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六十年代青年文化考

■尹 達

一

　　我們站在世紀末的十字路口，舉目前望。一面是鳥語花香的廣闊的田野，一面是閃着金光的冰冷的樓群，我們究竟該在何處安居？

　　這是每個人在精神上都必須做出的選擇，每個人都有權指揮自已的雙腳，尋找適宜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在這個物質包圍的時空，相信會有很多人毫不猶豫地奔入冰冷的樓群。因為樓群的腸胃消化功能良好，尚有餘熱，人們在裡面可以不受風雨的吹打，可以舒適地躺在床上享用大樓提供的食物或殘渣，可以睡覺而不用考慮在野外的危險。但事實真會如此愜意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人們漸漸地遺忘了一件事，他們還在人家的腸胃裡，在不知不意中被吸收了一樣人最寶貴的東西——思想。

二

　　我們現在仍可想象尼採在上個世紀末孤獨地吶喊，精疲力竭後倒在當時被人們認為一文不值的書著中的情景。真正的天才大都會走向極端，在一段極盛之後走向瘋狂，之後狐獨地離開這個世界，就如梵高之死於阿爾的太陽與美景，尼采之死於對於思想迷狂的探索。在之後的100年間，人們開始感到理性的壓抑，於是重拾起尼采，發現其對非理性主義的論述竟是如此地精采與生動，於是有了諸多的現代主義流派，哲學、文學、心理學等諸多學科都沾其光芒，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的出現，使人們看到這個世界變了，我們無法再用從前的眼鏡來看等待這個世界。

　　又走到世紀末的交叉點，我們回首百年，會在密密層層的文本中間發現一點兒特別的東西——一個持續了十年的青年運動，地點在美國。

　　60年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也是一個激情的時代，世界各地都可聽到激烈的造反之聲，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國的“五月風暴”，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及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美國的“新左派”學生運動。這些運動構成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條壯麗的風景線，但畢竟勢單力孤，最後消散了，只在歷史上劃下了一條美麗的彩虹。

　　美國的50年代是一個政治穩定、經濟增長的時期，羅斯福的新政使經濟好轉，在科學技術推動下，繼續保持着較高的增長速度。但那時的青年似乎過早的“老”了，孤僻離群、謹小慎微、並且缺乏想象力。這一代人似乎完全接受了上輩人的言行準則，甚至在一向以開放、活躍著稱的大學裡，也找不到鋒芒畢露的人物。這一代人被稱之為“沉默的一代”。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60年代青年運動的大爆發是什麼原因呢？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

　　新政以來美國經濟的發展，使大多數美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但在這富裕社會中，仍存在少數人的貧困。一部分人由於不能適應生產力的要求，而失去了就業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失去就業的資格和能力。這批人已經 完全失去了自立的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福利制度維持生存。這種富裕社會中的貧困，成為60年代社會不滿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二、美國社會中仍然存在着嚴重的種族歧視，並且在美國的窮人中，最多的是黑人。黑人的不平等的生活，使青年人極力地爭取自已平等、合法的權力，必要時通過暴力手段來實現。當時著名的黑豹黨就是一支有暴力傾向的黑人組織。但底層人民為反抗不平等的待遇，這種組織也不為過。

　　第三、來自青年學生對現實不滿情緒的增長。美國經濟的增長，使很大部分的人分享了美國的富裕，中產階級的隊伍漸漸擴大，成為人口中的大多數，他們過着舒適的生活。60年代的青年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他們有過隨心所欲的童年，但當步入社會時，才發覺一切都那麼地嚴格與循規蹈矩，處處充滿清規戒律，並且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完全不同於所受教育中的“平等”“正義”原則，而且他們的開放型個性處處受到壓制，一些敏感的青年人意識到這些，於是彷徨、苦悶、失落，出現了普遍的煩惱與畏懼。海德格爾認為：煩惱與畏懼產生於人想把自己與社會、與他人隔離開來而又難以辦到的尷尬。他們企圖尋找童年的自由與美麗的自然，於是出現了後來的嬉皮士運動，將自身隔離在小島上，過着自由的生活。

　　再加之教育的變質與越戰的陰影，諸多因素最終導致了這場運動的發生。

三

　　從今天的角度看，“新左派”運動無疑是這場青年運動的中心。

　　“新左派”一詞最早出現於50年代後期的英國，一批年輕的社會主義理論信仰者由於“匈牙利”事件的出現，感到迷惘幻滅，聚在一起尋找新的出路，為了區別各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老左派”，他們自稱“新左派”。 “新左派”在美國60年代達到全盛階段，形成自已的體系，直接影響了60年代反叛運動，所以我們稱那場學生運動為“新左派”學生運動。

