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反對派是中國進步的原動力/何岸泉
—–讀張博樹《一黨專權體制是中國各種矛盾的總根源》的思考

（7月26日修改）

讀了法廣採訪張博樹先生題為《一黨專權體制是中國各種矛盾的總根源》的文章後，有一些體會和思考，敬請張博樹先生和讀者指教。

許許多多人已經認識到“一黨專權體制是中國各種矛盾的總根源”這個觀點，張博樹先生在他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一書中“做了許許多多的論證。”我沒有看過這本書，但我同很多讀者一樣，十分贊同張博樹先生的結論：一黨專權體制是中國各種矛盾的總根源。

從49年毛共的毛澤東個人獨裁，到鄧共（79年以後的中共）的一黨專制政權，中國民眾已經在那種反文明的政治體制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犧牲。那麼，中國民眾如何改變或者推翻這種一黨專權體制，擁抱民主制度，成為許多中國問題學者所思考和關心的話題。張博樹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張博樹先生在接受法廣採訪時，針對一種體製取得現有體制時談及“取代的過程、取代的方式應該是怎樣的”時，回答說：“第一，我們應該爭取體制內外的合作、互動，來推動轉型以一種漸進的、理性的、和平的方式達成。”“第二點，即便是發生突發的轉型，即便是體制內頑固派、或者保守派占據優勢，總是拒絕和平轉型，到哪一天，社會矛盾集聚到一個臨界點而爆發，中國瞬間進入一種突發轉型的狀態，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最後出面收拾局面的，仍然是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結合，這已經被許許多多轉型國家的經驗所證明。”

總結張博樹先生對於取代鄧共“一黨專權體制”的觀點，就是“爭取體制內外合作、互動。”

我也認為，我也盼望，我也心懷憧憬：鄧共一黨專制政權，如果能夠像中國國民黨一樣，通過和平轉型成民主政黨，那是謝天謝地的事情，那是祖宗顯靈前世積了大德的事情。

但是，如果鄧共，他不願意與體制外進行合作互動，或者，他只願意與體制外進行一些小打小鬧的互動和合作，不願意進行本質上可能改變一黨專權政治體制的互動合作，你又能如何？這裡要說明的是，我把鄧共這種態度限定在目前及以後五十年內。長遠以後不好說，不知道以後國內國際環境會有什麼變化。

張博樹先生當然是想到的。他是這樣回答與我類似擔憂的：“我個人這樣認為，儘管現在情況很嚴峻，但是，我們不能放棄這樣的追求，不能放棄這方面的努力，實際上所謂內外結合的互動模式，前提是民間的反對派要構成壓力，來迫使體制內做出反應，因為，作為當權者，如果完全沒有壓力，你指望他自己主動去改革，那是天方夜譚。”

我注意到，張博樹先生堅定而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體制內外合作互動”的良好願景，是需要一個先決條件，或者是需要前提的。他所指的前提是：“民間的反對派要構成壓力，”才能“迫使體制內做出反應，”張博樹先生對已經在中國實行一黨專權33年的鄧共非常了解，“因為，作為當權者，如果完全沒有壓力，你指望他自己主動去改革，那是天方夜譚。”

讀文於此，張博樹先生的“取代”路線圖清晰可見：“民間的反對派要構成壓力”—– “迫使體制內做出反應，”—–“ 體制外進行合作、互動”——-“另外一個體制來取代”“ 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權的這種政治體制”。

尋根溯源，請大家與我一起來把目光轉向“民間的反對派要構成壓力”。 “民間的反對派”“構成壓力”了嗎？張博樹先生已經看到“民間已經集聚了很大的民主化的潛能，而且，正在通過各種方式釋放出來，如果沒有這樣的壓力，我們也不能想象為什麼這些年來政府要加大打壓。加大打壓恰好證明了中國民間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公民社會的力量正在成長。”

就這樣，張博樹先生向讀者完整闡述了他心目中的“中國憲政改革的路徑”。

理論已接近完美，問題無窮無盡。

張博樹先生是站在體制外學者的角度，來思考和分析中國憲政改革之路的。請允許我揣摩體制內當權者的心態，看看想想，那些專權者們，是如何看待和應對來自民間反對派的壓力的？看看想想，那些專權者，在何種條件下，會與體制外的反對者進行合作和互動？看看想想，那些專權者，為何要與體制外的反對者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和互動？

專權者，會如何應對來自民間反對派日益高漲的壓力？

從鄧小平的六四屠殺，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從吳邦國的“五不搞”，到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還有這幾天冒出來的習近平“五優勢”，萬變不離其宗：頑固堅持一黨專權統治。

那麼，這些專權者，會如何面對來自民間反對派日益高漲的壓力？張博樹先生已經論證了“中國民間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公民社會的力量正在成長”這個結論，那就讓我們看看鄧共專權者是如何看待和應對來自民間的反對派力量的。

