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東方的時代（二）

　　公元380年，鮮卑人在中國北方的斷壁殘垣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北魏。他們沒有洗劫中國的貴族，而是和他們進行了妥協，至少保存了一些舊有的高端國家某些拿薪金的官僚和稅收制度。相較於當時北方其它混亂不堪、衝突不斷的暴徒，這種做法使得北魏占了上風。事實上，這種優勢非常大，北魏得以在439年統一了整個地區。

　　即便如此，北魏與中國殘餘的舊貴族之間的妥協始終是草草拼湊而成的。對於大多數鮮卑戰士來說，他們寧願去放牧也不願意與文人們交談；即使當這些騎手確實定居下來時，他們一般會建造自己的堡壘，以避免和漢族的農民們接觸。他們的國家一直是絕對低端的。只要他們僅僅和北方其它的強盜國家作戰，這並無不妥。但是在公元450年，當鮮卑的騎手們靠近建康的城郊時，他們才發現儘管他們能夠打贏戰爭、掠奪任何可以帶走的財富，但是他們無法威脅真正的城市。只有擁有船隻、攻城設備以及輜重隊的完全的高端國家才能做到這一點。

　　因為沒有高端軍隊，他們無法劫掠中國南方地區；由於已經統治了北方，也就沒有機會劫掠這裡，因此北魏的統治者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來收買支持者的忠誠——這是低端國家潛在的致命缺陷。在480年代，孝文帝認識到只剩一個解決辦法——轉化為高端國家。為此他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將所有土地國有化，再重新分配給那些註冊納稅和公務的任何人。另外，為了使鮮卑人像高端國家的臣民那樣思考和行動，孝文帝向傳統發起了一場正面挑戰：孝文帝禁止了鮮卑的傳統服飾，使用漢族姓氏，要求所有三十歲以下的臣民說漢語，在洛陽神聖的地址上建設了一座新城市，並且將幾十萬人口遷移到那裡。

　　一些鮮卑人放棄了他們祖傳的生活方式，開始像漢族貴族一樣進行統治，但是另一些鮮卑人拒絕這麼做。由此，文化戰升級成了內戰，534年北魏分裂成東魏（現代派）和西魏（傳統派）。傳統派堅守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以不斷地吸引來自大草原的騎手。很快，他們的軍事力量似乎足以壓倒孝文帝施行的變革。然而，絕望是發明的溫床。雖然孝文帝試圖將鮮卑的勇士轉化為漢族的紳士，他的繼任者卻反其道而行之：給予漢族士兵免稅優惠，任命漢族的貴族為將軍，並且允許漢族士兵採用鮮卑名字。漢族農民和文人學會了打仗，並於577年壓倒了反抗力量。這是一個漫長而混亂的過程，然而某種形式上孝文帝的眼光最終實現了。

　　這一切造就了一個急劇分化的中國。在北方是一個高端國家（公元581年的軍事政變之後更名為隋朝），擁有強大的軍隊以及四分五裂、衰敗的經濟；而南方則是一個分裂的國家，組織機構軟弱，儘管一直在試圖利用繁榮的經濟產生的財富，但是大多都失敗了。

　　聽起來這是完全不正常的，但事實上十分適合於推動社會發展。589年，隋朝的第一位皇帝隋文帝打造了一支艦隊，占領了長江流域，並命令一支大軍（可能有五十萬人）直撲建康。由於南北方軍事力量極度失衡，建康在數周之內就陷落了。南方的漢族貴族意識到隋文帝竟要向他們徵稅，就一同起來造反。據史料記載，他們將隋朝的長官開膛破肚，甚至生吃了他們，但是這些叛亂最終在一年之內就被挫敗。因為沒有發生激烈的戰爭，當地的經濟並未遭受徹底破壞；隋文帝就這樣征服了中國南方，東方的復興開始騰飛。

武則天的世界（一）

　　通過重新締造了一個唯一的龐大帝國，隋朝同時完成了兩件事情。第一，這使得隋朝這個建立於中國北方的強國得以開發南方的新興經濟邊疆；第二，這使得南方的經濟繁榮擴展到全國。

　　這一切並不總是有意識地進行的。當隋朝的帝王們修建那個時代最宏偉的名勝——一千五百英里（約兩千四百公里）長、一百三十英尺（約四十米）寬、連接長江和中國北方的大運河時，他們其實只是想要修建一條向各處運送軍隊的大通道。然而在一代人的時間裡，這條運河成了中國的經濟大動脈，由南方運送大米餵養北方的城市。公元七世紀的學者總是這樣抱怨：“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但是同時，這些學者也承認“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皮日休《汴河銘》）。

