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註：這是筆者為了證明『建立在嘗試初步解壓縮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基礎上形成的科學《新理論》，可以認識和解釋“人或人類社會中，所產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沒有任何難以自圓其說、所以需要迴避的死角，並經得起來自任何方面的推敲質疑或挑戰，而且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判斷結論。在科學《認識論》“知其所以然”的中級層次上，針對中國社會正在面臨的現實困境時，更痛感那些“會讀書卻不會用”的中國精英讀書人，一個個除了像二、三流江湖醫生般“眾說紛紜卻莫衷一是”地，只能開出一些止痛針或退燒藥之類的“改革處方”，陷中國於重蹈近代史的覆轍，再次落入“歷史周期律”的輪廻，卻永遠跳不出讓自己文化背“（落後）黑鍋”的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甘願冒上下左右、都吃力不討好的“大不諱”，主動以科學《新理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為中國社會“解惑釋疑”。雖然明知因為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被“大眾皇帝”故意視而不見、而不可能“力挽狂瀾”。但是起碼可以為歷史留下一個立此存照的痕跡，而不至於像過去中國的“百日維新”“洋務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大革命”一樣，讓這段不堪的“（歷史）回憶”，再次成為“沒有教訓的歷史教訓”！

筆者要再一次強調：本文絕對是一個客觀純理論式探討。沒有任何政治企圖或野心，也沒有任何“靠山或後台”的背景，也不針對特定個人或組織，更無懼於任何“人肉搜索”，雖然不可避免地要牽涉到“對號入座”的問題，只能寄希望於一起“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為此，筆者願意在公開的審判程序條件下，負一切“惡意誣陷或造謠誹謗罪”的法律責任。
潘一丁2012.10.22.

正文：

毋庸諱言，當前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四面楚歌、內外交困、進退維谷、動輒得咎、里外不是人”的困難境地之中。於是有人將其歸咎於是制度或體制出了問題、或者推到“有無民主”身上，不厭其煩地嚷嚷着“改革”。居然看不到，如果將時間拉回到鄧小平準備改革開放的初期，這種說法可能還“有點道理”的話（因為當時的中國，在經過十幾年慘烈而元氣大傷的“窩裡鬥（文革）”後，站在自己家殘垣斷瓦上、向牆外張望時，才發現遠親近鄰們竟然都已經今非昔比，鳥槍換炮了。還來不及坐下來冷靜思考、檢討自己國家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時，就迫不及待、急不可耐地下河，摸着石頭爬上了資本主義彼岸。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向錢看”口號忽悠下，以文化加工後所賦予的聰明才智和超強能力，“比資本主義還要資本主義”地，把馬克思以及西方大文學家筆下揭露的那種“原始積累、剝削”中的殘酷血腥場景付諸實踐，並發揮到淋漓盡致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地步。終於以馬克思想象不到的速度，讓中國社會提前進入了他所描繪的“動盪”境界。讓中華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更讓看到這一點的高等動物們，紛紛跳出來，爭當“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中國人至今，居然還不知道，陷自己於危險境地的“罪魁禍首”，乃是不明就裡、稀里糊塗地，上了山寨“民主”的當，跑到了西方人的前面。替能力和速度有限的他們，充當了“炮灰”般的“出頭鳥”，替只有當“跟屁蟲”份的西方，以自己的必然失敗，提供了一個“前車之鑑”的緣故（雖然智力有限、而只能把諾獎授予“金瓶梅”級別的中國作家的西方人，還未必能從理性上領會到一點）。

在拙文《建構真正民主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中，明確指出『這兩個要素，就是有能力和魄力的“領袖獨裁”，以及有定義域限制的絕對“言論自由”。兩者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對中國人而言，除非眼睛長在額頭上或腦袋長在屁股上者，以及文盲以外，理解起來是並不困難的。因為他們自毛澤東時代以後，已經有足夠多的歷史經驗或教訓了。只是因為“會讀書而不會用”所以“只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智慧”的中國讀書人，歷來“眼高手低”，看不起來自於“野”的科學《新理論》，反而以西方為“馬首是瞻”，像專門在城市大街小巷中，收購過期藥品，再轉賣到貧困農村中去的“藥販子”一樣，把一些已經被實踐證明是錯誤或行不通的“二手過期理論”拿過來當靈丹妙藥。結果除了一時碰運氣或歪打正着的“止痛、退燒”效果外，當然就只有一個“事與願違”了。這假藥般的“山寨民主”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典型。

