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末日已經開始了，中國怎麼辦？

——在武漢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國際研討會上的講話

伯特爾·歐爾曼

作為開場白，我要講一個小故事。這個小故事很能說明我這次講話的主旨。在飛越太平洋的飛機上，飛行員告訴乘客他有兩個消息報告，一是好事，一是壞事。好消息是飛機的一切都正常，正以每小時700英里的速度前進。壞消息是我們迷路了。有人說用這個比喻來形容資本主義非常恰當。它運轉良好，但沒有一個目標。但以我看，此話只後一半是對的。資本主義的確是迷失了路，但我不同意資本主義運轉良好的看法。相反，目前資本主義的處境糟得很，如果它真是一架飛機的話，我們都會意識到，它已經失控，正朝大洋栽下來。記住我的這個小故事，以及我對它的解釋，你就不難明白下面的講話了。

對於資本主義，我們社會主義者是否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任何理論都可以看作是對一些特定問題做出的回答，正如我們的行動是由我們所使用的理論為指導的。因此，先提出問題，然後才有理論，才有行動。所以，我們研究資本主義，提出正確的問題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歷史上特定的社會形態，習慣以不同形式問“資本主義什麼時侯滅亡”這個問題。這對我們的政治策略和實踐有重大影響。然而，假如有人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已經死亡了，我們怎麼辦？這時我們應問的問題則是：“它什麼時侯死亡的？我們應如何反應？”

我不是在開玩笑，也不是故作驚人之語。確定一個事物的死亡並非一件易事。就象一個人死亡一樣，是以他的全身器官停止運轉為準，還是以心臟停止跳動為準？還是進入不可逆轉的休克為準？還是以患上絕症為準？這裡顯然有一個過程。我們可以論證這個過程中任何一刻作為死亡點。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社會制度也是這樣。它看上去活蹦亂跳，許多人會驚訝我何以判定它已死亡。在這裡我只想提醒你，馬克思關於表面現象具有欺騙性的教導。

你見過被剁掉頭的雞嗎？它在死亡之前跳得多凶，有時侯長達幾秒鐘。如果你個頭小，不幸撞上它，會被它的最後掙扎所傷害。資本主義很象這隻死亡前的雞。它已經斃命，尚不自知，還在作垂死掙扎，傷及所有它能觸及的人。

大量的可以投資財富需要找到投資機會，以便進一步積累資本，當這種資本主義的生存必需條件不復存在之時，便是資本主義滅亡之時。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必不可缺的條件是把越來越多製成品賣出去，當資本主義找不到市場之時，也是它滅亡之時。今天，需要投資的資本非常之大，而生產和流通領域的投資機會卻很少，也沒有足夠多的有錢人來買堆積如山的產品。

這些問題當然一直存在於資本主義之中－－馬克思稱它們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的必然矛盾。然而，只是在近期，這些問題才成為絕症性質的。早先，世界大戰和冷戰挽救了資本主義,因為大量的財富被毀掉或浪費掉，就又創造出新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可是在原子彈時代，大規模的戰爭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發生，沒有人能活下來坐享其勝利）。而局部戰爭，如海灣戰爭和南斯拉夫戰爭不能扮演世界大戰為資本主義所扮演的角色。其他變通辦法，如向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投資，擴大信用範圍，及太空探索活動，都作用太小，不足以補償投資缺口。

至於銷售越來越多製成品，資本主義也走上末路，無計可施了。現在科技的發展，使可供銷售的貨物越來越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許多貧窮國家的擴張，產生了一個全球工人階級，他們的工資很低，能夠買回他們製造的產品的比例越來越少，由於這個原因，資本主義被賣不出去的產品所窒息。過去，經濟蕭條－－比如世界大戰－－毀掉和浪費掉賣不出去的產品和生產這些產品的工廠，可以算作一種解決辦法，它為資本主義提供從頭做起的機會。這個解決辦法成功的關鍵是投資增加與增加就業機會之間的相關性。而現在，由於自動化、計算機化、機器人化的發展，新產品並不意味更多就業機會。沒有就業機會，工人階級就不能增加消費，就不能象先前那樣，促進投資，把資本主義從經濟蕭條中解救出來。我要說明的是，雖然資本主義既不是在其初期，也不是在其盡頭。但它的末日確確實實開始了。

