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化帝國主義[下]

作者：詹姆斯·佩查斯 譯者：邱林

北美化和國際文化的之神話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騙局之一是觀念、市場、和運動的“國際化”概念。眼下時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國際化”這樣的術語來為對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團結、社區、或社會價值的攻擊正名。以“國際主義”為藉口，歐洲和美國已成為用來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瑣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輸出者。個人活動性和“自我中心生活”的強調（有美國大眾媒介工業大量生產和分布）現在已經成為統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義的持續性繁榮並不是因為它能解決問題，而是因為它是為有錢有勢的人的利益服務並能在那些擠滿第三世界國家街道的貧窮的小業主們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鳴。第三世界國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發生，並得到這些國家統治者的祝福和支持是由於它能幫助鞏固這些統治者的權力。新文化形式－私人凌駕公家之上，個人凌駕於社會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駕於日常奮鬥和社會現實之上，這一切都有助於灌輸破壞集體行動的自我中心價值觀。

頌揚“暫時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無根基－－它僱傭和解僱及不顧社區需要地移動資本的權力。“搬遷自由”的神化正是在資本迅變的需求下人們無力去建立和鞏固社區的根基之反映。北美文化讚美短促的，無人格的關係為“自由”，事實上，這些情況正好反映出一大群個人對壟斷資本的權利的無定規的麻木的從屬。北美化牽涉到一場以現代為名，向團結的傳統發動的拍賣性攻擊。以個人中心主義為名向階級忠誠發動攻擊，以及通過大眾媒體對個人品性的專注來動搖民主的根基。

新的文化專制紮根於無所不在的、不斷重複的、有關市場的同質化了的消費文化，以及無根基的選舉系統的奇談怪論。新媒介專制正是站在觸角遍及上至國際銀行作決定的會議室，下至安第斯山脈小村莊的等級國家和經濟機構這一邊。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滲透第三世界之秘密在於它的由經濟和軍事主導產生的，以製造幻想來讓人們逃避窮困現實的能力。新文化帝國主義最基本的要素是重商主義－性－保守主義的融合。其中每一樣都被展示為私人需要，個人自我實現的理想化的表達。對某些沉浸在無望的工作，為生存而掙扎於骯髒和墮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們，北美媒介製作的幻想就像福音傳教士一樣，描述“好一點的故事”，一個將來好一點的希望，或至少得到一些觀望別人享受好生活的替代性歡樂。

文化帝國主義的衝擊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為什麼儘管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卻沒有革命的變革，我們必須重新考慮由國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的，被受壓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價值的深深的滲透所造成的深刻的心理衝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國家暴力造成了長期的、大範圍的心理損壞－害怕激進的首創，不相信集體行動，在現存的權力面前即使痛恨卻又無能為力的感覺。恐怖使人們內向於私人的小圈子。

結果，作為一種形式的經濟恐怖主義的新自由政策導致了工廠倒閉，取消對勞工的法律保護，臨時性工作的增長以及低工資的個體企業的成倍增加。這些政策進一步地分化了勞動階層和城市的社區。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國主義的文化信息找到了沃土來剝奪易受其傷害的人們的警惕性，以鼓勵和加深人和人之間的隔閡，自我中心的追求和對很少的資源的個人競爭。

文化帝國主義及它所鼓吹的價值觀在防止被剝奪人民對他們日益惡化的處境進行集體抗爭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三世界廣泛傳播的信條、形象和意識形態是集體行動的基礎的主要障礙。帝國主義的重大勝利不僅是在物質利益方面，而且在於它直接地通過大眾媒體，間接地通過俘獲被壓迫民族知識分子和政治階級（或他們的投降）來征服被壓迫者的意識的內部空間。要使群眾性的革命運動的重新產生成為可能，就必須對不僅是剝削條件，而且是對主宰受害者的文化進行公開的戰爭作為開端。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限性

與文化殖民主義相抗衡的是現實原理：對西方多國銀行所造成的窮困的親身經歷，以及由美國武裝起來的警察和軍隊的壓迫，這些日常現實是逃避現實的媒介永遠無法改變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識中，總是存在着（由大眾傳媒培植的）個人逃避的惡魔和集體行動反抗是唯一切合實際的反抗的直覺知識之間的鬥爭。在社會運動高漲之際，團結的德行可以取勝，而在挫折和低潮時，個人貪婪的惡魔就會大行其道。

文化帝國主義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絕對的限度。在該限度以外，群眾性的反抗就會來臨。電視上的“豐盛的餐桌”與現實生活中空空如也的廚房形成對照，媒介宣傳的人物多情的越軌行為與滿屋子爬着、哭着的飢餓的孩子相牴觸。在街頭衝突中，可口可樂成了燃燒瓶。致富的許諾成為永遠被拒之於致富大門之外的人的侮辱。長久的貧困化和廣泛蔓延的衰敗腐蝕掉了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控制下大眾傳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國主義的假許諾成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貶黜至另一個時間和地點。

文化帝國主義的號召力受到持久團結關係的限制－無論是地方性的還是區域性的關係－這些地區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在那些階級的、種族的、性別的和民族的關係持久和集體行動有很強的實踐的地方，文化帝國主義控制的大眾傳媒的影響就有限或被拒之門外。

只有先前存在的文化和傳統能繼續存在，他們能形成一個組合向內和向下而非向外和向上看的社會和文化實踐的“閉路”。

在許多社區，存在着一個對與市場霸權聯繫的“現代派”的發展－個人中心的論調的清楚的拒絕。在團結的民族和職業社區里可以找到持久團結和反帝運動的歷史根源。如在礦山小鎮，漁業和深林村莊，大城市的工業中心等。哪裡工作、社區和階級與集體文化傳統相符合，文化帝國主義就會在哪裡潰退。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效性不僅僅是依靠其進行操縱的技術手段，而且取決於國家對百姓們施暴和分化以剝奪其對平等社會的希望和集體信仰的能力。

文化解放不僅需要給與個人和階級以力量，而且取決於能否發展一支能抗衡作為文化征服先導的國家恐怖主義勢力的社會政治力量，而社會力量被統治階級視為對國家的威脅。正如文化鬥爭要紮根於為創造社會轉變的自覺性所需的自治、社區、和團結的價值觀，政治和軍事力量是維持階級文化基礎和民族特徵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左派必須重新塑造對一個新社會的信仰和景象，該社會是建立在不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質價值觀上的：美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工作的價值。團結與寬宏大量和尊嚴相連。在那裡，生產方式從屬於加強和深化永遠的人和人之間的聯繫和友誼。

社會主義必須承認對不受干涉和隱私的渴望，也承認對社會和集體的嚮往。總之，新的景象一定要激勵人民，因為它與他們的願望產生共鳴：不僅僅不再受支配，而且有創造有意義的人生的自由。這種人生滋育於重情意的、非工具化的超越日常工作的關係，即使在它鼓舞人民繼續鬥爭之時。文化帝國主義的繁榮主要基於新奇、短暫的關係和對人的擺布，而從不提供建立在個人誠實、性別平等和社會團結基礎上的真正的，親密聯繫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