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豪富的下場

　牟其中、禹作敏、史玉柱、呂梁……這是一連串曾經震耳欲聾如今黯然失色的名字。他們曾經是中國富人的代表，甚至獲得過“中國首富”的榮譽頭銜。但是後來呢？下獄、自殺、破產……這些富人的下場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裡面有沒有什麼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呢？

　　中國富人是指什麼人？最近一份見諸媒體的報告把富人階層定位為“高收入階層”，也就是年薪在３萬元左右的人群。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這些高收入階層只能勉強住在北京四環路以外的經濟適用房。而北京如此多的豪宅公寓五星級酒店都住着什麼人呢？

　　在記者的隨機採訪中，了解到普通市民心中公認的富人一般的身家至少要在上千萬元左右，而且他們雖然對富人抱有顯而易見的不平衡心理，但多數人對富人的生活充滿好奇，並且極想知道富人的成功秘訣。

　　同時，在採訪中，部分有識之士感到是提醒中國富人的時候了。他們列舉了大量老一代富人的不幸結局或者說慘痛的失敗。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問題是近幾年國內出現的富人富命比秦始皇的霸業還短。秦王朝還好歹支撐到“二世”呢。那麼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在分析了部分“出事”富人之後，發現這些“出事”的富人大致可以分為８個類型。

　　第一類是“賴昌星”類

　　賴昌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一起走私案的直接策劃與領導者，他和他的同夥大肆走私原油、汽車、電子產品以及原材料，數額高達６６億美元。這類富人致富手段除了膽大妄為以外，還有一條就是手中要有權力。這類“富人”如果不是東窗事發，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聚集了多少財富！多行不義必自斃，可怕的是這些“富人”已經學得猴精了，他們早早給自己打點退路，在國外買房買地，妄圖靠着不義之財頤養天年。由於這類人本身一般與權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這類人的致富秘訣就是一個字“貪”，一般來說，只有手中有權力的人才有更多的機會貪贓枉法，而且因為機會多，熟能生巧，所以這一類型的富人“致富”手段越來越高超，胃口也越來越大。

　　第二類是“劉曉慶”類

　　劉曉慶自稱是億萬富姐。但是“美人遲暮”，屢屢傳來因欠款糾紛而招致法院強制拍賣其豪宅的消息，雖然她本人“一哭二鬧三上吊”，但是法院該強制執行還是強制執行了。可憐的是她的八旬老父，晚年受此刺激，竟撒手人寰。唉，不是當年風光的時候，房地產商跟着上門送她別墅！也不是風頭正勁的年月，據說在家鄉辦點什麼事，都跟“元春省親”似的排場——甚至聽說有過警車做儀仗。這類富人失敗一般失敗在“虛榮”和沒有“自知之明”上。

　　第三類是“陳旭然”類

　　陳旭然紅顏薄命，生前是一主持人，死後才發現她不僅有豪宅還有巨款。如果她不是意外被害，可能誰也不知道她怎麼會有那麼大一筆財富？憑着她做主持人的收入，怎麼也不可能成為這麼一個“富妹”的。那麼她是怎麼斂財的呢？據說和一位官員有關。有人給她罩着！當然隨着美人香銷玉殞，那位官員也被正式罷免了。但是那傳聞中的３０００萬財產足以讓陳旭然躋身中國富人之列了。中國究竟有多少個陳旭然呢？沒有人知道。這類人一般是靠結交權貴，從而獲得致富的機會，而且一般他們比較有自知之明，一旦可能，就移民海外，希望以這種方式來開始新生活。他們在生活中絕對不會像劉曉慶這個類型似的，有事沒事就嚷嚷自己是天下最有錢的人。這類富人隱藏比較深，因為他們的安全需要“後台”的穩定。對這類富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實際不是謀財害命，而是反腐敗的力度。

　　第四類是“牟其中”類

　　曾有“中國大陸首富”之稱的牟其中因犯外匯詐騙罪後來被判處無期徒刑。與牟其中案可以合併同類項的另外幾樁數額驚人的詐騙案件在這裡有必要重新提一下，比如１９９２年３月發生在延邊地區的宇全公司（韓玉姬）集資詐騙３．６２億元；１９９４年，案發北京的長城機電科技產業公司（沈太福）詐騙案，總額高達１０億；而且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無錫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的新興事業總公司（鄧斌）集資詐騙案，總額達到３２個億。當然這些人在被最終“糾”出來之前，都是“富甲一方”的人。

