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會轉型嗎？ ——我在中國的5座監獄

第十一章 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

囚車沿着一個月前相同的道路、相反的方向行進。幾個小時後，我重新見到了北京郊區熟悉的景色。我猜想，有關機構這次是要把我送回北京地區的監獄。它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國際社會對我的案件有了新的積極動向。但是我認為，克林頓政府和歐盟的對華政策都不會有重大改變，因此任何新動向的作用都將十分有限。

當囚車再次在一座新的鐵門前停下時，我已經毫無新鮮感了。從1999年7月28日到1999年10月13日的短短兩個半月中，我竟然接連轉押了四座監獄。如果世界上有一部“監獄吉尼斯紀錄”，我也許可以申報其中的一個欄目，它應該叫做“連續轉押之最”。

這座新監獄是北京市良鄉監獄，位於北京郊區的西南部。我到達這個監獄當天的晚上，獄方就急切地同我進行了談話。

一位負責警官坐在漂亮的大寫字檯的後面，反覆告誡我：一定要把自己當成“普通犯人”。在中國的監獄裡，沒有“特殊犯人”，每個囚犯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他的這番話使我想起了一年前中國安全機關的秘密警察審訊我的情形。那些秘密警察也是反覆告誡我：要以“常人”的心態對待自己，要消除“偉人”的心態，要去掉“名人”的心理。這種告誡的政治用意十分明顯：希望我放棄民主立場，接受政府的壓制。他們期待着“普通犯人”的陰影將消磨掉一個政治活躍分子的信心和才能。我對這種老生常談從來不置一詞。不置一詞有時候是最恰當的蔑視。

這位負責警官見我無動於衷，於是又將話鋒轉向了另一個老生常談的題目。他提醒我：中國政府不會容許西方國家干涉中國的司法。我也委婉地提醒他：西方國家並沒有干涉中國的司法，但是西方國家可以通過正常渠道同中國政府交涉人權問題。他不屑地說：“交涉”實際上就是“干涉”，特別是美國的干涉更露骨。我微笑着告訴他：按照中國政府的評價，目前的中美兩國關係還是不錯的。他繼續不屑地說：表面上不錯，實質上還是對立。他停頓了一下，試圖使他的話更有感染力和說服力：“告訴你吧，今年5月美國飛機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之後，如果黨和政府動員徵兵，我一定會報名上前線。” 這是一個坦率而大膽的想像。我相信，它至少有一半出於真實的心理。因為9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不僅在堅持陳舊的共產主義，而且在鼓動陳舊的民族主義。

當然，事態的發展並沒有給這位警官提供走上反美前線的機會。但是，他畢竟得到了另一件“反美”任務：規勸我不要對美國的人權外交感興趣。

剛到北京市良鄉監獄的一段時間，有關方面還安排了另外一名負責警官同我進行特殊談話。這種談話不止一次。

特殊談話是在刻意營造的寬鬆氣氛中進行的。那位負責警官謙和地詢問了我對當時中國的主要領導人江澤民和朱鎔基的看法。我直率地批評了中國第三代領導人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拒絕政治改革的錯誤做法。

於是他提出了更為敏感的問題：你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朝什麼方向進行？

我明確地講道：中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點，是共產黨必須放棄政治壟斷，允許其它政治力量同它展開政治競爭。

他又尖銳地追問：你估計中國什麼時候會形成多種政治力量競爭的局面？

我告訴他這樣一個判斷：中國的一黨專制最多還能維持20年。當然，變化不會在某個早晨突然到來。民主變革是一個過程，我現在就是為此努力。10年之後，也許這個過程就逐漸明顯了。

這位負責警官在多次的特殊談話中從來沒有批駁過我的明確反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我知道，他的談話任務不是批判我的“錯誤觀點”，而是向有關機構匯報我的看法。

我更知道，我在談話中的坦率表態將對我十分不利。一些持不同政見者被判刑後，在監獄中往往對政治問題保持沉默或低調。這是一種自我保護。但是，我不想採取這種自我保護。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自我保護是對中共政權的一種鼓勵。中共政權可以從被判刑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沉默和低調中得出一個結論：監禁持不同政見者多少有些成效。我應該讓中共政權明白：它的監禁毫無成效。當然，我的坦率表態將使有關機構認定我“不可救藥”，必須“加強改造”。

