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想到莫言得獎

我讀莫言的小說不多，80年代時，翻看過《紅高粱》，沒有看完，很粗地翻翻，就看不下去了，主要是我不太喜歡他的藝術風格，我不習慣魔幻，我喜歡的是故事性流暢性現實性很強的小說。莫言得獎感言，我也沒有細讀，只讀了母親挨打的故事和最後一個故事，感覺用講故事的形式來發表得獎感言不錯。不過讀了一些博主關於莫言得獎，以及對莫言得獎感言的評論後，腦海里突然浮現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些話，現摘錄如下：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

“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重溫這些在腦海里已經逐漸淡忘的毛語錄，我怎麼突然覺得有些朋友對莫言得獎的評論，思考方式很像毛澤東，他們太過於強調文藝作品的政治性思想性了，他們賦予文學家們太大的政治責任。這種評價思維方式與毛一脈相承，不同的只是把句子裡的主語從毛語錄中的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革命事業，改成他們提倡和堅持的民主自由這樣的政治理念。

毛澤東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的這個著名《講話》，以後被抬得很高，特別到了文革中，被推崇為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指導性綱領，它禍害了中國文藝界幾十年，摧殘了很多文藝人才。這個《講話》的最大問題是，它把文藝變成政治的奴僕，把文藝的政治性極端化，把政治性思想性說成是文藝評價的最高標準。文藝成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人類社會是複雜、多面、多層次、多領域的。人類社會中有政治，政治肯定很重要，但政治不是一切，政治不可以主導一切、評判一切、干預一切。一切獨裁專制制度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企圖把它那一套獨裁專制的政治理念，強制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控制所有領域，領導一切，全社會都要向這種這種政治理念靠攏看齊。比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謂的革命理念被發揮到極致，它不但把文藝變成政治的奴僕和工具，而且甚至擴展干預到人們最隱秘最私人的生活，連結婚證結婚照上都要印上革命口號。比如，當今的中國社會，連宗教界都要喜迎十八大。

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是非常崇高和偉大的普世價值。但它同樣不可以過度拔高和極端化。可以偉大崇高到領導一切，干預一切，評判一切的民主自由政治理念，本身就不是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制度一個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嚴格劃分開政治與其它領域的界限，政治管不到文藝，政治管不到個人生活，政治管不到宗教。。。。。

莫言是個中國作家，莫言寫了不少以山東老家為背景，以個人生活為源泉的小說，他在中國有不少讀者。莫言被選中榮獲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只是中國文學界，世界文學界發生的一件事，就是這樣簡單。非要把此事政治化，從政治的高度以政治的標準，來評論解讀分析和批判，不好！

文學創作本質上是高度個性化的東西。中國的文學家們，絕不應該被賦予毛澤東《講座》裡所說的那麼偉大的社會政治責任。毛澤東的《講座》裡面“文藝是從屬於政治”，文學家們在政治的對立中“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維方式應該要徹底摒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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