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香港十餘位保釣人士，搭乘啟豐二號漁船，擺脫香港海監部門的攔截，最後“（被）成功”（就事論事的話，必須、也只能帶上“”號）登上被日本搶占的領土釣魚島後。在海內外媒體的刻意渲染下，中國人的守土意識一下子就在全世界的華人圈中，被重新激發起來。而且瀰漫着一片“勝利”的喜悅氣氛，不能不令人聯想起當年曾經鼓舞人心的“台兒莊大捷”來，儘管那次戰役絲毫沒有改變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接下來要面臨的艱難處境。

其實仔細想來，這兩者之間還是有根本區別的。前者是靠真正不怕犧牲的勇氣和實實在在的軍事、戰爭智慧取得的；而後者給人的印象，似乎有點像某種配合默契的“聯袂演出”（注意：沒有證據，只是事出有因卻查無實據的“印象”，或一種邏輯判斷的合理推測而已）。因為從公布的影像資料來看，跟兩艘日本海岸警衛隊的大噸位現代化艦隻相比之下，被夾在中間的“啟豐二號”，簡直就像“被玩弄於貓爪下的老鼠”。而那些已經等好在島上“守株待兔”的日本海岸警衛隊員的實際表現，除非他們事先已經得到“不作為或少作為”的指示。否則以他們在具體行動中表現出來的素質看起來，下次保釣只要派幾個中國“城管”去，就可以把他們搞定了。令一向喜歡“意淫”的筆者，覺得他們很可能是誤以為『老邁的潘一丁要“受命登島展旗”。怕本來已經站不穩的老頭子，不要不慎一腳踏空墜海，造成類似第二個“陳毓祥（溺亡）事件”的麻煩。不但讓潘一丁“豎子成名”，更打亂了他們自己老謀深算的計劃』一樣。

果然，包括記者在內的幾位保釣人員才回到香港，報導熱情尚未降溫，手捧的歡迎鮮花也還沒有被扔進垃圾桶之前。就聽說有數十到一百多個包括地方議員在內的日本人，自說自話並“堂而皇之”地跑到釣魚島上去搞“祭拜”。終於引發中國人理所當然的情緒反彈，在國內幾個大城市中，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遊行，這也是合情合理的反應。不幸的是，其中一部分人的表現（如掀翻或破壞有日本商標的汽車甚至警車、打砸售賣日本商品的商店等），又不能不令人跟發生“五四運動”年代的行為，作“何其相似乃爾”的聯想，而擔心“歷史周期律”宿命的陰魂不散。所以中國人在面臨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來到之前，有必要進行一個包括對歷史反思和檢討在內的“冷思考”，以免再次重蹈一點也不值得吹噓、驕傲的屈辱覆轍！

在科學《新理論》看來，中國近代史的命運，不是一個偶然、而是有某種文化和客觀規律的必然。

首先應該反思的。就是客觀上代表着真主民主社會，引領其走向的領袖，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非但不能對博大精深到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中國文化進行科學的解壓縮，反而受到因胡亂解壓縮而形成的社會習慣勢力的影響，以自己過人的聰明和才智，卻出於個人名譽或權力、地位的一己之私，對中國文化提倡的價值觀“反其道而行之”地，把中國人和這個社會、從負面帶到了當時（或現在）時空條件可能的極致。終於導致中國社會始終像“鐘擺”一樣地，忽左忽右地、在兩個“物極必反”的極端中擺動。作為社會主人的中國人，也永遠只能為“事與願違”的後果買單。如果具體到釣魚島和周邊海域的領土問題，就是違背了在李鴻章當年，日本人就批評、奚落過他的“祖宗家業豈能輕言放棄”的提醒。始終堅持“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實用主義原則。不但以吹捧曾國藩道德和儒家理學自詡的蔣介石，為了繼續維持國共之間“兄弟鬩牆（內戰）”的一己之私，在雅爾塔會議上，拒絕了羅斯福總統“歸還包括釣魚島在內的琉球群島”的建議。更和後來的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爭相對日本示好，主動迴避了對釣魚島主權的主張。用豈有此理的“以德報怨”，徹底背叛了孔子堅持“以直報怨”的原則，為中國埋下處理包括領土問題在內的一切國際問題的“禍根”。所以說他們是造成今天“釣魚島問題”的始作俑者。只要不從這樣的層次和高度來認識“釣魚島問題”、並作出檢討和反思，否則除了最後得到一個類似“丟失外蒙古”的下場以外，就永遠不要指望有除戰爭以外的更好選擇！

其次應該反思的、檢討的，就是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聰明而絕對值能力超強的中國人，在沒有解壓縮的亂碼中形成的習慣勢力和西方錯誤社會理論的誤導下，不但沒有理性地認識“領袖”對實現真正民主社會所不可或缺的作用，更不知道有定義域限制的、絕對的言論自由，跟領袖之間的“相互制約、相輔相成”關係。反而在吃飽、喝足後，只知胡亂嚷嚷要“鳥啼蛙鳴”般的言論自由。更在一不順心如意時，就沒有出息地向後看，盼望再有一個“毛澤東”來發動一次不計後果的“文革”，好讓自己趁機發泄對現實的不滿。這才中國是產生“歷史周期律”宿命的民意基礎和思想根源。中國的社會問題只要不從這裡開始進行“根治”，就不要指望能靠類似退燒針、止痛片的小打小鬧來真正解決包括“釣魚島問題”在內的一切社會問題。

在這樣的思路下，認為解決“釣魚島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全民（人大）授權的法理基礎上，責成政府可以採用包括經濟甚至戰爭在內的一切可能手段和資源，以舉國體制為後盾，自己來“出面處理、並最終收回領土釣魚島”』而不是像“五四時代”那樣，由“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人（或黨派、利益集團）在背後指使、挑唆“代表大多數社會人利益的被統治集團”，出面當槍手或炮灰，靠“義和團模式”來為他們“火中取栗”，最後由作為社會主人的“大眾皇帝”來為一切社會後果買單。這難道不正是一種最愚蠢的“昏君行為”嗎？

到了中國人該清醒的最後、也是最危險的時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