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　馬悲鳴現象

－韻　谷－

　　最近發現“多維網”為馬悲鳴設了一個“作家專欄”，上面有他的自述：“多言無忌，不羨時尚。好讀邪書，但求歪解，偶有會意，必欲一吐而後快；然亦常遭詰難，不為世容”。不過最叫人納悶的是這一段：“我對於讀者是否喜歡我的文章不大感興趣。我只感興趣於我寫的東西是否有內在的和一貫的邏輯一致性”！

　　這難道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馬悲鳴當然用不著坦承自己最大的特色是邏輯混亂，但避而不談此事亦不失藏拙之一道。可他偏偏就是要把“邏輯一致性”刻在自己的招牌上！

　　於是先來談談他文章的“邏輯性”。

　　這裡挑一篇《弱主民之福》（載《華夏文摘》）來作個範例。此文談的是鄧後中國的民生國運的大話題，中心意思是：“弱主民之福，江澤民是弱主，所以江做領袖是中國人民的福氣。”據此，馬悲鳴告訴中國人民要知足惜福，不要輕舉妄動，把大好局面又給糟踏了，弄出一個強主來大家吃不了兜著走。本文對馬的政治觀點不作評價，只從邏輯上來考查他的思維。馬在這裡使用的實際上是一個三段論的演繹推理，上述三句話依次為大前提，小前提與結論。凡是學過初中幾何的人都知道，除非大前提是公理，否則兩個前提都需要證明，這在邏輯上叫做“充足理由律”。

　　先說大前提。任何人對中國歷史略有所知，便立即可以看出“弱主民之福”這個命題的荒唐。一般來說，“弱主”指的是因主觀暗弱無能或客觀上缺乏權勢，造成強枝弱干、尾大不掉的皇帝。歷史上這樣的“弱主”可謂多矣：春秋戰國時的周天子們；秦二世；漢桓帝、靈帝、獻帝；晚唐時期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的那一群君主；宋徽宗、欽宗、高宗；……直到清朝的宣統，民國的黎元洪，這許許多多的“弱主”，有哪一個不帶來戰亂，又有哪一個是“民之福”呢？

　　馬悲鳴是怎樣證明這個大前提的呢？他用了漢文帝“無為而治”的例子。可惜“無為”不是“無能”。漢文帝既不無能也不無權，他只是知道體恤民艱，與民休息罷了。說他是“弱主”，如同說善良就是無能。就算馬的“弱主”概念與眾不同，專指漢文帝式的人，靠這麼一兩個個例來證明“弱主民之福”這個一般性的結論，也正如見到一匹馬是黑色的，就據此斷言天下的馬都是黑的一樣。更何況他的“弱主”名單裡還包括了華國鋒和胡耀邦，說明他的“弱主”概念是何等混亂。邏輯學的“同一律”規定，在推理過程中，所用概念必須始終具有同一內涵和外延，否則就是偷換概念。用並非弱主的漢文帝來證明“弱主民之福”，然後又把跟漢文帝毫無相似之處的華、胡偷渡進來，這不是偷換概念又是什麼呢？

　　偷換概念，把實質完全不同的事物拿來類比，正是馬悲鳴的拿手好戲。例子包括他的《從王炳章被驅逐離境看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一文（載《華夏文摘》）。文中他拿“六四”比“西安事變”，拿被捕的異議人士比張學良，然後以張對蔣的寬宏，反襯異議人士對中共的忘恩負義，再由此來個“飛躍”，拉扯上全體中國人民陪綁，慨嘆：“中國人的感恩情懷已經蕩然無存，只剩下以不知歷史為榮了”。雖然筆者並不贊同異議人士，但這種“論證”實在是讓人沒法看下去。

　　對於“江澤民是弱主”的小前提，馬悲鳴本該證明他是漢文帝式的人物，但他只說了兩句話：“（江）不是強人，懷疑他工作能力者亦大有人在”。第一句話在邏輯上叫做“同義反覆”，等於什麼也沒說，第二句話以“有人懷疑”為理由，深得文革“專案組”遺風。哪怕這兩句話成立，也只能證明江不可能是漢文帝式的英主，因為就算他有著漢文帝的愛民心地，也沒有能力和權力去實行愛民政策。除此之外，文中還提到江出身“十里洋場”、做過“上海道台”，認為江因此而“富有現代工商意識”。如果這種“挖階級烙印”也可以當作推理，那麼四人幫也是“民之福”，更不用說那些“工商意識”已臻化境的“官倒”們了。信不信由你，馬悲鳴還捎帶發現了上海人“富有現代工商意識”的原因。據他說，這是二戰期間“數萬猶太人避難上海”、言傳身教的結果！

　　然後，馬悲鳴說：“中國人……都有個賤毛病”，“活該受罪”，教訓老百姓別犯賤：“若是老百姓屁股又痒痒了的話，可以到失業大軍里去嘗嘗挨餓的滋味，千萬別……找……人來打屁板子（原文如此）解癢”。這種話，也只有他才說得出來。這一點，馬文是一慣的，他一再撰文否認中國戰勝日本這一歷史事實，一筆勾銷中華民族在長達八年的殊死抗戰所作的犧牲與貢獻，多次重申“中國人是只屈服於暴力的民族”。八九學運是“大規模刑事行動”；異議人士入獄是“搶著去坐牢”；民眾血灑長街，他卻能歡呼：“晚嘍！擎（淨）等著吃槍子吧！”

　　除了思維混亂，馬悲鳴文的另一特點是他往往連基本事實都沒弄清楚就有膽子放言高論，而且立論之果敢勇決，口氣之武斷自信，並世無出其右。他連日本北方四島的地理位置以及千島群島的歸屬都沒搞清，就有本事就此問題寫專論；對中國女人纏足的歷史原因一無所知，卻敢斷言那是古代道家為了“采陰補陽”而發明出來的；對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不清不楚，照樣敢說“珍珠港事變救了莫斯科”、“蘇聯和日本在張鼓峰、哈勒欣河打個平手”、“蘇軍打掉了日本陸軍，美軍打掉了日本海軍”一類話。這種作文態度可以用毛澤東的話來描述，那就是“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

　　“馬悲鳴現象”在中國文壇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正如陳寅恪、錢鍾書是上個時代的產物一樣，“馬悲鳴現象”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毛當年堅持“真理往往掌握在沒有學問的年輕人手裡”，號召無知青年向權威挑戰，“大破大立”。從李希凡、藍翎直到姚文元，國家傾全力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毫無學問，不會思考，只會“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文氓。這種情形在文革中達到高峰，那時無數青少年連字都認不全，腦子和肚子一樣空虛，靠幾段毛主席語錄就要“批判舊世界”，“解放全人類”。到後毛時代，西方的衝擊導致了對傳統文化的幻滅，而改革暴露出來的社會弊病又使人人怨氣滿腹。這兩者和“大批判”傳統結合起來，便造就了十二億憤世嫉俗的批判家。上次筆者回國，發現連的士司機一開口都是滔滔萬言策，暢論要如何如何才能消除社會弊病、安邦定國。比起筆者接觸過的香港、台灣和海外那些踏踏實實的華人來，大陸人或多或少個個是馬悲鳴式的大手筆。

　　胡適先生當年勸告青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此話如今仍然是濟世良箴。我希望“馬悲鳴現象”早日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