　　50年代後期，保羅·古德曼與威廉·A·威廉斯對美國社會制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古德曼認為美國雖擁有大量財產，但青年中卻出現了“異化”的現象，出現很多違背理性的思想與行為，他所著《荒唐的成長》一書表現了文化反叛運動的初期的活動。這本書指出了當時青年一代所處的困境，引起了強烈共鳴。威廉斯則從史學家的 角度對當時流行的“美國社會利益一致化”進行了分析，認為美國的自然環境日趨惡化，發了工業發展之初的種種矛盾，為尋找逃避社會災難的出路，美國只能對外擴張。他的理論為後來的反戰運動提供了重要依據。

　　賴特·米爾斯被認為是“新左派”運動的理論先驅。他的《權力中樞》一書集成了他的思想。指出了操縱美國的實際上是“軍事──工業共同體”，經濟財閥與高級軍人結成同盟，控制着美國的權力。而富裕起來的美國中產階級實際上沒起什麼作用。這對於一向自認是美國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無疑是當頭一棒。60年代，米爾斯在《新左派評論》上發表了《給新左派的信》，充滿了火藥味，指出青年知識分子可以取代無產階級成為一支可能的激進的變革力量。

　　但對於“新左派”影響最大的人物自然是赫伯特·馬爾庫塞。馬爾庫塞是法蘭克福學派最為知名的激進哲人。法蘭克福學派以嚴肅的文化批判與意識形態聞名於學術界，馬爾庫塞襲其衣缽，溶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存在主義等，形成“批判社會理論”。1950年出版了《愛欲與文明》一書，指出文明對人之本能的壓抑。1964年出版的《單向度的人》，成為60年代反叛青年的“教科書”。在這本書中他指出：當代工業社會是一個新型的極權主義社會，利用技術進步成功地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與超越性的向度（向度：價值取向與批判尺度），從而使這個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使生活於其中的人成為單向度的人。這本書為我們觀察社會提供了一個可貴的概念結構與分析體系，通過它，文化與個人事務能被結合到社會理論和政治覺悟中去。它同時幫助激進分子擺脫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理論，改用新的方式思考在現代環境中的新事物。在書的最後，他指出反抗這種壓制的希望在於非生產性的社會階層，即激進的大學生、社會青年及某些受排擠和被遺棄的社會階層。

　　在這些先人理論的引導下，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場青年學生運動歷程。

　　“新左派”運動的主要代表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同盟”（以下簡稱“學民盟”）。這一組織的活動貫穿了這場運動的興起、壯大與衰落的整個歷史。“學民盟”正式登台於1962年6月11—15日在密歇根州休羅港召開的新左派學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著名的休羅宣言，指出：美國的民主制是一種“沒有公眾的政治” ，貧困和利潤積累同樣迅進，其罪魁禍首為軍事——工業綜合體。大會提出了激進的改革綱領，要求削減軍事開支，用於非軍事的社會需要。休羅宣言的發表，標誌着新左派組織的正式誕生。從上一聲明可以看出，其早期走的是一條改良主義道路，主要形式為示威遊行。雖然不主張取消美國社會制度，但痛斥了美國社會現存弊端，提出激進的口號，也預示了新左派運動發展軌跡，必定一步步走上激進化的道路。

　　1965年4月17日，“學民盟”，“五月二日運動”等組織聯合起來，在華盛頓組織了有25000人參加的反戰進軍，這是一次徹底否定美國外交政策和反對干涉越南的政治示威。同年10月，“學民盟”參加了由“越南日委員會”發起的全國反戰遊行示威。1965年，是美國新左派運動“明顯放棄改良主義”，開始走向“革命的理論的實踐”的長征的一年。

　　1966年12月，“學民盟”通過反徵兵協議。至1967年，反戰抵制運動走向高潮。1967年4月15日，30萬人在紐約舉行反戰進軍。受馬爾庫塞影響，“學民盟”提出了新工人階級概念，即學生將取代勞工成為社會變革的偉大力量。入夏之後，在黑人造反、反戰運動、反正統文化運動的多重作用下，美國社會激流翻滾，不可遏止。秋天，威斯康星大學學生舉行示威、罷課，警察第一次在校園內使用催淚彈鎮壓學生，各地也不斷發生與警察發生衝突事件。10月21日，10萬反戰學生向五角大樓進軍，與政府出動的軍隊展開搏鬥。