　　“賴昌星”類更多的是以權換錢，而“牟其中”類則是反過來，以錢養權，再借權生錢。所以說許多詐騙之所以能夠得手，與一些地方的執法力度以及執法環境有關。許多詐騙分子往往上交權貴，下結親信，平時出手闊綽，揮金如土。如集資詐騙３．６２億、揮霍１．７億元的特大詐騙犯韓玉姬，在被判死刑之前曾是著名的“優秀女企業家”、“三八紅旗手”、“吉林省私營企業協會的副會長”。這些人能量很大，關係“通”天，一旦有動靜，耳目立即通風報信，以權壓法，以情徇法，使司法機關障礙重重，阻力極大。

　　第五類是“禹作敏”類

　　禹作敏是天津大邱莊的致富帶頭人。他成功以後，派頭大得難以想像。地縣一級的組織，根本不放在眼裡。他用封建帝王的那一套來“統治”大邱莊，在大邱莊說一不二。大邱莊的百姓，雖然很感激他，但卻像敬神靈一樣敬他，也像怕魔鬼一樣怕他。禹作敏儼然是一個割據一方的諸侯，直到發展到公然對抗國家司法機構，最後禹在獄中病故。“禹作敏”類的富人在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村比較常見，他們不但搞一言堂，有的甚至締結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欺男霸女橫行鄉里。

　　第六類是“史玉柱”類

　　史玉柱和劉曉慶、禹作敏這樣的類型存在巨大的不同，我們可以認為劉、禹所受教育不夠，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史玉柱不一樣，他是軟件科學碩士，應該說他算是第一批“知本家”吧。史玉柱走運的那兩年，是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巨人集團僅靠賣中文手寫電腦軟件在１９９３年一年的銷售額即達到３．６億元，成為中國第二大民營高科技企業，史玉柱成為珠海第二批受重獎的知識分子。

　　然而，好景不長，１９９６年，由於巨人大廈“抽血”過量，巨人名存實亡。當然，現在史玉柱又決定東山再起，不過前途如何還是一個未知數。“史玉柱”類的最大問題在於過於樂觀地估計形勢，自我膨脹，導致成功了一半就斷氣了！

　　第七類是“胡志標”類

　　紅紅火火做“標王”，結果嘩啦啦說倒就倒了。也許很多人認為胡志標的問題在於過分地相信中央電視台，一個有遠大前途的企業被電視台毀了。其實——胡志標當初就是靠在廣告上敢於投入取得成功的，問題在於，成功以後，他將這些偶然的東西上升為必然的規律，打算就這麼照此辦理。結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然胡志標也好，還有秦池也好，他們的失敗也有媒體的一份責任。在人家好的時候，有些媒體不負責任給人家吹得天花亂墜，人家遇到問題和困難了，好多媒體又聯合起來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結果是釜底抽薪，使這些名噪一時的企業廠家公眾形象一落千丈，幾乎喪失了“生還”的可能。

　　第八類是超級莊家“呂梁”類

　　呂梁從組織資金進入企業籌劃重組，到在二級市場控盤指揮，再到直接通過新聞輿論為自己造勢，身兼三大角色輪轉自如——他是中國股票市場上三位一體的“超級莊家”的典型代表。如果沒有世紀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４５歲的呂梁可能仍然選擇往昔的角色：在國內證券投資的小圈子裡名氣很大，而在社會上卻儘量低調，免為人知。

　　據說呂梁本屬文化人出身，８０年代中期從河北進北京後一直是自由撰稿人。從９０年代前中期開始，呂梁沉寂下來，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體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釋是從此下了海。據呂梁事後透露，他所組織的“超級豪賭”前後共動用資金７億多元，而且參與此輪豪賭的還有一些“北京機構”。那麼像呂梁這樣的富人，住着別墅，操縱着股市，他們是怎麼幹的呢？在呂梁這件事情中，可以有很多個角度分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懷疑的，就是呂梁深深地知道利用媒體的作用。否則很難想像一個自由撰稿人出身的文化人能有那麼大的號召力，能在股市上呼風喚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