　　大運河的功能就象人工地中海，最終賦予中國像古羅馬曾經享有的那樣的便捷水道，從而改變了東方的地理。價格低廉的南方大米供養了蓬勃發展的北方城市。“百千家似圍棋局”，詩人白居易這樣描述長安——這個城市再次成為中國的國都。長安連綿三十平方英里（約七十八平方公里），“十二街如種菜畦”（《登觀音台望城》）。一百萬的人口在林蔭大道上熙熙攘攘，這些道路的寬度可達紐約第五大道的五倍。長安並非獨一無二，洛陽很可能擁有長安一半的人口，其他十幾個城市也具有十萬人口。

　　然而，由於北方國家政權與南方水稻邊疆的融合有利也有弊，中國的經濟復興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迅速發展的官僚規劃管理着城市的市場，這些市場使農民和商人致富，推動了社會發展的提升；另一方面，過度的行政管理管制着貿易活動的方方面面，極大地束縛了農民和商人，阻礙了社會發展。官員規定價格，命令人們何時進行買賣，甚至規定商人應該如何生活（例如，商人不允許騎馬；小商小販不配享有這種高貴的行為）。

　　政府官員經常注重政治因素，而忽視經濟因素。人民被禁止買賣土地；相反，孝文帝的制度被保留了下來，土地均為國有，國家只是將土地租給農民。這一政策迫使農民登記納稅，並且遏制了有權勢的地主階級，但是卻導致了官僚作風。很多年以來，歷史學家都猜測，這些土地法更多地反映了空想，而非現實。學者們論證到，沒有任何一個現代之前的國家能夠應付如此多的文書工作。然而，位於戈壁沙漠邊緣的敦煌的乾旱環境下保存下來的史料顯示，公元八世紀的管理者們確實遵循了這些規定。

　　當然，農民、地主和投機者找到了躲避這些規定的辦法，但是行政部門逐漸膨脹以填寫堆積如山的文件，由此其自身經歷了一場變革。理論上，漢代以來的入仕考試使得行政機構獨占了整個中國最優秀聰慧的人才，但是在實踐上，貴族家庭總是試圖將政府要職變成世襲的待遇。然而在七世紀，考試成績確實成了成功的唯一標準。只要我們假定（正如大多數人所做的那樣）詩詞歌賦和引經據典是考量行政人才的最佳準則，那麼可以說中國發明了有史以來最為合理的行政人員選取程序。

　　隨着舊貴族對政府要職控制的逐漸鬆弛，行政職位開始成為貴族們追尋財富與權力的必經之路，進入行政機構的競爭變得更加嚴格。有些年裡，考試通過率不到百分之一，而且令人悲傷、滑稽的記載里出現了許多重考數十年的男子。就像當今社會的家長想讓孩子通過淘汰考試，從而進入夢寐以求的名校一樣，那些野心勃勃的家庭會僱傭輔導老師，而新近發明的印刷機快速生產了數以千計的習題冊。還有一些考生穿上了“作弊服”，將範文寫進衣服的襯裡。由於分數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學寫作，每個年輕男子很快成了詩人。隨着這些傑出的頭腦吟詩作賦，這成了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

　　這些考試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流動性，甚至有一些歷史學家稱之為一種“原始女權主義”的興起，因為新的公開性擴展到了兩性關係。我們不應誇大這種趨勢；在《太公家教》這本現存的八世紀最常見的古籍中記載着一些對婦女的忠告，這對於一千年前的人們來說是完全不足為奇的：

　　新婦事夫，敬同於父。
　　音聲不聽，形影不睹。
　　夫之父兄，不得對語。

　　另一方面，出現了新的嫁妝模式，以及針對女性能力的開明佛教看法（相較於儒學觀念而言），這使得最富有的女性有機會忽視祖父的教誨。以武則天為例，她起初在後宮提供一種作為尼姑的服務，十三歲時則成為皇帝的嬪妃，而後又成為這個皇帝的兒子的妃子。武則天大大勝過她那糊塗、隨和的丈夫，俗話說垂簾聽政。683年她的丈夫很合時宜地死掉之後，據稱武則天毒死了名正言順的繼承人，之後又廢黜了自己的兩個親生兒子（一個在六周之後，另一個則是六年之後）。690年，武則天撥開了竹簾，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登上帝位的當之無愧的女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