1999年10月底的一天，我的妹妹在例行的每月一次的會見中，婉轉地告訴我：不久前美國政府就我的關押條件同中國政府進行了交涉，中國政府保證今後不再將我關押到北京地區以外的監獄。這可能是我從渤海岸邊的“古拉格”被匆忙轉移到北京市良鄉監獄的原因。同時我的妹妹還告訴我：在江澤民10月份訪問歐洲的時候，歐盟再次對我的案件提出了關注。

1999年11月15日晚上7：00，同每天晚上的安排一樣，獄方組織犯人集體收看官方的電視新聞。這是對犯人進行“思想教育”的一項措施。通常極其沉悶乏味的官方電視新聞，那一天卻出現了一個重要畫面：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在北京簽署了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協議。

這是我兩個月前在渤海之濱的監獄預料到的事情，但是它來得很快。看來，克林頓總統急於進一步展示他的親共產主義立場。是否同意中國加入WTO，換言之，美國是否同意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幾乎是美國對華政策中唯一的“大牌”。在中國作出充分的讓步和實質性的改革之前，美國輕率地丟出了這張“大牌”，這將使整個中美關係的天平倒向共產黨政權。由於中國輕而易舉地“吃進”了這張“大牌”，它將沒有必要認真改進人權記錄，沒有必要認真中止武器擴散，甚至沒有必要從事徹底的經濟改革。

11月17日又是例行的會見親屬的時間。但是這次會見是在一個不同尋常的時刻進行的。我的妹妹顯得有些焦急。她在玻璃牆的另一邊的電話里急切地說：美國政府簽署同意中國加入WTO協議的前夕，曾希望中國政府以治病的名義允許我去美國，但是中國政府拒絕答覆。我們的談話剛剛進行了幾分鐘，受到監聽的電話就被切斷了。隨後獄方宣布：由於我們的談話內容涉及到外交事務，所以取消這次會見。

我很清楚，取消會見之後，還會有其它的“加強改造”的措施。

12月的一天，獄方正式告知我：必須參加監獄的囚犯勞動。我明確地答覆獄方：我願意為公眾、為社會進行義務勞動，但是我不接受中國監獄的奴役性的強迫勞動，更不接受將我作為“罪犯”實施“勞動改造”。

是否參加囚犯勞動，是中國監獄衡量一個犯人是否認罪的重要標誌。儘管我體力有限、缺少技能，不大可能為中國政府創造太多的利潤，但是如果我能夠順從地參加囚犯勞動，將是一幅低頭認罪、接受改造的理想畫面。當然，我不會走進這個圈套。

獄方對此無可奈何，但是又不願意聽之任之。為了顯示對我“抗拒勞動改造”的懲罰，宣布禁止我在監獄中用自己的錢購買食品。

中國監獄飲食之差可能在當代世界名列前茅。90年代中期前，獄方允許囚犯親屬在例行會見時給犯人攜帶少量食品。90年代中期以後，北京地區的監獄率先取消了這個慣例，改為犯人可以用自己的錢購買獄方出售的少量食品。我在北京市良鄉監獄的時候，北京市監獄管理局制定了一個囚犯的等級制度：將犯人分成了3級5等，第3級是“嚴管級”，不允許購買任何食品。而我恰恰是“嚴管級”的一員。共產黨制度是一種等級制度，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共產黨政權管治下的囚犯居然也是等級制度，這是聞所未聞的。

當時我認為，儘管中共政權對我的“頑固不化”十分惱火，但是在一段時間內它們還不便採用進一步的迫害措施。因為，雖然美國政府簽署了同意中國加入WTO的協議，但是這個協議必須經過美國國會批准才能生效。美國國會批評這個協議的聲浪是強烈的。美國國會正式批准這一協議之前，中國政府在迫害政治犯方面還會有一點顧忌。所以，我應該利用這一段緩衝時間再次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

於是，我在下述幾方面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行動。

我再次要求會見律師以便商議提出無罪申訴。獄方及其上級極力阻撓會見，因為它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監獄的實際情況。它們建議由監獄將我的申訴書轉交法院而不必通過律師。我斷然拒絕了這個狡猾的建議。因為我很清楚，重要的不是將申訴書交給法院，而是讓外界準確地知道我辦理申訴的過程。在我的一再堅持下，1999年12月下旬兩位律師終於再次見到了我。令人遺憾的是，按照國際司法慣例，律師會見當事人時警方不應在場，然而律師會見我的時候始終有兩名獄警在旁邊監督。他們不僅在場，而且多次阻止我和律師交談“不適宜的問題”。2000年1月，兩位律師向我的終審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交了無罪申訴。

