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東方的時代（十一）

黑暗邪惡的工場（一）

　　東方核心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唐朝已在907年滅亡，然而到了960年中國又重新統一。新建立的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是一個堅強的軍人，然而他認識到，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各地區之間經濟與文化聯繫的增強已經使許多精英人士感覺到中國應該是一個帝國。他斷定，只要條款得當，人們就會加入而非對抗他。如果需要武力，他會很容易應用。然而，和之前試圖統一東西兩個核心的努力不同，多數國家和平地屈服了，大多數接受了宋朝的統治。

　　宋太祖還明白，軍隊將領導致了大多數前朝的垮台，他完全除掉了這些將領。正史記載，宋太祖邀請那些將他推上皇位的將領赴宴，然後“杯酒釋兵權”。他當眾向這些將領敬酒，祝賀他們到了退休年齡（將領們之前並不知情），把他們解職了。令人很驚訝的是，宋太祖發動了這場不流血的政變而未遭遇不測，從此動員軍隊時，通常都由他自己統領。

　　從軍事政府向平民政府的轉變是一個卓越的方式，利用了人們對於和平與統一的普遍願望。它的一個缺陷是，中國當時仍有敵人，尤其是兩個半游牧民族——契丹人（Khitan）和党項人（Tangut），他們已經在中國北部邊疆以遠的地區建立了國家（圖7.9）。這些可不是酒能解除的，於是在失去一支軍隊且一個皇帝幾乎被俘虜之後，宋朝求助於送禮換和平的老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這個辦法奏效了，和塞爾柱人顛覆西方核心不一樣的是，契丹人和党項人沒有顛覆東方核心。其不利之處是，宋朝和之前的幾個王朝一樣，支付禮物和付薪酬給實質上並未維護和平的軍隊，很快使自己破產。到了1040年代，宋朝維持了一支百萬之眾的軍隊，每月購買數千套鎧甲與數百萬支弩箭——這與宋太祖的預想背道而馳。

　　有些將領希望一些奇妙武器能使得中國免於陷入之前與大草原的僵持。850年前後，道家煉丹術士發現了一種粗糙的火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們尋找長生不老藥的時候）。到了950年，繪畫展現了人們從竹管互相噴射燃燒着的火藥；1044年，一本兵書描述了一種“火藥”，包裹在紙或竹子之中，由弩炮發射。然而，這種火藥動靜很大，卻並不傷人，儘管其爆炸聲會使馬匹受到驚嚇，卻幾乎不能擊傷任何人——當時還不能。

　　由於沒有技術突破，宋朝軍隊的確需要更多的金錢。援助卻來自於不大可能的方面。其中之一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自755年安祿山的叛亂使中國陷入動亂之後，許多學者開始質疑對於一切外來事物的興趣，就象他們看到的，這種興趣只是給中國帶來了突厥的將領和混亂。對於那些醒悟了的有教養的人們來說，自漢朝滅亡以來整整五個世紀的期間是一段野蠻的插曲，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們爭論到，在有害的外來物中，最具破壞性的是佛教。

　　819年，學識淵博的紳士韓愈寫向皇帝呈上《論佛骨表》，以表達他對於大眾狂熱情緒的憎惡，這種狂熱爆發在一座寺廟重新安放據說是（許多）佛骨中的一塊的時候。韓愈堅稱：“夫佛本夷狄之人。”他認為，在以前佛教誘惑中國的時期，“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然而，現在的學識是卓越的。知識分子在學習思考、描畫，而最重要的是學習象古人一樣寫作，因此重新獲得了古代的美德，並在拯救國家。韓愈設計了一種新的寫作文體以重現古代的簡練和高尚的道德風格，並且敦促“文以載道。”

圖7.9 反黷武主義者王國：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國分裂為宋朝、契丹和党項。圖中的圓點標出了中國主要的煤田