民間流行一個官方說法：凡是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於是我們看到，烏坎事件，什邡事件等民間維權反貪污腐敗導致的官民衝突，鄧共專制政權都用錢來解決。如果光給錢不行的，再撤肇事地方官員的職，甚至判他們的刑。所以，凡是不明確針對共產黨統治地位的維權反貪衝突，鄧共專制者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和模式。那些民間的反對者，在權益得到相應補償之後，也都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

那些用錢不能解決的事情，如王炳章、劉曉波、艾未未等反專制倡民主爭自由的民間反對人士，鄧共專制當局對他們採取法西斯黑社會手段，進行殘酷鎮壓和嚴厲打擊。鄧共處理民間反共民主力量，使用了逮捕關押判刑軟禁毆打等非法手段，堅決打擊不留後患。補充手段還有流放他國。如魏京生王軍濤等。請大家注意到，魏京生王軍濤流放他國，還是美國政府與鄧共專制政權進行“體制內外合作和互動”的結果。

2011年，中東北非反獨裁專制的茉莉花運動民眾運動此起彼伏、轟轟烈烈，推翻了一個又一個獨裁專制政權。但是，當中國的民主反對派試圖把茉莉花民主民眾運動移植到中國大街上時，遭到了鄧共專制當局的強烈鎮壓和防範。他們肆意逮捕了很多茉莉花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和支持者，採取了封路嚴密盤查威脅路人等手段，監視可能發生茉莉花運動的敏感區域。他們更把法西斯手段使用到網絡領域，隨意封殺網民的微博和博客，威脅在網上發表自由言論的網民。

維穩，維穩，維穩費用越來越高，超過了中國的軍費開支。終有那麼一天，終於到了那麼一天，維穩費用已經無法支持維穩事業了，怎麼辦？那就迎來了下一個問題：專權者，在何種條件下，會與體制外的反對者進行合作和互動？

專權者，在何種條件下，會與體制外的反對者進行合作和互動？

當專權者的維穩手段，收買鎮壓擋不住民間的反對派壓力的時候，他們不得不與體制外反對者進行合作和互動。因為如果專權者再不同體制外反對者進行合作和互動的話，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矛盾會發展成內戰、大屠殺等等激烈狀態。體制外反對者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果，體制內專權者也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果在中國發生，那麼，在這種條件下，專權者會與體制外反對者舉行圓桌會議，雙方握手拍肩後，進行合作和互動。

假設，如果專權者決意一條道走到黑，堅決與民眾為敵，中國發生激烈內戰和大屠殺，針對這種特殊情形，張博樹先生的見解是：“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最後出面收拾局面的，仍然是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結合，這已經被許許多多轉型國家的經驗所證明。”接下來，就是我要談的第三個問題。

專權者，為何要與體制外的反對者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和互動？

如果，專權者眼看維穩難以為繼，只好與體制外反對者舉行談判，進行合作互動，那麼，這時，專權者與體制外反對者談判合作互動的目的是什麼？是請反對者幫助進行他們實施從專制政黨向民主政黨轉型？是收買反對者參加他們的一黨專制統治？是分散瓦解民間反對派的緩兵之計？是專權者請求體制外反對者特赦他們在專制統治時的罪行？是專權者希望保留奢侈生活水準？

我看以上這些猜測都有可能發生。對專權者來說，早日與體制外反對者合作互動，專權者的個人利益會得到更多。當然，在維穩大業蒸蒸日上之際，維穩經費充裕的今天，專權者連想都沒有想與體制外反對者進行什麼合作和互動。原因還有另一個：來自體制外的反對派壓力不夠大。

倒數第二個問題：對專權者來說，什麼樣的民間反對派的壓力，才是壓力？

暴動是壓力？上訪是壓力？號召革命是壓力？和平威脅是壓力？理性訴求是壓力？還是和平示威是壓力？還有維權、非政府組織、轉發、傳謠、跟貼、打假、行為藝術、反貪腐、禁書，等等，都是壓力嗎？

反正，凡是使中宣部不高興的，凡是使政法委不高興的，凡是使政治局常委們不高興的，就都是壓力。

最後一個問題：對反對派來說，應該選擇或排斥什麼樣的施壓方式？

有人主張用革命推翻專制政權，有人主張非暴力和平示威，有人不主張暴力但也不承諾放棄暴力方式，有人反對革命，等等。

每個人都有擅長的，偏好的，得心應手的反專制方式。那麼，就發揮你的特長和愛好吧，去做你心安理得的事情，來一起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給中國一黨專制政權以壓力。

讀了張博樹先生此文，我被“體制內外合作互動”的美景深深吸引。但是，“體制內外合作互動”是果，因則是“來自民間反對派的壓力”。所以，要爭取體制內外合作互動，必須加強對專權者的壓力。我以為：任何形式的民間反對派都是推動中國進步的原動力。（7月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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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法廣採訪張博樹的報道：《一黨專權體制是中國各種矛盾的總根源》