同樣是在2000年1月，我向中國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了6份刑事控告，要求懲處中國國家安全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5名主要辦案人員對我的誣陷罪。這也許是一種過於“猖狂”的舉動。因為這一舉動不僅使我在政治上同有關機構尖銳對立，而且在法律上同有關機構尖銳對立。

與此同時，在每月一次的僅僅半小時的例行會見中，我委託妹妹轉告美國使館和歐盟使團，轉告西方媒體和國際人權組織，希望民主國家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促進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在發展對華貿易投資的時候不要忘記中國的政治改革。

但是，克林頓的確忘記了中國的政治改革。2000年1月，他向剛剛復會的美國國會提出：推動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是他的政府的主要外交目標。這種聲明有點荒唐，因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的總統，並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不民主國家的使館商務參贊。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把給予某個共產黨政權重大好處視為自己的主要外交目標。

隨後，克林頓政府和中國政府表演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探戈”。他們到處遊說，到處訪問，到處鼓吹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對美國和中國同樣有利。對這場外交“探戈”最感興趣的，是那些有着現實的或未來的對華經濟利益的美國大公司。在美國的對華經濟活動中，受益最大的是這些大公司，美國的中小企業受益很少，美國的工人和農民受益更少。正是這些美國大公司組成了強大的院外活動集團，對美國的政界和媒體施加了巨大的影響。這些大公司幻想通過PNTR全面進入中國市場。這種幻想同19世紀的一個盲目樂觀的美國商人的幻想有些相像。那個天真的美國商人曾經說過：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購買一頂美國生產的帽子，那麼美國的帽業就會無限繁榮。共產黨人反覆批判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一種“富人的政治”。但是現在共產黨人最喜歡接觸的美國人民，恰恰是那些“大富人”。中國的主要領導人樂此不疲地接見着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的美國的億萬富翁。令人遺憾的是，一部分有對華特殊利益的大公司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過程中產生了過分大的作用，這可能不是民主制度和多元社會的正常現象。

正當中美兩國政府上演親密無間的“探戈”之舞時，在寂靜的監獄出現了另一支插曲。

2000年2月的一天，一位負責警官約我談話，故作和藹地問道：你對台灣今年的總統大選有什麼估計？

我深感自己的“囚犯”角色過於複雜，難道台灣的選舉同我這個“普通犯人”也有關係嗎？我告訴這位警官：我知道台灣將在今年3月舉行總統大選，但是我在監獄中得不到台灣選舉的任何信息。他主動向我做了簡要的介紹：目前台灣有3個主要的總統候選人，民進黨的陳水扁和親民黨的宋楚瑜的民意測驗指數相當接近，國民黨的連戰的民意測驗指數稍低。他又問：你認為陳水扁會當選嗎？我首先感謝了他的“選戰介紹”，然後對他說：民進黨在台灣普通民眾中有比較大的號召力，特別是對台灣本土居民有占優勢的影響，所以，在選舉的最後投票階段，民進黨的得票率很可能領先。

他接着問道：如果民進黨執政，會不會大幅度改變對大陸的政策，比如，迅速推進台灣獨立？我坦率地說道：從長遠看，民進黨希望大幅度改變國民黨政府的大陸政策。但是，在民進黨首次執政的4年任期內，它可能沒有條件立刻大幅度改變對大陸的政策。因為現在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是希望台灣海峽兩岸關係保持現狀，而且國民黨和親民黨在台灣仍然有不小的影響，所以台灣迅速大幅度改變對大陸的政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都有困難。

他又表述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有些部隊的同志提出解決台灣問題宜早不宜遲。如果等到台灣採取了獨立的實際行動，等到台灣的軍事力量更加現代化，等到國際上對台灣的同情更多，再來解決台灣問題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如果中國決心徹底解決台灣問題，那麼晚打不如早打。你對這種意見有什麼看法？

