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對國家演化有極大影響。

　　現在在華人精英看到西方“福利社會”造成的問題， 有很多議論有很多感慨。 殊不知，歷史上的希臘羅馬都對自己的公民提供大量的福利。 羅馬在對外擴張過程中征服了大量地區，獲得大量奴隸。在羅馬核心地區使用奴隸的結果就是“毀滅”了羅馬自己的自由民農業。雖然形式和現在“全球化”大不一樣，但後果有很多類似之處，即自己的自由公民在生產效率無法和奴隸競爭，從而失去工作，越來越依賴國家供養。而供養“無產階級”的財政支出又成為國家的沉重負擔，影響到國家的軍事，影響到社會道德，最後對國家演化路徑有極大影響。

　　反過來，西方人看中國秦制社會， 也會有很多議論很多感概， 秦制國家基本是一個要百姓供養但基本只提供極少服務的系統。 現在中國財政收入在GDP比例相當高，但為中國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務，應該說和西方社會不在一個水平之上。

　　如果西方民主社會因為“福利”而瓦解，中國社會因為“暴政”而崩潰，那就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 歷史在何等程度影響現在和將來? 又通過怎麼一種方式影響現在和將來?

　　一個很有意思的主題，不是嗎?

　　下面是“秦暉 帝制時代的政府權力與責任：關於“大小政府”的中西傳統比較問題”一文中的一些資料， 我懶得再找再手打再貼了。

　　“但另一方面，“契約國家”的傳統在歐洲畢竟比較久遠。在這方面，過去人們常常講述西方的自由與個人主義傳統如何如何，而很少講述“福利國家”也是一種悠久的西方傳統。其實僅就城市景觀而論，西方古典城市那種到處是大型公共設施(圓劇場、競技館、大會堂、公共浴場等)的外觀就與中國城市中大面積的皇城宮城 高度封閉而坊裡間少見公共場所形成鮮明對比。在歷史上，古希臘和羅馬都建立過以公民授權為基礎的民主政體或共和政體，在這類體制下國家權力未必大于波斯帝國式的君主國家，但公共服務職能卻發達較早。

　　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勞里昂銀礦等公民共同體控制的國家財源大搞公共設施，並且在財政上實行過一系列“古代福利國家”政策，從公款贖俘、債務豁免、貧困救濟等生活保障，到觀劇津貼、公職津貼這類資助公民參與公共生活與公共決策的措施。亞里士多德記載說：當時雅典專門有稱為poleos argurion(“城市的錢”)的福利預算，雅典議會定期進行福利資格審查，無工作能力者與其他符合資格的雅典公民可以得到每天兩個奧波爾持續補貼、或者不超過300德拉克馬(即1800奧波爾)的一次性補貼。早在雅典民主初建的梭倫時代，城邦已有向老兵發放養老金的記載，而到庇西特拉圖時，雅典已經立法確立了軍人養老金制度。由於城邦實行的是公民兵而非職業兵制，這實際上也等於有了公民養老制度，稍後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又正式立法把養老金制度推廣到 全體公民。泰米斯托克利執政時，為解決公民失業問題政府推出工賑制度，安排窮人到公益場所與艦隊供職。到“雅典式民主”發展至最高程度的伯利克里時代，國家負責補貼的公民達到兩萬人——對於這個一城之邦而言比例已相當大，同時還對孤兒、殘障人、為國犧牲者家屬等弱勢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公元前358年，雅典公民大會決議把觀劇津貼制度化，在城邦預算中設立泰奧里克專項基金，窮人觀劇只要不中途退場，每次可以得到兩個奧波爾。此外，城邦必須保證窮人能從市場 上得到廉價糧食。雅典之外的一些希臘城邦實行過糧食分配，而雅典則是靠國庫與epidoseis(“自願公益捐贈”)建立儲備來平抑糧價。城邦還有責任資助公民到海外開闢殖民地，並在其能夠自立前維持其在本邦公民身份下的福利待遇。

