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明鏡發表了經濟學家羅小朋幾篇文章， 談孫中山和伊藤博文， 談地方大員和溫的關係談中央和地方關係， 談辛亥革命後地方自治和清政府改革誤區。 他認為清政府應該改革科舉而不是廢除科舉。

羅小朋和許多相信歷史大潮流歷史必然性的人不同， 他眼裡歷史充滿偶然。 他討論個人在歷史分叉點的選擇，談環境對人的影響， 他大概覺得討論這些細節有助未來人物的選擇吧。

這裡只討論他的“中國變革有一個不幸的因素”一文。 他說“從伊藤博文成長和成功的過程可以看到，日本的封建分治格局在以下兩個方面對日本維新變革的成功提供了重要支持。第一，地方政權可以為變革者提供政治支持和多種資源的支持。伊藤博文和他的改革同仁從地方政權得到的多種支持是孫中山不能比的。孫中山只好求助於海外華僑和地方幫會。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由地方政權支持的變革過程與純粹由平民造反推動的變革過程相比，是一個遠為理性的政治過程。這一點可以從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得到支持。那麼其背後的學理依據是什麼呢？”

他又說“與中國大一統的治理格局相比，日本在地方分治的格局下展開現代化變革的一大好處，就是這種格局迫使變革者利用各種傳統的合作秩序資源，最大限度地尋求變革的共識。這樣就極大地提高了變革過程的理性程度，減少了各種機會主義和非理性集體行動的機會。”

他的結論“在我的理解是，日本高度地方自治的社會積累了豐富的互惠性利他主義的文化資源。日本的封建社會，遠不是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但地方自治為重複性博弈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公共平台，從而使得誠信、榮譽等互惠性利他機制不僅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植入了公共話語遊戲和政治遊戲之中，培育了政治精英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這恰恰是中國大一統體制的致命弱點。”

在某種意義， 羅小朋是對的。 中國傳統大一統政治文化對中國歷史演變有極大影響。 如果中國能吸取其他國家演變的經驗， 無疑對中國社會演化有正面意義。

但從另外一個方面， 日本社會和中國社會大不一樣， 背後有截然不同的精神。

我們不妨看一下統一日本建立江戶幕府的德川家康和統一中國建立秦帝國的始皇。

德川家康的世界裡面有好幾種人。 自己的家族（包括一門眾）， 追隨的三河武士， 合作的大名， 敵對的大名。 他統一全國後， 僅殺掉很少的敵人， 上述幾種人繼續存在， 演化為親藩大名， 直轄武士， 譜代大名和外樣大名。 西軍將領毛利和島津家族不僅倖存，而且在幕府末期倒幕起了極大作用。德川的精神很接近商人精神， 小氣， 耐心， 講究計謀。 商人不管如何跋扈， 總要生活在一個充滿其他商人和買家的世界裡面。

始皇的世界裡面只有自己和敵人。 統一後，他快意復仇，殺盡趙國的仇人， 他大權獨攬，獨自享受戰利品。在他的帝國， 派出的官僚在自己的管轄區也儼然如始皇一樣， 大權獨攬。始皇的精神接近詩人精神。 需要的只是聽者的崇拜， 孤獨， 大氣，強烈自我等等。

要是換種說法， 我們可以說一個是武人精神， 一個是文人精神。

從這點講， 即使我們相信地方自治是件好東西，我們也無法照搬。 在沒有能創造出相應的精神前， 地方自治充滿演化為其他政治形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