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競恆這篇文章值得閱讀。 我已經轉載， 這裡只引他的結論好了。 他的結語說

“本文針對那些硬將毛解釋為“儒家”或“黃土文明”之類的言說，梳理了毛的經歷與知識，與前現代中國的聯繫，實際上是造反型的底層知識分子。當然，這一結論，並非要取消毛作為現代極權主義卡里斯瑪領袖的基本身份。正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分析，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性的實踐。它本質上區別於前現代任何形式的官僚主義、暴政或獨裁國家。如果我們用前現代的這些視野與經驗去理解現代極權主義，就會發生“迷惘”和“錯誤的觀念”[37]。強調毛及其發動的文革，本身是一種極其現代性的事件，對於我們的認知，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可謂無容置疑。但毛作為個體，本身又具有自清末民初以來的底層知識分子角色。這一類角色類型，作為群體，確實又與前現代中國的底層造反傳統之間具有相當的關聯。毛作為現代轉型中的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也表現出比較典型的相應氣質、精神結構與人生經歷。無論怎樣，將毛與所謂“儒家道統”扯在一起，都是極其荒謬的。”

現在很多人大談中國傳統文化， 大談五千年文化之博大精深， 但很少願意討論所謂傳統文化到底包含什麼內容。有些自稱儒家或新儒家學者的人似乎把中國傳統文化解讀成儒家文化， 從先秦儒家的思想裡面導出未來世界將是儒家的定義。但實際中國傳統文化是一棟巨宅， 儒家文化在其中只占據了幾件房間，一層大廳， 到底其他房間擺設如何， 功能如何， 房間主人們是否有來往交際， 這些還需要我們進行研討。

中國帶來“新氣象”改朝換代的一個基本特色是， 新勝利者多出身於社會等級比較低的階層或發展水平比較低的社會。對比一下改朝換代過程中舊統治者和新統治者， 我們可以說， 在大多數情況下， 他們幾乎沒有對話的共同語言。

例外的例子也不是沒有， 東漢劉秀集團和王莽多少有點共同語言， 唐李和隋楊氏為表親， 但例外更多。 秦文化社會落後於六國。 西漢劉邦集團為底層官吏， 元朝清朝是外來少數民族， 朱元璋出身不能再低。

因此， 中國改朝換代後又必須經歷轉型， 從武人占主導的武人社會轉型為皇帝領導下文人官僚社會。 截然不同的新朝和腐朽不堪的老王朝其實又只是“一種生命”發展的不同階段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 經幾代努力，武人社會可以“和平”轉變為文人社會， 但文官社會無法“和平”轉化為武人社會， 無法應付外族和內亂的雙種挑戰， 所以必須經過極大動亂， 武人集團才能奪取政權， 開始下一個循環。

中國文人統治集團轉型之難， 東晉南遷世家為最好例子。 東漢末到東晉一百多年， 一大教訓就是文化在武力面前極其脆弱。 本來世家應該吸取教訓， 立志革新， 但實際世家文化至死不悟，最後被寒族借外族之刀消滅乾淨。

從文化的角度， 很明顯，出秦以後中國文化實際演化出好幾支亞文化， 正統儒家文化不過是亞文化的一支， 玄學為另外一支。亞文化距離越大， 交流越難。 上下層各支亞文化的人幾乎沒有交流的渠道和語言， 生活習俗也大不一樣。

很多人頗以為自豪的科舉制度雖然為中下層提供了一條進入儒家官僚集團的路，但這條路未見的比等級森嚴封建社會提供的上升道路更寬闊。 李競恆文章最重要的是指出了一個事實， 保舉或科舉制度為中下層人士提供的上升空間有限， 失意者遠過成功者。 當失意者對這系統完全喪失信仰， 則演化發展出一種造反傳統。

為什麼保舉和科舉制度失敗者和勝利者之間無法發展出溝通渠道， 為什麼多種亞文化之間幾乎無法溝通，不能取長補短， 反而各走極端？ 底層知識分子又如何在農村邊緣分子裡面擴展影響， 這些也許是我們今後應該討論的主題。

至少， 我們必須承認， 儘管儒家有許多長處， 但就掌握群眾影響群眾這方面， 缺陷十分明顯。 不管儒家或新儒家對儒家未來抱有多大希望， 在儒家沒有能克服這一根本缺陷前， 不要對儒家中興報太大希望。

離開儒家的傳統中華文化到底是什麼？ 中國底層知識分子傳統中， 除了造反傳統， 還包括其他什麼內容， 這些也都是很有意思的主題。

在某種意義， 現在不少憤世嫉俗的網民， 繼承的也許正是過去底層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