　　羅馬共和國的福利更是發達，色普洛尼亞法(Lex Sempronia)是羅馬建立“有效的公共福利制度的開始”。馬克思當年曾經有句名言：“現代的無產者養活社會，而古代的無產者被社會養活”，後者說的就是羅馬共和國對公民中的貧困者(ploretariate，即現代西語“無產階級”ploretarian的拉丁語源)承擔福利責任。

　　公元前後之交，羅馬的共和制度衰敗並開始向帝國轉變，經過元首(princip)制到皇帝(imperator)制，君權逐漸坐大而致不可制約。但是，從共和國的土壤上形成的羅馬帝制的成立過程與東方多數國家不一樣的是：在共和晚期的危機中“共和派”實際上是貴族寡頭派，而依靠平民與軍隊的支持挑戰 貴族共和國的“民主派”領袖則在顛覆共和之後權力漸大，從“第一公民”(princip一詞的本義)變成的皇帝。這一背景使得羅馬君權的擴大是以“收買” “討好”民眾為主要手段的。終西羅馬帝國之世不管君主實際上已經多麼專制，沒有一個羅馬皇帝敢於宣稱國家是他個人或他家庭的私產，形式上羅馬帝位也一直不是世襲。因此羅馬帝國的專制制度頗有“社會主義”色彩，君權需要顯示自己的“人民領袖”身份，這就使得國家的福利責任隨君權的強化而擴大。羅馬公民在整個 帝制進程中政治上雖然日益消極，享受的福利保障卻比共和國有增無減，實際上是被皇帝收買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麵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就成為新興權力對民眾的剛性承諾，即國家不僅要對公民的物質生活(“麵包”)，而且對公民的精神享受(“馬戲”)都要負責保障。

　　在“帝國黃金時代”，羅馬政府掏錢搞的公共娛樂設施(決非像我們的頤和園戲台那樣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娛樂活動越來越頻繁。為承擔福利責任，國家靠戰爭、索貢等方式來自外部的收入已經遠遠不夠，帝國初年已經實行了向富人徵稅補貼窮人的“高稅收高福利”制度。皇帝尼爾瓦建立的alimenta(兒 童津貼)制度當時影響尤其大。這種津貼用於支付羅馬與意大利境內自由貧民子女的食品與教育。在很長一個時期，alimenta資助的覆蓋率相當高，至今意大利境內還有當年留下的上百處alimenta分配記錄銘文，成為今天學者治歷史人口統計學的重要史料。除了保障性質的津貼外，帝國時期國家還為貧民的需要發放低息無息貸款，在“羅馬黃金時代”,這筆錢實際上往往無須償還——圖拉真等皇帝都曾廢除過貧民積欠國家的債務並銷毀債契。

　　文獻與“圖拉真圓柱”之類的古蹟都記載着這種場景。必須強調的是：這裡免除的是國家出於義務，應貧民要求貸給的錢，而不是國家憑藉權力向臣民徵收而臣民無力交納形成的積欠。它與我國歷史上朝廷偶爾開恩免除百姓“積欠逋賦”是不同的。也與我國唐宋時期那種朝廷強制“抑配”發放“公廨錢”、“青苗錢”用以創收 的“官高利貸”不同。

　　公民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國家要求“麵包與馬戲”，這一傳統影響久遠已經符號化，今天在歐美時常可以看到以“bread and circus”為招牌的超市、食品連鎖店、旅館與劇院等等消費場所，取其便宜、實惠之意，與古代的國家福利完全不是一回事。不過以這個招牌之寓意實惠、大眾化，仍然可見歷史的影響。古羅馬國家的這種“高福利”也許並不是什麼好東西：今人可以指它只惠及自由民不惠及奴隸，指它造成公民的消極化寄生化和共和政治的消亡，指它最終造成帝國晚期的財政危機與崩潰，當今的不少古典自由主義學者還喜歡把希臘羅馬國家與文明的沒落解釋為“古代福利國家的破產”並藉以隱喻當今西方福利國家的困境、宣傳其自由放任的理念。不過價值上的褒貶姑且不論，古羅馬國家以“麵包與馬戲”相討好換取公民的“安靜”(圖拉真語)，和中國古代朝廷以嚴刑峻法使草民畏服還是很不一樣的。

