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世界最有名望的歷史學家英國史學大家阿諾德.托因比談美國:

程亞文

不知不覺便養成了愛讀舊書的習慣，那些久為前人所寫和出版了有一些年代的書籍，更能引發我的閱讀興趣，我的一位好友也是如此，在北京的時候，他常常邀我同往一處專賣舊書的小市場，一起淘撿那些紙張泛黃、或許上面還寫滿了歪歪扭扭字體的舊版書，日久天長這竟然成為了我們的一大樂趣。我不知道這樣的樂趣與我們還算年輕的年齡是否相稱，然而對於舊書的喜好，卻的確已不可遏止成為我讀書生活的重要一部，每每從舊書市場淘出一本與我所關心問題有關的舊版書，箇中欣喜非同好者所能道，而拉開了時間跨度、深入到另外一幅歷史場景的閱讀，則又常常使人在歷史與現實的交錯、過去與當下的恍惚中，不時獲得些許會心。

就以現在正在閱讀的這本《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為例，此書在美國初版於1965年，中譯本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作者為六十年代美國舊金山《保壘》雜誌副編輯戴維.霍羅威茨。我於無意中偶然從一位朋友處看到此書，書頁已經發黃，書中所談主要關乎美蘇冷戰，因是當時人對當時事的即刻理解，許多感想非現在未深臨其境的我們所能有，稍翻一下便感覺乃一寶物，於是“巧取強奪”，“偷”至手中，一覽為快。果然得獲良多。

書中曾提到1961年英國史學大家阿諾德.托因比在美國所作的一次演講，演講中的一段言詞，用心讀來如再聯繫當下的911事件與美阿戰爭，真是別有一番滋味。茲先照錄托氏言談如下：

“......今天美國是全世界範圍內保護既得利益的反革命運動的領袖。它現在所扮演的正是昔日羅馬帝國所扮演的那種角色。羅馬在它勢力所及的一切外國中，一貫地支持富人、反對窮人；由於不論何時何地窮人總是要比富人多得多，羅馬政策的後果就必然是更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痛苦。如果我的估計是正確的話，我可以說美國是蓄意決定要仿效羅馬所擔任過的角色。”（《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4）

托氏之有此言據此書作者所云是有感於美國冷戰邏輯，這一套邏輯按照那位後來不幸被刺的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的說法,乃是：“美國的事業就是全人類的事業。......我們對維護全世界的自由負有責任。”（《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4）然而托因比對此毫不以為然，他依據着旁人所難能具備的長深寬遠的歷史與文明的邏輯，指出如肯尼迪等的冷戰邏輯無非是美國對自身所作的一個臆想，一個自我編織的神話，在對自己“美好”形象的想入非非背後，潛藏着的仍不過是傳統霸權大國的權力信仰。

我不知道托因比有沒有上過美國的“不友好人士”黑名單，在六十年代初美國正如火如荼進行着反對共產主義的運動的時候，身為左派的托因比還能夠訪美，現在想來真是一件幸事。托因比的一位同胞——劍橋大學的科技史家李約瑟，就曾因為參加過一個國際組織公布美軍在朝鮮戰爭期間有使用細菌武器的情形，而獲得了列上美國所謂“支持共產主義”黑名單的殊榮，以至1976年李公欲往美國為他的李敦研究所募捐時，還遭遇了各處美國領事館拒給他發籤證的政治待遇。（事見黃仁宇《關係萬千重》P46-47，三聯書店2001）李約瑟的遭遇理應讓我們細細體會什麼才是美國文化中的政治寬容，在埃德加.胡佛和麥卡錫大行其道的年代裡，杜魯門總統曾簽署命令，要對美國250萬公務員進行安全審查，不久它的範圍又擴展包括了服務於國防系統的600萬軍人和雇員，這800萬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共約2000萬美國公民因此不得不進行“忠誠宣誓”，而且處在着隨時都被審查的可能。這樣的恐怖情景，恐怕也只能為蘇聯的“大清洗”年代和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們所能體驗了！