我明白，這是有關機構在向我傳送一種危險的信息。在監獄中，我同中共政權的關係一直有微妙之處。他們不僅想知道我的政治立場，而且想知道我對政治人物、政治形勢和國際問題的評估。也許，中共政權敏銳地意識到，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我可能會同他們的接班人在政治舞台上面對面地打交道。所以，它們需要了解我的政治看法，而不僅僅是了解我對民主理論的見解。況且，消息靈通的安全機關也知道，我同中國軍隊主要領導人的家庭成員有着長期的聯繫。

我嚴肅地說：希望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任何領導人，徹底放棄通過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任何打算。從現實的軍事角度和外交角度講，台灣軍隊擁有不可忽視的防禦力量和反擊力量，美國將會干預大陸對台灣的進攻，日本和韓國也不願意見到大陸進攻台灣。中國軍隊沒有能力挑戰美國及其盟國的軍事力量。

2000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故作憤怒的朱鎔基用老人的拳頭捶擊着桌面，威脅性地暗示說：如果台灣選民作出了錯誤的選擇，支持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那麼大陸將採取強硬行動。一位西方記者當即向他提問：大陸有可能在什麼時候對台灣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朱鎔基閃爍其辭地回答：幾天后你們等着看吧！中共政權的高級領導人幾乎都具有可以同好萊塢明星相媲美的表演才能，他們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場合說出不同的台詞或做出不同的動作。朱鎔基在這方面當然並不落後。“幾天之後”就是台灣的總統選舉日，朱先生顯然是在對台灣進行“選舉神經戰”。

當我從官方電視新聞的畫面上看到朱鎔基的表演時，感到極其可笑。我認為，中共政權正在重複四年前的錯誤。中共政權為了阻止李登輝1996年連任台灣總統，從1995年7月到1996年2月在台灣海峽及其臨近地域接連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和導彈試射，目的也是為了向台灣選民施加壓力。

規模最大的一次海陸空聯合軍事演習是在1996年2月進行的，演習的核心區域是福建省的平潭島（平潭縣）。在演習的過程中，我正好從北京到福州處理商務。平潭縣在行政上歸福州市管轄。90年代中期我在福州做政府官員時，多次因公去過平潭，並同當地的領導人熟悉。1996年初我在福州處理商務時，親眼見過公路上隆隆而過的坦克，隆隆而過的炮車，隆隆而過的移動式導彈發射架。但是在我心目中，這些真槍實彈似乎只是一個個玩具。我不太相信，在一場真正的現代戰爭中，這種二流、甚至三流的軍事裝備能夠取勝。我也親眼見過頭戴鋼盔、身穿迷彩服、表情茫然的演習士兵。我同樣不大相信，這些不知道為什麼要到福建演習的外省的軍人，能夠成功地占領大海那邊的台灣島。

1995年7月中國軍隊在福建省的東山島（東山縣）舉行第一次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後不久，我同一位知名的福建的私人企業家同車前往廈門。途中我們在一家餐館吃飯，他講了一句不無觀察力的話：江澤民沒有政績，也沒有威望，現在想通過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提高自己的地位。事實上，我接觸到的很多福建當地的官員和公眾，對第三代領導人接二連三地在他們的家鄉搞勞民傷財的軍事演習感到困惑和厭倦。他們感到這種演習仿佛是1958年毛澤東炮轟金門的翻版。

毛澤東炮轟金門實際上鞏固了蔣介石的統治地位，江澤民的軍事演習實際上驅動更多的台灣民眾將選票投給李登輝。1996年3月，李登輝以絕對多數票連任台灣總統。

我記得，1988年蔣經國先生去世後，我曾對一位關心政治的官員朋友說：李登輝將成為國民黨一黨專制的掘墓人。他睜大疑惑的眼睛，似乎不相信。12年後這個掘墓人真的成功了。

2000年3月19日晚上，官方電視新聞的播音員用沉悶的語調宣讀了中共中央台灣事務辦公室的一份聲明：希望剛剛執政的民進黨當局不要走得太遠。毫無疑問，不久前中國政府對台灣選民的威脅和對民進黨的攻擊，促進了陳水扁的當選。

電視新聞剛剛結束，一位負責警官就來找我：上級要求我就今天台灣的選舉結果寫一份書面看法。

我針對中共政權再一次的政治失算和外交失誤寫道：希望中共政府尊重台灣人民以民主方式作出的政治選擇。

台灣選舉的插曲結束之後，中美兩國政府的“探戈”走向了高潮。

2000年5月，經過中美兩國政府的竭力遊說，美國眾議院以不太懸殊的多數通過了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議案。美國的這種表現鼓舞了西歐的左派政府和歐盟的左派官員。同樣是在這一年的5月，歐盟與中國政府急切地在北京簽署了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至此，WTO的“世紀大戰”只剩下最後一場重要戰役了：美國參議院是否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議案。

