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科索沃戰爭及“５．８”事件之後

作者：盧周來

科索沃戰爭尤其是“５．８”事件以來， 包括經濟學界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界都在考 慮一個問題：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中國人該如何自處。

（一）

一般來說，中國經濟學界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受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都篤信自然 的演進的進步史觀。

英國哲學家邊沁認為“人是追求快樂的機器”，據稱由此奠定了經濟學樂觀主義傳統， 而這種樂觀主義傳統又與經濟學自由主義的自然的演進的進步史觀相聯繫。經濟自由主義老祖 宗亞當．斯密就認為，經濟人在市場上自發的交易行為以及隨市場發展而日益細化的社會分工 將促進國民財富的不斷增加，或者說，自然自由制度可以使社會不斷地進步，這就是自然的進 步觀。

新自由主義哲學家卡爾．波普爾一方面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他說：“由於我們能 從錯誤中學習，我們的知識在增長，儘管我們決不可能知道──即決不確實地知道。既然我們 的知識能夠增長，就沒有任何理由對理性感到失望。”他還說：“人能夠認識，因而他就能是 自由的。這就是解釋認識論樂觀主義和自由主義觀念之間的聯繫的公式”(1961)。在這裡，波 普爾是認為，因為人的理性是演進的，即人的知識是在批判中不斷增長，因而，社會也會隨之 演進地進步，這就是演進的進步觀。

作為新自由主義重要一支的產權與制度學派代表人物諾斯(1966)，通過對西方世界歷史 的分析，認為資源價格在自由市場制度下的變動是制度變遷的動力，而人可以通過“在時間中 學習”，使得制度不斷演進，這也是一種自然的演進的進步觀。

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也持斯密同樣的觀點，他們相信憑藉自由市場 本身的力量可以解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幾乎所有問題。尤其是他們都強調了自由市場具有的優 勝劣汰功能──即“弗里德曼假說”中所言，市場的自然選擇可以淘汰非利潤率最大化者，是 使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內在動力。

由於對自然的、演進的進步觀的信奉，新自由主義者從來都不主張用驟風暴雨的方式來 強制推行“抽象的善”，而主張以“逐漸和平地消除具體的惡”的方式漸進的推動社會不斷進 步（波普爾語）。

中國經濟學界知識分子往往都很善良很單純地接受了以上觀點，因此，在世紀末他們都 盡情地憧憬着下世紀的世界更美好。

（二）

然而中國經濟學界知識分子卻忽略了問題的另一面：其實世界的發展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性空間，即因小人的存在而存在退化的可能性。

同樣也作為自由主義陣營中重要的一員， 經濟學家阿曼塔諾發現（197 2)：假設有兩 家企業簽訂了規定價格與限制產量的卡特爾協議，其中一家企業很好地遵守了這個協議，而另 一家企業卻私自突破限制提高產量，顯然，一段時間後，不遵守協議的企業會在競爭中打敗遵 守協議的企業，而從利潤率看，遵守協議的企業高於不遵守協議的企業。這就出現了劣勝優汰 的現象。除非遵守協議的企業發現此情況後也不遵守協議才能避免破產的命運。

由此推及到社會進步。新自由主義者認為，一個社會秩序越好的社會中，騙子得逞的機 會越大，因而會導致一種效應：好人會因為覺得吃虧，會因為覺得當壞人的人收益更多而去效 仿壞人，從而不是使整個社會自然的演進的進步，而是退步。這就象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君子國 ，因為有一個唯利是圖的小人進入該國，使君子國公民道德水準逐漸下降，最終使君子國瓦解 。因此，要警惕社會發展因存在小人而存在着退化的可能。

科索沃戰爭尤其是“５．８”事件的爆發，更驗證了上述說法，更說明社會的退步的可 能性已經現實地存在於今日之世界。

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退一萬步講，即使認為它的價值觀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 前途的，是值得推廣的，按自由主義的觀點，也應該是在與其他各國的和平交往中使其價值觀 自然地漸進地得到認同與普遍化，這才是符合其自然的演進的進步觀。但它恰違反了這一點， 硬要以武力強制推行其抽象的“自由”、“人道”觀念。更為嚴重的是，美國武力侵犯南斯拉 夫，更公然用導彈襲擊我駐南使館，是撇開了聯合國，公然違反了它自己參與制訂並參加了的 多項國際公約，其行為就象不遵守協議的那家企業，就是君子國里的小人。一旦它武力侵犯南 斯拉夫成功，一旦它沒有因襲擊一個主權國家的使館受到足夠的回擊，從而達到了它獨霸天下 的目的，或者要麼就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大倒退，是典型的強權壓倒了公理，用新自由主義者的 話講，世界的“治安權在一個殺人犯手裡”(勒帕日,1977)；或者要麼因其在世界上開了一個 很壞的先例而又因此得利，而使得世界其他國家也都無視聯合國存在，無視國際公約的存在， 從而使這個世界又回到一個沒有秩序、沒有和平、充滿暴力、仇視與戰爭的世界，（君不見科 索沃戰事正緊時印度政府聲稱“看來我們發展核武器沒有錯”，而發展核武本來也是違反國際 公約的。）這同樣也是人類社會一個大倒退。