言歸正傳。托因比的這段話一下就引起我的非常注意，在於仍在眼前的911事件之慘烈、美阿戰爭之發生，一直在吸引着我的思考，美國發生的事件在中國也引來分歧明顯的激烈論爭、而在阿富漢戰爭面前中國知識界的普遍不聲不響，無疑是使人感到分外奇怪的，美國和我們、我們和美國，究竟纏在了哪一根結上，以致使我們產生了如許之多的意見或者沒有意見？

我的一位朋友在美阿戰爭爆發後不久就告訴我：這其實不過是一場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戰爭，它可能將是一個分水嶺，從此將成為以後戰爭的慣常模式，而傳統的國家與國家的戰爭，將越來越少見。絕望的窮人與保守着既得利益不想反省的富人之間的不可調和，如果真是911事件和美阿戰爭的內在線索，我們實在應該讚嘆一聲托因比，他在40年前就已經說出我們今天正在經歷着的苦難了！——這話不凡也可以反過來說，我們今天所正在經歷的苦難及其由源，與40年前並沒有什麼區別。

托因比的斷言，不幸可能是真的。911事件發生後不久，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主編扎卡若（Fareed Zakaria），在該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仇恨的根源”（“The Roots of Rage”），又一次重複了托因比式的觀念。文中細細分析了阿拉伯人仇美情結的由來：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阿拉伯人應該對我們在海灣戰爭中所期的作用報以感激之情，因為我們拯救了科威特和沙特。可大多數阿拉伯人認為我們只是幫助了沙特和科威特的王室家族。真是天壤之別。”

“那些海灣的酋長們揮金如土，糜費的金錢之多，令人難以置信。僅舉一例，一個受寵的沙特公主，只有25歲，就在利雅得建造了一個價值3億美元的宮殿。作為賞賜，還被委以該國與AT&T的電話工程合同。不僅根本不能帶來政治進步，財富已經造成了很多的負面效應。它使海灣國家富裕並強大起來，由此，像他們的阿拉伯兄弟一樣，對下層的壓制隨着時間流逝日益加深。他們之下的游牧社會已經變成了牢籠，充滿了失望，傷心和躁動不安的年輕人。他們中的一些人現在住在阿富汗並同本拉登一起工作。（本.拉登及其若干助手在沙特都有顯赫的背景）直到1980年代末期，當時世界的其他國家在注視從莫斯科、布拉格到漢城、約翰內斯堡的垮台，阿拉伯世界卻被老邁的獨裁者和腐敗的國王所困擾。那些或許曾在1960年代風光一時的政權都變得疲弱不堪，蛻變為竊國政治，為人民所憎惡，徹頭徹尾的喪失了合法性。有一點不得不提，他們中的很多政權都是美國的親密盟友。”（《NEWSWEEK》2001年10月15日）

原諒我對扎卡若先生文章的大段引用，他的言論為我們理解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緒，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我還要指出扎卡若先生認為這一切的發生，區區不過最近幾十年間，就在三四十年前，當埃及的偉大領袖納賽爾正意氣奮發於革故迎新時，整個阿拉伯乃至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感覺，還普遍比較良好，雖然利比亞的青年軍官卡扎菲，已經開始表示要向西方在阿拉伯的石油特權開戰。那麼，後來的反美情緒又是如何生成、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又為什麼重新生機燎原並參與反美情緒當中呢？答案已在扎卡若先生的文章中：在阿拉伯世界看來，美國為了自己的石油利益，一直在與貪婪獨裁的阿拉伯王公顯貴同床共枕，合夥共同製造了富油國家大多數人的貧困與受壓迫。