並非在中國之外才存在着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二十年來經濟改革的結果，使中國內部也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這一改革已將披着社會主義外衣的中國納入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儘管這一部分仍帶有某些社會主義特徵。因而，資本主義的問題也成為了中國的問題。例如，在積累領域，1999年外商投資額的急劇降低（在第一季度即降低了14.6%，據至少一位中國官員稱，預計全年降低率高達50%以上），表明有利可圖的投資在不斷減少。1999年初對70家隨機抽樣的外資企業的研究顯示：僅有40%的企業能夠獲利；其他絕大多數企業都打算撤離中國。自1992年以來吸引了近一半外資的房地產業，情況是災難性的。以上海為例，在1997年建成的新樓中，有70%找不到買主，而辦公樓的租用率已降低了50%以上，而且仍在下降。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期待這些數字會有所回升。基於上述情況，中國的堂皇的房地產熱潮－－給來華遊客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大景觀－－其實和中國政府就業政策的關聯更甚於和其住房政策的關聯。也就是說，房地產熱和提供住房與辦公場所並無多大關係，因為這些房產或並非市場所需，或雖為市場所需（如家庭住房），但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購買力。事實上房地產熱不過是能提供低工資的工作，否則失業大軍將更為急劇地膨脹。

總之，中國－－正如俄羅斯和其他曾是“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並未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成為資本積累的福音。中國從現在開始，吸引的外資將會越來越少，其社會經濟後果也完全可以預料。同時，世界資本對於有利可圖的投資的需求也只可能更為加劇。

在價值的實現（或成品銷售）方面，中國也提供了一些驚人的實例。生產過剩已在中國成為普遍現象－－並非是人們需求的產品過剩，而是相對於他們能夠購買的、他們的低收入可以支付的產品過剩。在中國，眾所周知的低收入工人（絕大多數工人一月工資不超過60美元）已使國內消費遠遠落後於其生產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市場的拓展，後者雖然相當令人矚目，但仍然不足抵消國內需求的疲軟。這就形成了銷售全方位大幅度下降的局面。以摩托車為例。這一受存款極為有限的工人歡迎的消費品，其銷售量在1998年1月到9月間下降了22.4%。生產過剩同時引起零售價格的下跌（通貨緊縮），因為商店都競相推銷積壓貨品。在1999年的頭五個月中，所有商品的零售價格比去年同期降低了3.5%。還有，生產過剩已導致工業生產能力利用率的嚴重滑坡。為什麼要費勁去生產賣不出去的產品呢？1995年的一次工業調查已經顯示：900多種不同商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不足60%。而目前的情況只會更糟。

這種無法賣出已生產的產品（或可能生產出的產品）的狀況，造成了一半以上（有人稱高達70%）的中國國有企業虧本，越來越多的外國資本家拒絕在中國投資，即使已經投資的也開始撤離。這裡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趨勢下所潛藏的矛盾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而且基於上述理由，衝突只會愈演愈烈。在中國，1998-1999年似乎成了大轉折的年代，因為絕大多數先前給人一種經濟持續增長的幻像的重要指標，都已走向其反面。

當資本主義體系在投資與銷售成品兩方面都被剝奪了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它只能走向末路，何況其內部還存在諸如失業、對未失業工人的超級剝削、產品生產過剩、未利用的工業生產力、持續增長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對社會基本需求的漠視、生態惡化、金錢勢力的崛起和擁有大量金錢的人占據影響重大的社會地位、各種經濟犯罪的增長、個人主義的極端表現、自私與貪婪、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持續惡化，以致不可救藥。這個現象普遍存在於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正如我們所見，當中國將資本主義方式的生產與交換引進自己的經濟體系之後，這個現象同樣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因此，我上文中將資本主義比喻為雞的說法同樣適用於中國現實。這隻斷了頭的雞在垂死掙扎中仍會造成傷害，直至其極度虛弱而最終悲慘地滅亡。