　　對佛教的強烈反應是有爭議的，不過也是便利的。佛寺已經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在840年代，唐武宗對佛教採取嚴厲措施——解除僧職，關閉寺廟，掠奪財富，那時促使他的更可能是財政壓力，而非學者的譴責。官方的迫害使得象韓愈那樣的觀點變得可敬。仍然有數百萬的佛教徒，但是另外有數百萬對這個外來宗教充滿疑惑的中國人受到了這一可能性的激勵，即佛陀的重大問題的答案——什麼是真正的我？我怎樣適應這個宇宙？——顯而易見地隱藏在他們自己的儒家經典中。

　　一個“新儒學”運動在有教養的人們中間迅速傳播，而且在中國需要的時刻，隨着契丹和党項漸漸進逼時，帝國最有才智的人們象孔子一樣站了出來，為統治者提出建議。他們堅持認為，要忘掉轉世和長生不老；現時就是一切，滿足來自於在人世間的行動。有一位總結說：“真正的學者，應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

　　新儒士們將經典研究變成了完善社會的綱領。他們宣稱，擁有哲學和藝術技能從而正確理解古代文化的人，能夠運用古代道德拯救當今世界。例如，歐陽修在孩童時期偶然得到了韓愈的著作，創造了他自己的“古文”風格，並成為著名的詩人、史學家以及收藏有兩千年歷史的青銅器的收藏家，隨後身居高位，支持財政與軍事改革。

　　許多同樣有才幹的人為國家提供了幫助，其中最為卓越的是王安石，他是傑出的古文物研究者、偉大的散文家以及宰相。王安石的許多（敵人包括歐陽修在內）稱其粗暴、可憎卑鄙，最終將王安石流放與失勢。然而，王安石激進的新政策——相當於在十一世紀將羅斯福新政與里根經濟政策相結合——產生了一些真正的緩解作用。王安石大幅消減了稅賦，但是他使得徵收更為公平，從而增加了收入；他為大量公共工程提供資金，通過向農民和小商人借貸的“青苗法”刺激增長；他用更價廉的民兵替代昂貴的職業軍人，從而平衡預算。當保守官員反對時，他任用新官員。他在行政人員的考試里加入經濟狀況、地理和法律，建立新學校傳授這些知識，並提高考試通過者的薪俸。

　　新儒士們成就非凡，但與同時期進行的另一個發展相比，好比小巫見大巫而顯得不足道了，這是經濟的迅猛發展，可與古羅馬的相媲美。中世紀暖期使中國幾乎所有地區受益無窮：湖泊沉積物、石筍的化學組成和書面記載均表明，半乾旱的北部地區降雨增加，這正是當地農民想要的，而潮濕的南方降雨減少，也讓那裡的農民中意。到1100年，中國的人口可能增至一億。

　　截止1100年，公元六世紀的《齊民要術》提及的三十七種水稻已全部被更高產的品種取代，而且通過水稻與小麥的輪種，農民照常每年可從灌溉和施肥的土地上收穫三季。不斷拓展的道路網絡——城市裡通常用石料終飾，甚至在鄉村有時使用磚塊——使得向港口運輸糧食更便捷，而水輸得到了甚至更加顯著的改進。中國的船木工仿造了波斯、阿拉伯和東南亞船隻的長處，建造了具有水密艙、四個甚至六個桅杆以及多達一千名船員的大型遠洋船隻。航運費用暴跌，而商人們組織起來從事大規模貿易。一位十二世紀的作家記載到：

　　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事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余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販糶，以規厚利（葉適《上寧宗皇帝札子二》，《水心文集》卷一）。

　　和船舶本身幾乎同等重要的是船運掮客，這些中間人購買貨物並存放於貨棧，發放貸款，快速周轉船隻。然而這一切都需要現錢，而隨着經濟的增長，政府竭力鑄造足夠的青銅錢幣。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發現新的銅資源（以及用鉛降低硬幣成色的不甚宏大的努力）使得錢幣產量由983年的三億枚提高到1007年的十八億三千萬枚，可是依然供不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