有人也許要說這只不過是阿拉伯人的一面之辭。我們當然要避開這樣的嫌疑，那就讓具體的事實來說話吧。1954年6月在中美洲的危地馬拉發生了一場政變，民主選舉產生的哈科沃.阿本斯政府，被一支從洪都拉斯入侵進來的軍隊所推翻，而據美國共和黨人瑟斯頓.B.莫頓在電視廣播上透露，這次政變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所策劃，入侵者是由美國資助並提供武器。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馬上發表聲明，稱這次事變“給美洲國家早已存在的偉大傳統增添了嶄新的、輝煌的一頁......”,正是在美國的積極庇護下，政變沒有受到聯合國的制裁，不久美國還與新上台的卡斯蒂略.阿馬斯政府簽訂了共同安全條約。對此，當時的英國首相艾德禮表現卻與美國迥異：

“事實明擺着，這是一次明顯的侵略行動......我得承認，美國國務卿對這次事跡的成功所表示的高興和讚許很使我感到震驚。”（《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141）

政變之發生，當然不是因為共產主義，阿本斯政府是不親共的，“共產主義有些像興奮劑，小劑量是有益的，但大劑量則非常危險”，這句庇隆的名言屢屢被阿本斯所引用。美國加在阿本斯政府頭上的罪名是它容許了太多的政治自由，然而這一條罪狀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成立，還是霍羅威茨獨具慧眼，他一眼就發現阿本斯政府所倡導的土地改革計劃，侵害了聯合果品公司和中美洲國際鐵路公司——兩家勢力強大的美國經濟集團的利益，這兩家公司在危地馬拉向來擁有特權，而且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弟弟美國中央情報局長艾倫.杜勒斯都是這兩家公司的股東兼顧問。政變後的危地馬拉，後來出現了什麼樣的局面呢？長達十年的社會民主制度被消滅，深受中下層民眾支持的土地改革不再進行，占人口70%的“廣大文盲”被剝奪了選舉權，獨裁政體和右翼統治再次奉行起鎮壓政策，當然，美國在危地馬拉的大公司的利益，因此得到了保證。

同樣的過程也差一點出現了加勒比海上的島國古巴。大概，對於身處21世紀、且在中國的人來說，古巴是一個共產黨國家、卡斯特羅是一個自稱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已經是一個常識，不需要再作說明。我在閱讀霍羅威茨的著作之前，也正是這樣對古巴作着想象。然而這竟然是一個錯誤！卡斯特羅曾經不是共產黨人，他一再限制共產黨人在勞工運動中發展勢力，在他治下的古巴也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總的精神是傾向於民主、反對獨裁和反共的。”（《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176-177）一個反共的古巴何以後來成為了一個共產主義的古巴？更加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卡斯特羅還曾於1959年4月訪問過美國，與艾森豪威爾會談，希望美國支持他的土地改革和工業化計劃並提供貸款，這對改善古巴人民的貧困生活狀況，是必要的。但是艾森豪威爾政府是怎樣做的呢？是要求古巴實行信用緊縮和預算平衡。而這樣一來古巴的社會革命，將根本無法進行，並且將激起人民對政府實行經濟管制的反抗。不進行社會革命古巴又將如何？那麼，“美國人控制着古巴公用事業的80%、牧場的90%、石油提煉工業的幾乎100%、公共鐵路的50%、製糖業的40%以及所有銀行存款的25%”（《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178）——這樣的一種狀況將不可能得到改變，關鍵的是，它同時也意味着古巴的繼續得不到發展。卡斯特羅求援於美國沒有成功，後來的結果也眾所周知，卡斯特羅成為了共產黨人，古巴成為了共產主義國家，而美國如法炮製又由中央情報局支持古巴流亡者搞了一次醜陋的入侵，但未獲成功。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古巴與美國的這段經歷，是不是不妨說，卡斯特羅和他的國家走向共產主義並與美國成為仇敵，美國的苦苦相逼，也有一份不小的功勞呢！而如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那般怨懣，本來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我不太明白現今許多人心目中的美國和美國人的“天使”形象，是何時和因何而來，至少從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美國歷史上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對周圍國家如墨西哥的領土侵占、與西班牙就西屬美洲殖民地所展開的戰爭，以及南北內戰兄弟相殘，都無不血腥殘忍，而在冷戰期間，它所支持的很多政權，如南越的吳庭艷、南韓的李承晚、西班牙的佛朗哥，等等則無不以專制殘暴為尚。而美國對一些主權國家的隨意顛覆和陰謀破壞，它的合法性同樣不知從何而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讀一讀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那裡面關於美國中央情報局如何籌劃入侵古巴以及以暴力手段廢除吳庭艷，讀來都令人悚然心驚，它與美國的“光明正大”形象相去實在太遠。然而這一切卻的確都是在“自由、正義”的名目下進行的，我懷疑這種弔詭大概與美國人對意識形態的偏執有關。這種摩尼教式的思維與情感方式，在歐洲中世紀時曾製造了狂熱的“十字軍”東征及征伐中對異教徒的兇殘虐殺，而在現當代則製造了它與另一個同樣有着“十字軍”衝動（基於共產主義）的力量間的無情對抗，及至當下還體現在了911事件後美國總統布什脫口而出的要對恐怖分子再進行一次“十字軍”“無限正義”軍事行動、及在現實軍事行動中的對阿富漢軍隊的胡亂轟炸（據塔利班統計，阿富漢軍人百姓死於美軍轟炸萬餘人強，比911事件中的罹難人數多出幾倍），乃至最後塔利班為避免生靈再次塗炭決定投降。