當年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如何避免歷史周期律”的問題時，曾經得意地對之以“新民主主義”，並“創造性”地提出了所謂“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概念。從此以為自己真的走出了“周期律”的宿命怪圈。可惜事實的結果證明，只不過是一個美好的“烏托邦”空想而已。今天的中國，正在面臨“歷史周期律”夢魘般的再次威脅。

在科學《新理論》看來，這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結局。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真正打破過這種宿命輪廻的怪圈，只不過是用一種表象上的“突破”，來掩飾問題的本質而已。這用所謂的“集體領導”來取代那個、其實早就如空氣般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真正的“民主”，就是弄巧成拙而“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突出事例之一。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後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打破吃大鍋飯的“鐵飯碗”制度，應該說是一種並不正確、卻有效的手段。說白了，就是等同於放開了中國人長期以來，被道德束縛了的手腳，鼓勵他們可以像畜牲般，按照叢林法則，以“一切向錢看”為目標，進行不擇手段的“（全人類的）種內競爭”。對早已習慣並擅長於“窩裡鬥”的中國人而言，在由標量般物質文明生成的“慾海”之中，當然如虎歸山、如魚得水般得心應手，真是想要高等動物不“瞠目結舌、自愧不如”都難。結果卻反而成為讓它們垂涎欲滴，必群起爭而食之的“肥肉”。所以對中華民族而言，只能說是一種“飲鴆止渴”。中國社會現在的現狀，就是一種“毒性發作”的症狀表現。不過最糟糕的，就是把民主的“集體領導”概念，從量變到質變地、蛻變成『領導人集體吃領袖獨裁的“大鍋飯”』的現象了。

古代的中國皇帝，被準確地定位為“（僅此一個的）寡人”，擁有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的獨裁權力，同時也獨自承擔因決策失誤而失去一切特權享受、更可能被處死或身敗名裂的責任。但是“皇帝”雖被說成是“天子”，卻的確也和常人一樣，具有七情六慾的“天性”。所以古代聰明的聖賢級讀書人，為皇帝精心設計出一套包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尊者諱，以及皇帝可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之多的“性伴侶”特權』的專用禮法，來滿足皇帝本身在“貪婪、自私和性慾望”方面，比常人只見多不見少的“天性”。不能不承認是一種高明的“權力與責任對等”的“公平交易”，更被社會接受為“天經地義”的習慣。可惜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讀書人，將其演變成一條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為後來的陰謀、野心家的篡位奪權，提供了最佳的藉口。但是那些打着“反對皇帝特權”上台的後來者，又無一不是這種“潛規則”的忠實執行者，包括毛澤東在內，無一例外。

更為不幸的是，我們今天在一味堅決反對“吃大鍋飯”的同時，卻不知道檢討“集體領導”表象下的“大鍋飯”本質。其實所謂的“集體領導”，就是由幾個人一起組成一個“領袖班子”，來實行不可或缺的民主要素之一的“領袖獨裁”，理論上就犯了“名不正言不順”的忌諱。事實上更違背了“領袖獨裁”的科學民主真諦，形成了可以“各自分頭實行獨裁”的弊病（這次重慶的“薄熙來事件”就是一例）。結果終於造成『平時每個領導在享受帝王般特權（如找女人）的同時，都可以“說了算（獨裁）”。但出了紕漏或差錯問題時，卻推給集體或組織來承擔責任，個人依舊可以“（獨裁）好官我自為之”』最後各級官員一起“上行下效”的結果，就導致了今天這樣不堪的結果。

所以可以斷言，我們只要不從檢討理論的錯誤入手“根治”，來一個“壯士斷腕”式的“釜底抽薪”，再來一個理論上的“另起爐灶重開張”的話，就只能等着下一個“輪廻”到來了。也許要不了多久，這種結局很快就會顯現的，可以拭目以待。

筆者將以“聞過則喜”的心情，歡迎對本文的批判、指控或挑戰質疑，並保證“有問必答”。而認為任何對筆者的屏蔽或封殺，充其量只不過是拙劣的“掩耳盜鈴”手法罷了，其下場也只有一個自食其苦果般的“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