2000年6月的第一天，我罕見地接到妹妹的一封信，告訴我：她由於操勞過度，引發胃部大出血，不得不住院搶救。她希望我向獄方提出要求，給她打一個電話。

在中國的監獄裡，第一級和第二級的犯人每個星期或隔幾個星期可以給親屬打一次電話，但是第三級（“嚴管級”）的犯人不能給親屬打電話。我始終處於“嚴管級”，從來不允許我給親屬打電話。但是，當我唯一的妹妹病危時，我應該提出打電話的要求。我當即要求獄方儘快批准我給妹妹打一次電話。獄方對此早有準備。因為犯人的來信都要事先經過獄方的檢查，它們完全清楚妹妹來信中的建議。獄方馬上答覆我：不能給你的妹妹打電話。

我認為獄方的答覆十分無理。因為我所要打的電話沒有任何政治含義，完全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問候。回到牢房後，我立即給中國司法部寫了一封信，要求批准我去探視重病的妹妹。

根據中國的《監獄法》和有關行政規章，犯人有權探視病重或生命垂危的重要親屬。為什麼要給司法部寫信？因為司法部負責管理全國的監獄。

第二天晚上，兩位負責警官約我談話。談話的地點在一處空蕩的大房間內，屋角的牆上鑲着既可以錄像，也可以錄音的電子監視器。根據我的經驗，在這種地方談話的目的是為了給在另一個房間觀察談話過程的更高級別的人物提供真實的聲音和畫面。

談話的氣氛是嚴峻的。警官向我宣布了上級的決定：不同意我去探視妹妹。我當即提出了抗議。

兩天之後又是1989年“6•4”事件紀念日。這一天早飯前，我又給中國司法部寫了一封信，宣布為了抗議11年前中國政府對和平靜坐者的武力鎮壓，並抗議當前中國政府繼續迫害持不同政見者，我將在6月4日絕食。

由於我1999年6月4日曾經在北京市看守所絕食，所以獄方猜測我是否有可能2000年6月4日再次絕食。它們事先準備了幾套應對方案：如果我在絕食中當眾呼喊反政府的口號怎麼辦？如果我在絕食之外又採取其它損傷身體的手段怎麼辦？總之，它們頗為緊張，擔心發生難以控制的意外情況。其實，那些應對方案和種種擔心都是多餘的。我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我在6月4日絕食是一種政治表態，絕不會採取極端主義的行動。

監獄平時配發給囚犯的食物質量是極差的，但是2000年6月4日的午餐卻是誘人的：菜桶內全部是鮮嫩的紅燒雞塊。我沒有去領食物。但是其他犯人還是按獄方的指令，將一碗紅燒雞塊放在了我的床旁。我猜想：或許獄方也想用非同尋常的午餐紀念“6•4”吧！

兩個月後的一天，一位獄警把我領進了一間辦公室。我的妹妹坐在裡面，兩名負責警官坐在旁邊。我同她已經3個月沒有見面。以往的會見是在專用的犯人會見室，今天的會見是在監獄的辦公室，意味着將有重要談話。

妹妹告訴我：中國政府已經向美國政府表示，可以考慮對我實行“保外就醫”，但是需要辦理若干“保外就醫”手續。

我對中國政府的這一對外表態是否真誠表示懷疑。所謂“保外就醫”，是允許犯人離開監獄回家治病。但是，中美兩國政府的“探戈”已經進入高潮，今年秋天美國參議院將審議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議案。種種跡象表明，參議院將通過這個議案。一旦參議院批准了這項議案，中國政府對只剩下最後幾個月任期的克林頓政府就無所求了。精於算計的中共政權不會在這個對它有利的時候額外作出實質性的人權讓步。

然而，狡猾的中國政府需要作出某種改善人權狀況的表面姿態，以便更有把握地確保美國參議院順利通過PNTR議案，並緩和美國國內對中國的強烈批評。所謂“可以考慮對我實行保外就醫”，更可能的意圖是給西方開一張安慰性的空頭支票。