來源：法廣    作者 瑞迪
    
    中國著名憲政學者、前中國社科院學者張博樹先生近日將他多年來對中國憲政改革的思考，匯集成冊，由香港晨鐘出版社推出。這部“全本”《中國憲政改 革可行性研究報告》包括曾導致他被社科院以行政違紀名義“限期調離”的主報告內容，和他最近幾年完成的10個分報告和3個附件。從未來中國憲政改革的前景 目標，到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包括從憲政體制、政黨制度，到行政、立法、司法等公權力間的彼此制衡，到新聞、教育、軍事等各個重要領域的改革設想，張博樹 都做了全面的闡述，勾勒出一個系統而詳盡的未來中國憲政制度藍圖。
    
    一黨專權體制是中國各種矛盾的總根源
    
    張博樹：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權的這種政治體制，這種體制是造成中國今天所有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道德的、方方面面的問題的總根 源。關於這一點，我在這本書裡做了許許多多的論證。這次出版的全本其實有兩個主題。第一，既然我們認定這樣的制度是沒有前途的，必須要被改造，或者是被瓦 解，或者被取代，那麼，作為負責任的、嚴肅的民間反對派就必須要考慮：今後要用什麼樣的、更好的、更適合於中國民主建設的體制，來取代今天的一黨專權的體 制。這是第一點。所以，我在這本書裡，對未來中國的憲政制度，或者說憲政體制的結構設計，下了很大功夫，對未來中國的行政體制、立法體制、司法體制、國家 的憲政結構等縱向國家結構的建設應當採取什麼方式更好（這裡當然涉及許許多多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我做了很多研究，提出了一套我認為比較系統的設計方 案。
    
    堅持和平漸進轉型道路，爭取體制內外合作
    
    張博樹：第二，既然我們認定今天的制度行不通，未來應該由另外一個體制來取代，那麼，取代的過程、取代的方式應該是怎樣的？換個說法就是，中國憲 政改革的路徑選擇：什麼路徑更好？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國情很複雜，過去幾十年，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體制運轉了這麼久，形成了很多習慣，很多 慣性，再加上中國現在還有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反對改革，在阻礙改革，在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而老百姓對改革問題有各種各樣的看法，知識分子也缺乏對改革 的基本共識，這些都是很不利的因素，那麼，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如何選擇一條比較好的、比較理想的道路來實現轉型，這就是路徑問題。關於路徑問題，我的觀點 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第一，我們應該爭取體制內外的合作、互動，來推動轉型以一種漸進的、理性的、和平的方式達成。這也是我這些年來一貫的觀點。
    
    法廣：但是，在中國社會各種矛盾極度糾結、激化的背景下，期待體制內外的結合、共同努力去推動改革，這種思路是否過於理想化？
    
    張博樹：現在確實有不少朋友對此有懷疑，特別是最近兩、三年，因為官方加大了對反對派的打壓，甚至打壓的非常殘酷，大家覺得這種漸進的、和平的、體制內外合作的方式是否還有可能？
    
    我個人這樣認為，儘管現在情況很嚴峻，但是，我們不能放棄這樣的追求，不能放棄這方面的努力，實際上所謂內外結合的互動模式，前提是民間的反對派要構成壓力，來迫使體制內做出反應，因為，作為當權者，如果完全沒有壓力，你指望他自己主動去改革，那是天方夜譚。
    
    中國民間已經集聚了民主化的潛能
    
    法廣：但是，現在體制內外的壓力處於一種不對等的狀態。
    
    張博樹：你說的不對等是從表面來看，是從形式上來看，因為畢竟他們手上有權力，掌握各種國家機器，有各種資源，民間反對派目前總的來說是處於一種 被打壓的狀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個事實：過去十幾、二十年，中國的民間社會發展仍然非常迅猛，民間已經集聚了很大的民主化的潛能，而且，正在通過各種 方式釋放出來，如果沒有這樣的壓力，我們也不能想象為什麼這些年來政府要加大打壓。加大打壓恰好證明了中國民間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公民社會的力量正在成 長。也就是說，在今天，我仍然認為，漸進的、和平的轉型不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極力去爭取。
    
    第二點，即便是發生突發的轉型，即便是體制內頑固派、或者保守派占據優勢，總是拒絕和平轉型，到哪一天，社會矛盾集聚到一個臨界點而爆發，中國瞬間進入一種突發轉型的狀態，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最後出面收拾局面的，仍然是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結合，這已經被許許多多轉型國家的經驗所證明。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反對派一方，作為自由知識分子和民間要求推動民主的力量，要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有清醒的估計。我在這本書裡不斷地強調，第一，不能放棄漸進的和平轉型努力，要儘可能對官方施加壓力，促使內部發生分化。第二，如果，他就是拒絕，就是一條道走到黑，哪一天如果中國真的發生突發轉型的事態，民間的反對派應該做好如何應對這種情況的準備，這是我比較完整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