　　中世紀典型時期，羅馬式的古代國家解體，歐陸成為教俗領地、村社、自治城市的世界。那時王權通常不振，自然也不會再有羅馬式的福利責任。但是那時的教俗 領地和自治城市猶如一個個小國，其內部的統治權力與責任還是相對地比較對稱的。中世紀的封主與封臣之間的依附關係，包括領主與農奴(最下級封臣)的關係， 都是束縛與“保護”的結合。封主的對封臣的束縛權力是以對後者有“保護”責任相聯繫的。所以有人說，中世紀最窮和最富的都是自由人，而農奴居於中間。 馬克思也說過：中世紀的農奴是有保障的，而近代(他所處的時代)無產者是沒有保障的。因此當年拿破崙在萊茵區解放農奴時曾經遭到被“解放“者的反抗：“沒有主人，誰來保護我們呢?” 中世紀的采邑-村社體制下農民保有份地、使用公地均有保障，所以進入“近代”時自由租佃制打破這一傳統(即以往所謂的“圈地運 動”)會引起劇烈反應。這是沒有這種保障的中國背景下難以理解的。

　　而教會則是中世紀公共服務責任的最重要的承擔者。在王權不振、“王責”因而也不顯的當時，各派基督教會在社會上建立了大量的教會醫院、免費藥房、育嬰 堂、孤兒院、養老院、救濟所。尤其是教育，從12世紀以三大教會學校(聖保羅學校、聖馬丁學校與聖瑪麗學校)為代表的普通教育之後又興起了教會辦大學之風。今天西方的公共衛生、公共教育與其他公益體系都與教會傳統有關。在政教分離之前的中世紀，教會兼有社團與政府性質，教會公益因此也被視為近代民間自治公益與國家公益(福利國家)的共祖。

　　中世紀晚期歐洲重新出現強大王權，並在中央集權背景下產生民族國家。這種王權在侵奪領主與教會的傳統權力同時，也繼承了後二者負擔的公益責任，出現了 上繼羅馬“古代福利國家”下接現代福利國家的前近代國家公益。以英國為例，宗教改革前教會基金曾占全國公共財富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都鐸王朝強化王權， 於1532、1545年兩度借宗教改革之機大舉沒收教產，同時也接管了龐大的教會公益體系。1601年英國國會通過《濟貧法》，規定國家有救濟窮人的責 任。同年伊麗莎白女王頒布《慈善款使用條例》，規定慈善信託是“私人與國家共同參與的職能”，而且國家應當是全國“慈善基金的總建立者”，從而對信託者承 擔最終責任。法學界一般認為這兩項立法是公益福利制度的“大憲章”，是關於福利社會的“盎格魯薩克遜法律之核心”，因而也是近代“福利國家”的源頭。

　　當然，都鐸式專制制度使國家對福利責任的承諾缺少監督，因而口惠多於實至。在民主化使福利國家的責任約束剛性化之前，都鐸英國並未完全落實這些法律， 以至有人認為直到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才實現了這份“福利大憲章”的原則。但是前都鐸時代的社會公益特別是教會公益在都鐸時代至少是部分“國有化”的結 果，也使得相當一批過去教會的衛生、教育、福利機構人員轉化為國家雇員。如今有人算出都鐸王朝按人口比例的國家雇員數量比中國的清王朝多，便說清王朝 更近於自由主義小政府。其實都鐸時代英國官僚群體因君主集權專制體制的發展而膨脹固然是事實，但近代民族國家公共服務職能擴展的因素也很重要。相對於擁有更強的專制權力卻不承擔多少公共責任的中國傳統王朝而言，後者主要僅為錢糧刑名之類壓迫職能而豢養的官僚群規模即便小些，與所謂寬容開明云云恐怕也絕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