2000年8月的一天，一位警官帶我到簡陋的監獄醫院進行了“保外就醫”前的身體檢查。中國的醫院也分成三大級別，第三級都是小醫院。我所在的監獄的醫院，門前就掛着3級的牌子。

檢查身體完全是象徵性的，極其草率。我心裡明白，這僅僅是在走一個體檢形式，以便為日後否決“保外就醫”提供依據。

2000年9月美國參議院經過激烈辯論，最終通過了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PNTR）的議案。與此同時，獄方通知我：你不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

“保外就醫”的外交騙局就這樣結束了。

PNTR是中共政權的一大外交勝利。它們現在可以回過頭來放心大膽地教訓像我這樣的“頑固不化”的持不同政見者了。

就在美國參議院通過PNTR議案的2000年9月，獄方沒有任何理由地禁止我的妹妹參加每月一次的例行會見。

2000年10月的例行會見的日子，我的妹妹主動來到監獄，要求見我。獄方繼續拒絕。於是我的妹妹堅定地表示：如果見不到我，她將不離開監獄。這種局面一直僵持到會見時間結束。最後獄方不得不讓兩名警官將我帶到另一個房間，我的妹妹終於見到了我。

我請妹妹轉告外界：我將堅持民主改革的政治立場，堅持反對有罪判決，堅持抵制監獄的迫害措施。

我深深知道，目前的國際形勢對我這樣的政治犯十分不利。但是我絕對不能退讓。因為你如果退第一步，中共政權就會逼迫你退第二步。如果你退第二步，中共政權就會威逼你全面退卻。在政治較量中，越是困難的時刻，越需要勇氣、信心和堅韌。

任何專制政權都不是高枕無憂的政權。它們通常生活在提心弔膽之中，因為它們需要提防絕大多數人和絕大多數國家。

同克林頓跳完了“探戈”的中共政權，正在考慮挑選下一個舞伴。

2000年秋天是美國總統選舉的關鍵時期。中國政府毫不掩飾地希望民主黨的戈爾當選。因為儘管戈爾迫於國內反對者的壓力可能會小幅度地調整克林頓熱情的對華政策，但是他對共產黨中國保持友好的基本態度不會變。如果共和黨的小布什當選，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會向右轉，中國政府不得不“與狼共舞”。

早期的民意測驗表明，戈爾的得分明顯領先於小布什，中共政權頗感欣慰。但是進入秋天后，小布什的得分迅速上升，很快同戈爾相差無幾，中共政權感到了某種不安。

2000年11月2日，即11月7日美國總統選舉投票日的前5天，一位負責警官約我談話。他開門見山地問道：你對這次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是怎麼估計的？我回想起這一年的2月，警方詢問我對台灣總統選舉的預測。我感到幸運，因為我有可能成為中共政權的選舉分析專家。

我對這位警官說：很多美國公眾對民主黨的政策和克林頓的品格不滿，戈爾帶有濃厚的克林頓時代的陰影，所以存在着小布什當選總統的可能。

他認真地進一步提問：如果小布什當選，會不會劇烈地改變對華政策？

我明確地回答：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過於軟弱，有嚴重的偏差，這種政策在美國已經無法繼續下去，批評這種政策的聲音很強烈。因此，無論是小布什當選，還是戈爾當選，都會改變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小布什改變對華政策的幅度會比戈爾更大一些。

最後，我告訴這位警官：希望中國政府不要期待新的美國政府保持舊的對華政策。中國政府應該加快政治改革並保障人權，爭取融入國際社會。

2000年11月7日美國總統選舉的計票出現了戲劇性的局面。小布什和戈爾的票數如此接近，以致最終的計票結果取決於某幾個票箱。那幾個票箱的重新點票出現了爭議，大大推遲了選舉結果的正式公布。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和中國官方媒體對戈爾先生表示了足夠的同情和偏袒。中國對戈爾當選保持着強烈的期望。

最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出面裁決有爭議的計票結果。2000年12月13日，宣布喬治•W•布什當選美國總統。

儘管存在着計票爭議和國內的政治分歧，但是從全球角度看，小布什的當選是一個歷史性的象徵。

1991年共產主義的主體――蘇聯和東歐崩潰後，西方政界出現了反常現象：不是自由信念和民主要求在增長，而是和平主義和親共產主義在增長。這也許是因為，主要的威脅――共產主義大大減弱了，反共產主義的主力軍――西方的右翼似乎沒有用處了，現在是西方的左翼大顯身手的時候了。在90年代的中後期，歐盟的大多數國家都是由社會黨執政。在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克林頓政府推行着沒有社會黨的社會黨政策。

