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與思：毛主席時代的那27年（四）zt

    “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宣傳標語，在小時候隨處可見，多年以後才知道，這就是毛主席樹立的三面紅旗中的“總路線”這面紅旗，另外兩面紅旗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多、快、好、省的建設和發展原則，學與思的“合理性”分析很中肯。勞動創造的財富，扣除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後，勞動積累或勞動剩餘其實只是一個很小的部分了，提取過高的勞動積累或勞動剩餘，勢必壓縮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也就是降低勞動者的消費水平。這條客觀規律剝削者階級是不承認的，他們捏造出科技進步提高生產效率的鬼話，為他們壓榨勞動者的事實圓謊。科技進步確實提高生產效率，生產效率的提高相應地提高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那種認為不會提高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觀點，實質就是排斥勞動者享有科技進步的成果，是典型的一部分人剝削另一部分人的腐朽思想。排斥勞動者享有科技進步成果，必然就導致消費與生產之間的失衡，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可以這樣說，每次經濟危機都是對背離勞動創造財富這條客觀規律的懲治！勞動創造財富這條規律告訴我們，勞動積累或勞動剩餘的有限性就決定了社會主義事業的“省”字訣，也就是艱苦創業。

    “多、快、好”則是勞動者史無前例地主人翁意識大爆發的結果，完全符合“人是生產力諸要素中最活躍的因素”的科學結論。

    為什麼在總路線指導下進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倍受指責？也確實給農業和農民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原因在哪裡？根本原因還是在對勞動創造財富這條客觀規律的認識不足上。19世紀開始歐洲國家依靠海盜行為積累起來的財富和知識與生產相結合催生的科技進步，成為全球的主宰，且活生生地消滅了印第安文明，給其他文明敲響了警鐘，追趕、超越、戰勝歐洲文明就成了無法避免的課題，這就是為什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歷史結論的來源。學與思描述的劉鄧在大躍進中的錯誤，應該說是精英們被科技進步創造財富的假象所毒害的結果（後來瘋狂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那些個高產數字都是科學邏輯、科學推導的結論（這一點可以翻閱一下當年某科學家的糧食產量算術公式的報道）。其實大躍進主題還是在工業領域，問題卻出在農業領域，原因還是那條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農業服從、服務於工業。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出現和存在問題，根源還是立場問題，發展為了誰的問題，毛主席不是一點錯都沒有的，只是毛主席的勞動者階級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所以他老人家就能很快地從認識問題轉換到立場問題上來（參考《老田：平民階層的文革史提綱》）。

                               說說“大躍進”

 “大躍進” 被鄧小平及許多知識分子說成是毛主席“頭腦發熱”的產物。究竟什麼是 “大躍進”，應當如何評價“大躍進”？下面我們從界定“大躍進”的含義開始。

有人把57～58年時期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統稱為“大躍進”，這種說法不對。總路線是“原則”，大躍進是“精神”，人民公社是“實體”。

前面已經論證了人民公社的合理性與不足，現在先簡介一下“總路線”，再來說說“大躍進”。

在1955年農業高級合作社開始出現時，毛主席就提出：“要拿個好辦法，可以使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後來李富春在“多、快、好”的後面加了個“省”，這就形成了“多、快、好、省”的原則。很快，它不僅成為發展農業高級合作社的原則，而且被設定為發展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原則。後來把這個原則就叫做“總路線”。

我們來具體考察這四個字的合理性。

當時，我們的國家剛剛從“一窮二白”起步，經濟還相當落後，更多的工廠、更多的礦山、更多的合作社、更多的學校、更多的醫院……；我們需要的東西很多很多。這個“多”字反映了國民經濟的總要求。

“快”是說要儘可能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加快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速度。只有我們的敵人才希望我們“慢”。這個“快”字自然是好的。

“好”是指經濟成果的質量，當然必須如此。

“省”是指要節約高效。當時，我們不僅是個很窮的國家，而且是個人口眾多，但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這個“省”字着實十分重要。

好了，總路線的合理性不容置疑！

下面來說說“大躍進”，一種超乎常規高速發展我們的事業的精神。

這還是要從五三年說起。五三年朝鮮戰爭結束。從開始時的美軍“飲馬鴨綠江”到“停火三八線”，是我們勝利了。現在的青年無法想象這個勝利對國民自尊心的提高有多麼大的作用。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我們總是被帝國主義欺負。最近的日本侵華，我們打了八年，還是藉助美國和蘇聯的力量，我們才取得了抗日的勝利。日軍的海空軍全部是被美軍消滅的，日軍的陸軍主力之一的關東軍是向蘇聯軍隊投降的。我們沒有值得驕傲的戰績。而在朝鮮戰爭中，我們把頭號帝國主義的軍隊打得焦頭爛額，不得不承認“沒有取得勝利”。這就極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極大的鼓舞了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幹勁。注意，高昂的民族自尊心、高漲的社會主義熱情，這就是積極進取的精神！

五七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巨大成就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自信心。53至57社會總產值（GDP）平均每年增長11.3％，工農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1％，農業為4.5％，工業為 18％（其中輕工業12.9％,重工業25.4％）。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一個西方記者描寫蘇聯的一段話正好可以反映那時中國工人的情況。“外國觀察家常常發現，新制度顯著的特點就是這種競賽或競爭，或者說，感到每一個人都為創建一個社會主義祖國而在忙碌地勞動和奮鬥。工人們似乎真的相信他們自己創造了新的工業奇蹟。人民把每一個新的進展看作自己的勝利而興高采烈。觀看統計數字的增長、生產定額的完成或達到‘指標’這類事情，都成了一種全民的娛樂。”。