（三）

其實，從黃仁宇先生所謂“大歷史”觀來看，對人類社會持進步史觀的樂觀看法也值得懷疑。

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孕育出的東方文明是一個滿懷善意的文明。她有着天下主義的情 愫，對這個紛繁蕪雜的世界一向抱有寬容感與同情心。因而，她一向是與世無爭，一向是與人 為善，一向是尚義輕利。也因此，她從來缺乏將技術應用於暴力的動力，更沒有將技術用於暴 力再用來向其他文明施暴的意圖。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指南針用來航海與周圍國家友好交往 ，因此，創造了“海上絲綢之路”；造紙與印刷術用來傳播文化，使得悠遠綿長的中華文化以 浩如煙海的典籍形式使更多人共享並得以傳承；火藥的發明則更顯示了這個民族恬淡無為的性 格，因為這種最有可能直接用於暴力目的的發明在古老的中國最大的用途卻是增加喜慶的氣氛 。同時，東方文明的善意還體現在她對弱者的同情與對強者的抑制。孟子把“仁”就解釋為“ 惻隱之心”，並說因為“人之初，性本善”之故，所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還說過，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所以，這個文明是充滿善意同時 還充滿正義的。

但歷史的弔詭就在於，這個好的文明卻在近代開始逐漸衰落，其主流地位被另外一種充 滿了“惡意”的西方文明所替代。西方文明把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用於炮艦，並以此在不大的 地球上四處游弋，游到哪裡就把掠奪與奴役帶到哪裡，包括帶到了指南針的發明地中國；西方 文明把中國人發明的火藥用於製造槍支彈藥，並且想盡辦法提高其殺人效率，更以此來推行其 掠奪與奴役；西方文明還將印刷術與造紙術用作其輿論工具，鼓吹其文明的先進性，為其掠奪 與奴役加上“自由”或“人權”的外衣......

可見，歷史這種“劣勝優汰”可能性的現象是早已存在了的。只不過一個長的歷史進程 很少有人進行反思，而科索沃及“５．８”事件血淋淋的死亡離我們這麼切近，我們才更清楚 地看到這種現象而已。

（四）

由此，中國經濟學界的知識分子應該清醒了：我們並不是生活一個不斷向着善的世界， 一定程度上，我們仍生活在有狼的世界上，且這些狼隨時都有可能使這個世界倒退回去；生活 在有狼的世界上，我們又一時還無法消滅狼，那麼中國人自處的原則是什麼？我以為，可以用 列寧的一句話表達：“和狼在一起， 就要學會狼叫。 ”（新版《列寧選集》第四卷第615頁 ）亦即，要有讓敵手害怕的一套本領。否則， 你就會面臨被狼咬甚至被狼吃的命運。

要“學會狼叫”，我們就不能只講“公理”，只講“正義”，因為這種善意甚至被狼看 成是軟弱可欺，我們還得有維護“公理”與“正義”之劍。說得更白些，我們要有實力。這種 實力並不取決於國家財富的多少，有一定的財富只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不然無法解釋五、六十 年代仍就貧窮的中國足可以讓美國人望而生畏；也不取決於你僅有幾件核武器，不然就無法解 釋“５．８”事件其實是自核武器誕生以來一個有核國家首次對另一個有核國家直接進行導彈 攻擊。這種實力就是主流話語中所言的“綜合國力”，而這種綜合國力在當代又主要以科學技 術為後盾。只有我們把經濟、軍事、政治、文化都搞好了，尤其是把科學技術搞上去了，我們 的綜合國力真正強大起來，我們不是處處受制於人，我們就不怕狼來，狼也就不敢來；或者即 使來了，我們也有放手打狼的一套本領。

要“學會狼叫”，我們就要不斷推進我們的改革。改革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其目的 在於更好更快地增強我們的綜合國力。二十年改革使中國綜合國力得到提升，但科索沃戰爭與 “５．８”事件卻提醒我們不宜對自己估計過高，我們的相對國力水平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 差距。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繼續推進改革，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完善改革，使得改革的成果的的 確確不是單純體現在某些經濟指標的上升上，而是體現在綜合國力的增強上。因此，要把發展 與安全、經濟與國防、經濟與政治等各項改革更好地兼顧起來。同時，要確保自己不能亂，以 理性與平和的心態對待改革中成本的負擔與利益格局的調整。

要“學會狼叫”，還有一個“向狼學”的問題。1918年列寧在新生蘇維埃政權被迫與德 國簽訂恥辱的《布列斯特條約》後說：“我們說，‘仇恨帝國主義強盜，仇恨資本主義，消滅 資本主義’，同時又說，‘要向德國人學習’......正是德國人，除了體現殘暴的帝國主義， 同時又體現了紀律、組織、在現代機器工業基礎上的緊密協作以及極嚴格的計算與監督的原則 。”（新版《列寧選集》第三卷第473 頁）今天我們對於侵略我們的對手也應採取同樣的態度 。因此，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憤怒影響我們的理智，要更加擴大開放程度，要向一切文明成果學 習。對手比我們強大，證明它們自有一套比我們強的地方，所以更要向對手學習。學習好了， 我們的國家強大了，我們才有“與狼共舞”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