但是，在冷戰之後將近10年的漫長時間裡，西方的左翼無法有效地解決當代世界的任何一個重大的新問題：恐怖主義的迅猛成長，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不斷擴散，流氓國家和獨裁政權對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狂亂挑戰，貧困的加劇，艾滋病的蔓延，有組織犯罪的增加，等等，等等。特別重要的是，當共產主義的超級大國蘇聯消亡後，共產主義中國不但沒有轉型，反而更加強盛。

顯而易見，西方的左翼正在丟失冷戰的結束帶給全人類的進步前景。

喬治•W•布什總統最大的歷史貢獻可能在於：他確立了在全世界推廣自由的價值觀和民主制度的時代目標。這將鼓舞其它西方國家的民主力量，也將鼓舞一切非民主國家的民主鬥士。小布什的當選並不是簡單地意味着傳統保守派的重回舞台，而是意味着全球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浪潮有可能進入新階段。

毫無疑問，中共政權對小布什的當選極為惱恨，因為小布什在競選過程中多次批評過克林頓的對華政策，也多次批評過中國的人權記錄和壓制自由。

中共政權的對外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流氓色彩，這是有目共睹的。我估計中共政權會在小布什當選後的一段時間，有意發出一些流氓信號，以期阻止新的美國政府採取比較強硬的對華立場。所以，我也要做好中共政權對我加強迫害的充分準備。

我的預測不幸言中。

2000年12月20日是一個例行會見的日子。我的妹妹早晨就來到了監獄。這座監獄距離北京市中心大約70公里，對她來說，前來探視我並不容易。但是，一位警官突然未加解釋地向我宣布：取消你今天的會見。我對這種蓄意的挑釁當場提出了強烈抗議。

有關機構十分清楚，每次會見我的情況，妹妹都會轉告美國使館和國外的人權組織。毫無理由地取消例行會見，實際上是想對外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儘管一個月後美國將出現新的政府，但是中國政府並不打算在人權問題上作出讓步。

我心裡明白，蓄意取消會見家屬僅僅是第一步的挑釁，不久還可能有第二步的更嚴重的挑釁。因為中共政權要爭取在克林頓政府即將卸任、小布什政府尚未接任的“空當”，一勞永逸地徹底壓服我。

10天之後，2000年12月30日早晨，監獄內的氣氛顯得格外緊張。犯人們悄無聲息、表情嚴肅、躡手躡腳。他們顯然感覺到了即將發生的某種嚴重事態的蛛絲馬跡。

一位負責警官走進我的牢房，通知我去開會。

當我跨進開會的大房間時，看到整個樓層的囚犯都已整齊地坐好。很多犯人拘謹地低下頭，不願直視我的目光。大房間的內外站着十幾名警察，他們今天的裝束格外嚴整：端正地戴着警帽，繫着又寬又黑的皮帶，腰間懸掛着電棍和手銬。一名警察肩頭扛着沉重的錄像機，近距離地對我錄像。所有這一切表明：一個針對我的重大行動即將開場。

我剛坐下，一位警官就走過來說：站起來。我平靜地告訴他：我身體不好，無法站着參加會議。

這時，主持會議的負責警官宣讀了一份獄方的決定：鑑於方覺“長期拒不認罪，抗拒改造”，決定對方覺實行禁閉。他剛剛宣讀完畢，我馬上對他說：我對有關機構的決定提出3點意見。第一，對我實行禁閉是非法的；第二，我將就這個禁閉決定提出控告；第三，這個禁閉決定引起的一切後果應由有關機構承擔責任。在場的100多名囚犯和警察都聽到了我的抗議，錄像機和電子監視器也錄下了我的抗議。等我講完話，兩名獄警快步走上前來，煞有其事地將我的雙臂扭向背後，給我戴上手銬。我注意到，他們的雙手戴着潔白的警用手套。看來，這齣戲的導演在道具的細節上也是非常認真的。

於是，一名獄警在前面引路，兩名獄警一左一右地挾住我的胳膊，4個人在北京的冬天的寒風中走向了禁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