注意，“觀看統計數字的增長、生產定額的完成或達到‘指標’這類事情，都成了一種全民的娛樂”，這是什麼？這又是積極進取的精神！

57年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普及使得農業面臨着一個大跨步發展的機會，而關鍵的因素有兩個：化肥與水利。為此，毛主席發起了“大興農田水利”的運動。無數個大大小小的水庫在全國各地紛紛建成。一個美國學者曾寫道：中國人“在1957年10月至1958年9月短短的一年中完成了一批難以置信的規模巨大的公共工程。被動員起來的農民所挖的土石方多達580億立方米，相當於300條巴拿馬運河。”注意，注意那個“難以置信”！這是什麼，這是創造人間奇蹟，這是超乎常規的發展經濟的精神的體現！

另外，美國在1957～1958年又爆發了戰後以來第三次經濟危機，失業人數達到16年以來的最高峰。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陣營內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掀起一場趕超資本主義國家的建設浪潮。按照五三年至五八年的經濟形勢推算，用不了十五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就可以趕上英國。中國提出趕超英國不過是社會主義陣營趕超資本主義陣營的一部分而已。社會主義陣營整體向資本主義陣營挑戰——要趕超他們，這是什麼，這當然還是精神！

五十年前中國人民的奮發進取的精神是如今的在“先富起來”的污水中泡大的年輕人所難以理解的。這種精神對經濟發展的要求就是“大躍進”，或者說“大躍進”就是高昂的奮發進取精神在經濟建設上的體現。

引用毛主席在修改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時所添加的一段話：“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儘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看，“大躍進”的精神本身並沒有錯！錯的是劉少奇利用這種精神，利用大躍進推銷他們“極左” 的“投機產品” ！

這要從毛主席退居二線說起。

如前所述，鑑於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和匈牙利事件，毛主席深感需要認真研究“赫魯曉夫現象”，研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發展問題。他需要為此投入更多的精力，學習更多的知識，研究更多的問題。同時，他人為應當讓他心中的接班人劉少奇提前接班，以培養其在黨內的威信，特別是在軍隊內的威信。出於這兩個原因，毛主席退居二線，劉少奇成為黨內日常工作的負責人。

這裡說要培養劉少奇在軍內的威信，是鑑於蘇聯朱可夫的教訓。朱可夫是蘇聯衛國戰爭的頭號功臣，在蘇軍內擁有極高的威信。赫魯曉夫就是在朱可夫的坦克的支持下入主克里姆林宮的。毛主席擔心中國也出個“朱可夫”，當然要提高劉少奇在軍內的影響力。

前面介紹高崗事件時，沒有提到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具體根據。高崗的根據有二：一是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改造上的右傾，二是不能讓劉少奇的“地下黨 ”領導“軍隊黨”。他極力宣傳 “黨是軍隊創造的”，意在拉攏軍內高層拿下劉少奇。

儘管毛主席本人是公認的軍事家，但是，更是思想家，是政治家，是真正的文人。他當然十分了解他的戰將們，他深知其中少有政治家，更不要說思想家了。他堅決反對高崗的“軍政”思想，更不能容忍“朱可夫”篡政。所以，他決定提前培養劉少奇在黨內、軍內的威信，鞏固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政歸劉少奇，真正的“發熱”開始了。

我們從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定說起。

1956年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編制出《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可以看作是“二五計劃”草案），並於交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建議》提出的主要指標是：1962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57年原計劃增長75％左右,工業總產值增長1倍左右，農業總產值增長35％左右，……

請對比一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執行結果的對應數據：工農業總產值增長69％（略低），工業增長229％（略高），農業增長了24.6％（低得較多）。這兩組數據對比，僅農業指標明顯高一些。農業指標較高的根據是即將大規模展開的水利化運動。如果不是三年災害的打擊，農業實現百分之三十五的增長沒有問題。實際上63年至67年五年間農業的增長還高於百分之三十五。顯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是符合中國當時的發展速度的，並非是“發熱”。

但是《建議》所規定的目標顯然不符合急於建功立業的劉少奇的心意。

僅舉一例來說明劉少奇當時的心境。

1958 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毛澤東講話時，也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

 劉少奇在談話中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提倡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他說：“可以搞很多事業，象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什麼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看，毛主席與中央的“十五年趕超英國”被他提高到“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這才是全面“發熱”的真正源頭。

上好下甚，歷來如此。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要“十五年趕上美國”，下面的官員們就敢提出十年，甚至五年趕上美國的口號！反正吹牛不僅“不要錢”，而且可以換來一頂更大的烏紗帽！

1958年9月劉少奇視察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時問公社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既然劉少奇認為中稻畝產萬斤是保守的，下面怎敢不看眼色！吹吧！放開膽子吹吧！不僅是農業，工業的浮誇風也不敢落後。“發熱”終於演變成瘋狂！

毛主席發現了劉少奇的不當言論語，也通過人民日報負責人告誡不要支持浮誇風。毛主席不願直接批評劉少奇——自己剛剛豎起來的接班人，也不願意直接打擊工農群眾與基層幹部奔共產主義的熱情，總希望“溫度”能夠逐漸降下來。可惜，“二線”畢竟是“二線”，“反右”之後的官員們深知“頂頭上司”的重要性。黨內願意聽取毛主席的聲音的高級幹部已經不多了！

就是這樣，經過劉少奇“加工”過的、荒謬的“大躍進”的失敗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