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體型更大的馬的繁育、馬具的改進以及可從馬鞍上發射的小型而強大的弓共同締造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騎馬的游牧生活。騎馬再次轉變了地理，逐漸將從蒙古到匈牙利的整個帶狀不毛之地變成了連接東西方的“大草原通道”（此兩國均得名自游牧民族）。

　　在某些方面，這些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和其它流動性較大、相對較不發達、居住於龐大帝國邊緣的人們無甚區別。他們用動物和皮毛交換定居社會的產品。利潤可能總是存在的，然而，也可能會有很多問題：貿易和戰爭的區別微乎其微。尤其是公元前800年之後，更寒冷乾燥的氣候減少了大草原上的牧場，那些能夠長途快速轉移畜群、抵達之時即可投入戰鬥的牧人享有巨大優勢。整個部落均可跨上馬背，在冬天和夏天的牧場之間移動數百公里。

　　他們的遷徙導致了一種連鎖反應。公元前第八世紀馬薩格泰人（Massagetae,the）向西遷徙，越過了今哈薩克斯坦，途中遭遇了錫西厄人（Scythian,the）。後者只有兩種選擇：堅持原地抵抗或逃跑。那些選擇讓步的人逃過了伏爾加河，而迫使已經居住在那裡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the）也只能或戰或逃。

　　公元前710年代若乾股辛梅里安難民已經進入西方核心地區。他們人數有限，但可造成巨大破環。在農業國，許多農民辛苦耕作才能供養少數幾個士兵。在戰爭高峰期，羅馬帝國和秦的軍隊動員可能僅逢六取一，和平時期則少於二十取一。於此相反，游牧部落的每一個男子（包括很多女子）都可能是戰士，因為馬和弓與生俱來。這是不對稱戰爭的最早期的事例。大帝國有錢、軍需官以及攻城武器，然而游牧民族擁有速度和恐慌，而且那些生活於定居社會的遇難者經常耽於內鬥。

　　在這些年代裡，氣候變化和升高的社會發展再次共同擾亂了西方核心的邊疆地區，並又一次導致了暴力和劇變。公元前700年亞述帝國仍是西方的強權，邀請了辛梅里安人進入核心以助己作戰。起初一切順利，前695年位於土耳其中部的弗里吉亞（Phrygia）國王邁達斯（Midas，極其富有，故而希臘傳說認為其人可點物成金）在辛梅里安人逼近國都時自殺。

　　然而，在消滅了弗里吉亞這樣的緩衝國之後，亞述的心臟地帶就暴露於游牧民族的劫掠之下，到了前650年錫西厄人實際上控制了米索布達米亞北部。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寫到，他們的“暴力和無視法律導致了徹底的混亂，他們是徹頭徹尾的強盜，在土地上縱橫馳騁，把所有人的財產洗劫一空。”游牧民族動搖了亞述，並在前612年幫助米底人和巴比倫人洗劫了尼尼微，而後隨即將矛頭指向了米底。直到前590年，米底人才琢磨出如何應對詭計多端、來去如風的對手——希羅多德的記載是，在宴會上把他們的首領灌醉後殺掉。

　　米底、巴比倫和波斯的國王們嘗試各種辦法對付游牧民族。一種選擇是什麼都不做，然而游牧民族的洗劫破壞了邊境各省，切斷了稅源。另外一個可能是賄賂游牧民族，然而保護費可以和被搶劫一樣昂貴。先發制人的戰爭是第三個應對方式，攻入大草原並占領游牧民族賴以為生的牧場。然而這可能更昂貴、更冒險。游牧民族很少有值得保衛的東西，他們可以退卻到無樹、無水的荒涼地帶，將侵入者誘至彈盡糧絕而毀滅。

　　前530年波斯帝國的開創者賽勒斯（Cyrus)嘗試了先發制人的戰爭對付馬薩格泰人。和之前的米底人一樣，他使用了誘餌：首先讓馬薩格泰的前鋒搶劫了營地，趁着他們喝醉的時候將其攻殺，並俘虜了女王之子。托米麗司女王給（Tomyris）給賽勒斯的信寫到，“你象嗜血般貪婪，還回吾兒，汝等可全身而退。如你拒絕，我以我的主人太陽的名義起誓，將給你喝不完的鮮血。”女王說到做到，她打敗了波斯人，割下了賽勒斯的頭顱，並把它裝在了革囊里。

　　就先發制人戰爭而言，這是糟糕的開局，然而前519年波斯的大流士則證明這是可行的。大流士打敗了他們稱為“戴尖頂帽子的錫西厄人”的同盟，向他們索取貢品，並扶植了一個傀儡國王。五年之後，大流士再次試圖發起戰爭，他越過多瑙河，追擊其他錫西厄人直至烏克蘭。然而，如同我們當代的許多非對稱戰爭一樣，很難說誰占了上風。希羅多德認為那是個悲劇，大流士只是僥倖脫逃。不過，錫西厄人再也沒有威脅過波斯，因此顯然有些事情還是走對了。

　　象戰車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到達東方一樣，大草原的騎兵也要花更長時間才能出現在東方。但是，當游牧民族觸發的連鎖反應確實到來時，其後果也同樣邪惡。就公元前第八世紀戎對周的攻擊而言，其背後起因很可能就是游牧民族的東進。而前第七和第六世紀被秦和晉吸收的北方人一定經常採用同化而不是戰爭應付游牧民族。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游牧民族的入侵壓力和中國王朝的擴張共同消滅了緩衝地帶，這和西方出現的狀況並無不同。

　　趙國現在成了邊境。和亞述人面對錫西厄人一樣，趙立即招募了游牧騎士和鄰居作戰，並且訓練自己的臣民成為騎兵。趙國還發展了西方很少使用的一種對抗游牧民族的戰略——消耗戰，即建造長城將游牧民族擋在外面（或至少限制他們在哪裡貿易和掠奪）。這看起來比戰爭和保護費好得多，公元前第三世紀長城大量出現。秦始皇的長城綿延兩千英里（約三千兩百公里）。始皇十分欣賞長城，他將這一防禦戰略變成了武器，將長城延伸囊括了游牧民族傳統上放牧的一片廣大的牧場。然後在前215年，始皇接着發動了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

　　長城發出了一個清楚的信號：地理再次改變了含義。驅動圖5.1中社會發展單調上升的力量——增高的能量獲取，更有效的組織，廣泛的教育，從未如此致命的軍隊——正在轉變世界。到了公元前200年，一個單一的大帝國統治着每一個核心地區，其戰士和商人甚至深入至核心地區之間的地域。大草原不再是東西方之間的障礙，而成了連接雙方的通道。東方和西方不再具有獨立但相似的歷史，而是開始交織在一起。到現在為止，僅有很少的商品、人員或思想得以從歐亞大陸的一端抵達另一端，然而嶄新的地理現實正在成形。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這些新現實將掃蕩公元前200年時統治着東西方核心地區的大帝國，扭轉了社會發展的上升趨勢，並終止了西方的領先地位。發展悖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