但是，即便是資本主義已經死亡，並不意味着社會主義就已經存在。事實上，世界正在經歷一個後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它有可能走向社會主義，但亦可能導致馬克思所擔心的野蠻世界。在這種野蠻世界裡，不只是經濟，整個人類文明都分崩離析，正象在盧旺達、阿爾巴尼亞、車臣和南斯拉夫這樣一些地方出現的那種情況。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關係是絕對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紀中存在太久的。

假如資本主義的確在我所說的那個意義上已經死亡，我們社會主義者該做些什麼？或者用列寧的話說，“怎麼辦”？在這裡，中國人民有幸能從不久前的一位偉大的領導人那裡得到幫助來回答這個關鍵問題。我當然是指鄧小平。鄧不是說要實事求是嗎？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只能意味着：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的主要問題已經和二十五年前它的主要問題不一樣了。那時候，人們可以爭辯說，主要問題是缺乏現代化的生產力和普遍的貧困。如今，這些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中國的最大和最緊迫的問題卻成了產品積壓、失業、工業生產能力過剩、日益增長的經濟不平等、生態環境惡化、腐敗、貪污、玩世不恭、以及其它許多由市場經濟帶來的問題。鄧自然是由於他的市場改革出名，但他同時又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要採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解決目前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和二十五年前的主要問題是如此地不同，鄧決不可能會要採用以前的方法來解決現在的問題。要不然，就等於將鄧的手段上的實用主義轉變成目的上的教條主義，正象許多自詡為鄧的追隨者現在所做的那樣，這恰恰是鄧所最反對的事之一。

我要說的是，其實有兩個鄧小平，一個是實用主義者，另一個是市場改革者。由於目前困擾中國的主要問題與二十五年前的主要問題如此地不同，作為實用主義者的鄧要是活着的話，一定會尋找和他二十五年前完全不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我認為，對付中國當前最糟糕的問題的既實用又有原則的辦法是：拒絕市場經濟的實驗，堅定地重新開始走社會主義之路。簡而言之，這意味着：以目的是為人的需求服務的社會性計劃生產來取代以個人盈利最大化為目的的無政府主義生產。對那些認為這個方法以前已經試過但不成功的人，我僅想指出，儘管實行中央計劃經濟時期所處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但是針對失業、經濟紊亂、不平等、腐敗、犯罪、貪婪等問題，它卻能相對有效地對付，而現在正是這些問題正在把中國搞垮。此外，過去二十五年的經濟發展加上計算機技術的進步，使得計劃性的生產和分配比早先更為有效得多，特別是：如果能找到一條途徑促進廣大人民群眾參政議政，以便人民對計劃者和計劃指標產生認同感。這自然就意味着實行更多的政治民主。

要是中國走這樣一條社會主義的新路，就不必驚訝這條道路上走的是毛澤東，並肩前進的也許還有鄧小平自己。這個新時期的一個響亮的口號可能是：“與鄧小平和毛澤東一起向着社會主義前進”。

最後，我想這樣來總結這個講演的要點，那就是模仿一句中國的成語：“千萬，萬萬不要把自己綁在一條即將墜入深淵的資本主義的船上。”

註：這個演講中有關中國經濟的統計數據均來自普萊姆·加：《通往市場的崎嶇之路：俄羅斯、中國和印度的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即將發表) (THE ROCKY ROAD TO THE MARKET: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RUSSIA, CHINA, AND INDIA by Prem Shankar Jha, forthcoming.)

（本演講原標題為《問題不是資本主義何時滅亡，而是資本主義一旦滅亡，我們怎麼反應？》；東屏、羅靚、毅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