　　與政府的正面衝突，使新左派生激發了其革命意志，不可避免地走上暴力鬥爭的道路。1968年，“ 學民盟”決定把鬥爭的方向由反戰轉為黑人問題。4月4日，馬丁·路德·金被刺，全國100多個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的黑人造反，使“學民盟”的激進分子得出必須以暴制暴的結論，這些人開始學習城市游擊戰，與黑豹黨建立聯繫。

　　1968年1月至5日，全國發生十起校園建築被炸事件，4月下旬，哥倫比亞大學暴動震撼了美國社會，標誌着運動由抵制已轉為政治暴力鬥爭。之後，1968、1969年政治暴力鬥爭不斷增加，街頭戰鬥、爆炸和縱火事件時有發生。

　　1968年6月的東蘭辛大會上，“ 學民盟”出現嚴重分裂，實力大為削弱，再加上美國政府的鎮壓，到1970年新左派運動基本上已消失了蹤跡。只是在地下還有少數的暴力組織，但影響不大，後漸漸演變為恐怖組織。

　　簡單的重溫，我們仍可感受到當時的混亂與騷動。新左派運動同反種族歧視、反越戰一直是緊密結合着的，我們也可清晰地看到抗議——暴力鬥爭這一條清晰的軌跡。這是一場以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他們敏感地意識到個體的壓抑，而壓抑的根源在於這個“文明”的社會，於是提出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鬥爭目標，企圖建立一個愛與人性主宰的理想社會。他們既反對正統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又對美國的老左派和蘇聯社會主義的現實失望，企圖尋找第三條路，寄希望於學生、黑人的力量，而放棄工人階級，所以在理論上帶有強烈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空想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失敗亦是歷史的必然。

　　但新左派確實給美國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它作為當時美國社會的一支反叛力量，促使人們重新考慮美國社會的價值標準，個人的地位及其存在意義。它實踐了並不成熟的理論與主張，為反抗既定的權力體系打開了一扇門，讓後繼者見到曙光。

四

　　1997年4月5日，艾倫·金斯堡去世，終年７１歲。美國音樂雜誌《滾石》撰文寫出：“金斯的整個生命旅程是一個不斷探索未知、追尋真理的過程。他的死對我們而言損失巨大——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巨人之一。”

　　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最傑出的代表，是５０年代沉默中的一點雷聲，是先行者，是預言家，也是一個永不止息的戰士。“垮掉的一代”雖然主要的活動在５０年代，但當我們回頭對６０年代觀望時，卻無法迴避他們所埋下的指示標。

　　“垮掉的一代”無論對於６０年代或是今天，重要的意義在於他們身上那種徹底的反叛精神，一種在哲學、人生觀、文字的表達範圍與方式上的全面的反叛。作為一群在新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生長起來的年青人，他們用自己的肉體和飽經創痛的大腦譜寫出了美國文學和文化發展的新篇章。

　　當物質的魔掌一點點地侵蝕人的精神家園的時候，“垮掉的一代”選擇了一種沒有道德和文化禁忌的新的生存方式，試圖喚醒在權力陰影下人們逐漸麻木的舌頭與神經。

　　他們首先是一群流浪者，沒有固定的職業與收入。如同傑克·克魯亞克於《在路上》指述的那樣，他們乘着車子從一個地方到達另一個地方，短暫的停留後又重新投入流浪，他們的足跡幾乎遍布全世界。他們在流浪中解決困惑，在流浪中尋找異質的自我表達，也在流浪中使自身作為個人與文學團體走向滅亡。但有一個最大的困惑是他們所無法解決的， 那就是他們找不到出路。“我們得走下去，在到那裡之前我們一直得走下去。”“夥伴，我們到哪裡去？”“我不知道，可是我們非得走下去。”（《在路上》）