同時我還想到情感的東西不過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利益上的考量無時在作着杆杆。任何一國家都有它的自私性，任何一國家在國際關係生態體內都會自然而然地追求它自己的國家利益，這對任一國家來說本都合情合理，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當然亦不例外，我們對它的自私利已衝動也不妨予以推已及人式的體諒。然而如果把這種自私利已的衝動，連同它那些少量的利他超越舉動，一起說成為世界和人類作奉獻，這不免就有點道德上的虛偽或者無意識下的自我感覺良好，使人忍不住就要想到英國作家勞倫斯的一首小詩：“人照鏡子的時候/不像狗沖自己幾聲汪汪/或者氣極敗壞/像貓一樣/他把自己看得妙不可言/僅比天使略低一點/而且討人喜歡。”這樣的自我美化大概也是國家的天然傾向，任何國家應該都有權在此方面作出努力，可是如果彼國的人也對此國的人的自我美化一味心悅臣服地捧場，這就有點令人不可思議。一代史家托因比便絲毫不願作此馮婦，他在1962年對一批美洲聽眾說得斬釘截鐵：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最偉大和最在意義 事情是一場正在進行的運動，這個運動旨在把文明的好處給予那些在人類文明的頭五千年中對文明作出貢獻但未分亨它的好處的極大多數人。”（《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189）

他認為以往的中產階級和布爾喬亞的革命未能把革命的利益普及於人類“受壓抑的大多數”，過去發生過的“只不過是以中產階級的少數人統治來代替地主階級的少數人統治。”（《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189）可以想象當時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托因比的心目也產生了某種感染，他不相信美國乃正因為有着另外的一些榜樣和模式，雖然另外的榜樣和模式大多後來證明一樣存在着壓迫和不正義，並且不具備充分的現實可行性。但他對美國的觀察卻無疑表明了作為一位史家的深刻洞察力，今天911事件之發生、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在態度上與西方和美國的截然兩分，都使美國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看守既得利益的警察”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生動鮮明。

文到末尾還是讓我們隔着40年的時間，再來溫習一下托因比在1962年的預言吧：“如果美國始終不變地站在富人和既得利益的一邊，我深信歷史將會從它的前進道路上把美國掃除出去。”（《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190）——不過我更相信美國式的自戀仍將會鮮活長久地生存下去，同時世界將越來越難以安寧，這是上天冥冥中設下的一個圈套。

200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