　　“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成員幾乎都是同性戀者，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圈子。當時，他們的這種同性戀身份還比較隱秘，不被外人所知，他們相互友愛，在一種互愛的氣氛中討論美國的現狀、詩歌、藝術、音樂、與神秘的東方宗教。“垮掉的一代”對東方產生了興趣，甚至讀起了老子的《道德經》，這也是在東方哲學中為自身的現實尋找出路，這在後來也直接影響了嬉皮士運動。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對彼此袒露內心最深刻的隱思，大大地啟迪和影響了他們的寫作方式——一種人性的最暢快淋漓的表達。金斯堡的《嚎叫》與《祈禱》兩本詩集就是其文字美學最典型的代表。我們甚至可以拿來與現代詩歌史上兩篇巨作——艾略特的《荒原》與里爾克的《杜英諾哀歌》——並放，把它們看作詩歌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在兩本詩集中，金斯堡運用了大量的長句，幻象與現實並置，意象之間的聯結也很奇特。並且內容上大膽地談及瘋狂、失落、同性戀與社會孤獨感，用夢魘般的詞句，對當時虛偽的美國的社會進行最有力的鞭撻，對物質主義、擴張主義進行抨擊，描繪出一幅絕望的極樂世界的藍圖。

　　“垮掉的一代”是一群利用毒品來促發幻覺、支持寫作和排遣人生煩惱的文學團體。毒品能夠幫助他們展開想象，改變意識之見於眼中的物象。他們在每次吸毒後，都會互相交流彼此的幻覺歷程，使他們的作品中不斷出現放大、扭曲、超然的形象，在文學史上塗抹了厚厚一筆瑰麗的色彩。威廉·伯羅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裸體午餐》就是通過一個匿名的吸毒者的眼睛，展示了一個扭曲的變形的但更具震撼力的法西斯控制的世界。

　　在這裡，我們必須提及一種音樂形式──搖滾樂，它與“垮掉的一代”以及後來的６０年代反正統運動都是不可分割的。搖滾樂是在黑人音樂中誕生而出的，重節奏性，節拍強烈，所以一開始就以粗暴的面目出現，而與主流文化相抗。也就是說搖滾樂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對抗，儘管這絕非它自身的意願。

　　５０年代，在“垮掉的一代”中最有影響的是爵士和布魯斯音樂，布魯斯音樂的無固定節奏，可以無限延展下去的風格，本身也體現着一種非理性。搖滾樂中有很大成分的布魯斯節奏，那時的搖滾樂還很不成熟，只是靠着“貓王”的性感動作得以盛行。但真正有作為的是小理查德、查克·貝瑞等人。金斯堡在一生中一直都同搖滾樂不可分割，他一直在支持和關注着搖滾樂的發展，可以說，他是幾代搖滾樂手最真摯的老師與朋友。

　　“垮掉的一代”的活動一直處於社會的邊緣，並未給當時的美國社會以很強的衝擊。直到１９５７年之後，金斯堡、克魯亞克、伯羅斯等人的作品出版後，才引起震動。當時，他們對抗社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裸露。如同在文章中，他們把身體的裸露也作為一種美學標準，一種個人對社會態度的象徵，使藝術與行為同行。金斯堡在１９５５年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全身脫光，克魯亞克赤身裸體生活在山洞中，尼爾·卡薩迪一絲不掛地死在墨西哥的一條鐵軌旁。他們想象自己該是愛與和平的天使，潔白而神聖，他們在世間的任務就是打掃灰塵。

　　“垮掉的一代”的一切行為都預示着在當時，這該是一場悲劇。他們被看作瘋子、危險分子被關進監獄、精神病院，一些人莫名失蹤，一些人早亡，還有少數人繼續着對抗，如金斯堡後來又投入嬉皮士運動中。他們的反叛精神為後人所繼承，出現了６０年代一系列反主流文化運動，如嬉皮士運動、性解放、女權主義運動。他們告訴後人：叛逆應是青年人的靈魂。它的作用在於當一種潮流向錯誤方向迅猛發展時，它起阻遏作用；當主方向過於單調和一統化的時候，它提供更多新的選擇，而選擇就代表了創造，代表了由創造所代表的更多新的選擇。

五

　　讓我們把鏡頭再推到６０年代，會發現在轟轟烈烈的政治批判與反抗的同時，還有一群年青人以不同的方式表示着對美國社會的不滿與反叛。他們同樣敏感而真切地感受到人的異化，轉而否定理性、強調本能、關注當下，但他們選擇的是一條逃避現實的路，於是人們用“嬉皮士”一詞來稱呼他們。

　　“嬉皮士”源自諾曼·梅勒５０年代所寫的一部小說《白色的黑人》，書中塑造了一個存在主義的二流英雄──“嬉皮斯特”，他“在反叛的自我意識的推動下，開始了通向未知天地的旅程”，以此作為在一個被死亡的陰影籠罩着的社會中生存下去的手段。這個人物很快成為那些本就迷惘、困惑的人的偶象，把自身 的行為準則定位於“嬉皮斯特”的行為準則，即只聽命於自身意願，不受習俗道德、社會行為準則的約束。

　　“嬉皮士”運動是６０年代最為感人的一幕，如暴風雨夜中搖曳不定的昏黃燈光，為反正統文化運動勾畫出最為柔和的情境。

　　嬉皮士們基本上傳承了“垮掉的一代”的生存方式與精神傳統，只是在特定的歷史氛圍中規模更大，範圍更廣，影響也漸深。他們試圖在社會邊緣重建一個世界，用和平與愛和物質化、科技化的社會對峙，他們鄙視成年人所統治的世界，憎恨他們的保守與柔順。“嬉皮士”們往往留着長發、長鬚，喜歡褪色的牛仔褲、手鐲、念珠、耳環等一些古怪的飾物，而對傳統紳士的穿戴整齊則不屑一顧。他們自標“花之子”，喜歡嘲弄似地在警察的槍筒里插上鮮花。

　　與“垮掉的一代”後期的生活方式一樣，嬉皮士也選擇了遁世的生活。他們逃離了各自的家庭組織了“群居村”，過着財產、愛情、孩子都公有的簡樸的生活。他們希望通過隨心所欲、無拘無束的放蕩與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找回在現代社會中丟失的原始的情慾和創造力。為了更好地理解他們所選擇的群居方式，我們有必要看一看美國人性觀念的轉變。

　　50年代之前，一般的美國人一直忌諱公開談論性問題，傳統的性觀念仍然統治着美國人的頭腦。但50年代之後，它同時受到來自科學與哲學雙方間的挑戰：在科學領域，印第安納大學的教授艾爾弗雷德·C·金西和他的助手們於1948年和1953年分別推出的《男性性行為》和《女性性行為》兩部專著，無疑是這一領域的先鋒，書中對人類的性進行了大膽的探索，並提供了婚前性行為與婚外性行為的真實性情況與數據，調節人們看待這些問題的眼鏡。之後， 又有一批對性交問題進行討論與探究其生理原因的書出版，使人們意識到性問題實有研究必要，並非難以啟齒。在哲學領域，弗洛伊德指出，人的社會文明生活的發展必然要壓抑人的本能。馬爾庫塞繼接弗氏理論，認為物質生活究分發展之後，這種壓抑是無必要的，要從這種壓抑中解放出來，首先要來自性的解放。

　　在種種觀念衝擊下，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對傳統的性觀念予以否定，斥之為“僵化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性標準” ，而代之以一種更加開放的觀念。觀念的改變導致行為的變化，人們對於傳統認為罪惡的性行為不再隱藏。這樣，性行為就置於日光之下，坦蕩而自然，而不再拘於黑暗之中。

　　了解以上的事實，我們就會很容易理解“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群居生活源自一種“大家庭”的觀念，是一種假想的共產主義，又有原始社會的特徵。在本質上是對自然的回歸和對機器的反叛。

　　“嬉皮士”的精神核心是“????自己的事，逃離社會去幻游”。幻覺已成為人們的精神需要，用以擺脫人類陷入的精神危機，以求達到“ 文化超越”的理想。而製造幻想的最佳方式無疑是吸毒，毒品在當時已成為一種對抗的武器，幾乎反主流的每個角落都閃動着它的影子，對於毒品的使用，原因複雜而混亂，這裡只想從人類對想象力的需要來微探一下其原因。

　　隨着技術的不斷進步，工業化社會正改變着合理性與不合理性之間的關係。想象與理性的差距不斷縮小，一些不久前還只是在科幻小說中出現的情境，此時已立在你身邊示威。這也導致了想象被有系統的濫用，逐漸被權力系統控制，從而規定政治步調與政治風格。因為在一個單一的體判下，有意義可以變為無意義，無意義也可以變為有意義，人們越來越強烈感受到精神構架被動的拆毀與重建，一種混亂感、恐懼感也因此而生。

　　人們想象的浪漫空間漸漸減少，甚至消失的情況下，社會已迫使想象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去證明自身，想象本身則變為歷史的種種設計與能力。

　　正在人們感受到想象的缺失，精神上的極度理性與非人化的時候，毒品悄悄地綻開了誘人的鮮花。毒品給人帶來的就是對這種缺失想象力的填充。毒品可以極大地提高作用者對聲音、顏色、運動的感受力，產生更大的靈性感受與新經驗。而且每天會有不同的幻覺歷程，所以對於精神上異常苦悶與壓抑的青年人無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但是長時間的作用，會導致感受神經的靈敏度下降，所以人們會提高自己服用的劑量。但當大量的毒品再無法帶來新鮮的幻覺歷程的時候，精神上人們想象力的驟然缺失，會使人無所適從，導致精神變態及至自殺。

　　要使想象力解放，馬爾庫塞指出：“先決條件是在消滅許多壓抑自由的東西以及許多使一個壓抑性社會永恆化的東西。”（《單向度的人》）也就是解放和徹底改變現有社會。“嬉皮士運動”在一種悲觀的立場上，選擇了逃避，在社會邊緣重建理想國度，但他們精神上還是未能徹底地與社會脫離，只能依靠吸毒來填補想象的空白。

　　與毒品一樣，搖滾樂在他們的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對後世的影響來看，60年代才是搖滾樂的真正開始。“甲殼蟲”樂隊無疑是歷史上最著名也最具影響力的樂隊。四個來自利物浦的小伙子創造了搖滾史上的神話。他們在美利堅的土地上登陸伊始，便以溫文爾雅的形象與旋律性極強的英倫曲風，引起巨大的轟動，甚至在他們住過的酒店，店主竟將約翰·列儂睡過的枕頭割成幾千塊兒，以每塊幾十美元的價格出售。但那時“甲殼蟲”樂隊還只能算是一支流行搖滾樂隊，他們真正的成熟是在1964年之後，推出了幾張革命性的專輯，大膽地進行實驗與探索，其中也摻雜了很多迷幻因素，如《黃色潛水艇》、《左輪手槍》、《佩伯軍士孤獨之心俱樂部》等。

　　與“甲殼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滾石”樂隊，樂隊的四名成員都來自英國的中產階級家庭，並有相當高的學歷，但他們出現伊始就是一副狂放不羈的形象，粗暴而野蠻，歌詞中直露地渲泄對社會的不滿及宣揚毒品、性愛等。但他們的成績並不如意，只推出了為數不多的幾張具有價值的作品。

　　60年代的搖滾樂與毒品的糾纏最為緊密。毒品帶來的幻覺歷程，使搖滾樂手們想把它記錄下來，用音樂的形式再現，60年代毒品的盛行，也帶來迷幻搖滾樂的興旺。吉米·亨德里克斯是搖滾中最為神秘，、也最有貢獻的人物之一。他使用左手彈奏右手琴，使人們現在聽他的錄音很難找到相應的和弦，而其中使用的一些技巧更是難以捉摸。作為搖滾史中的一名吉他大師，他同時對效果器進行了改革，為迷幻搖滾樂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60年代美國青年深受來自英倫的搖滾樂的影響。鮑伯·迪倫由民謠歌手向搖滾鬥士的轉變就是當時美國青年一個典型的代表。

　　1969年8月16—18日，45萬瘋狂的歌迷參加了在紐約州貝瑟爾的卡茨基樂山村舉行的搖滾音樂會，即永載搖滾樂史冊的“烏士托音樂節”，參加這 次演出的樂隊基本上是一些迷幻搖滾樂隊，如吉米、“傑裴遜飛機”和“感恩而死”等。相同的理念將他們和嬉皮士們結合在一起，這次音樂節同時也成為嬉皮士的一次盛會。他們舉着“音樂、和平與愛”的旗幟，進行了一次狂歡，也是嬉皮士運動的高潮。當時連下了三天暴雨，地上一片泥濘，嬉皮士們卻樂此不疲，在泥濘中脫去衣服翻滾跳躍。音樂不是唯一目的，歡樂才是最重要的事兒，雖然會場出現了食品與水短缺，移動廁所惡臭難 耐等情況，但嬉皮士們卻表現出巨大的愛心，他們盡情歡樂，也互相幫助，真正體現了”和平與愛“的主題。美國“生活與時代”出版公司曾將這場音樂會列入塑造美國歷史的百件大事之一，並將其簡述為“在泥濘的草地上，美國青年遠離越南戰場的血腥洗禮，真正體驗到和平相處的快樂與永恆價值”。

　　至1970年，美國全國共有200多個群居點，主要有舊金山哈特·阿什伯里，洛杉磯的日落帶、紐約的樂村等，生活着4萬餘名嬉皮士青年，但由於後來他們的行為越來越極端化，也走上暴力道路，影響日微。

六

　　在90年代末的中國，累述了美國60年代的那些小事，對於有的人也許是一堆垃圾，可以不屑一顧；如果對於另一些人，能夠引起那麼一點點兒興趣，就不枉作此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