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邁向全球

再生（一）

　　“此刻，我幾乎能希望自己再次年輕”，荷蘭學者伊拉斯謨（Erasmus）在1517年給朋友寫道，“不是因為任何別的原因，而是因為這個——我預計一個黃金時代就要到來了”。根據法國人的命名la renaissance，即“再生”，我們今天知道了這個“黃金時代”：就象一些人認為的，這個再生正是將歐洲人和世界其餘部分區分開來的文化力量，突然且不可逆轉，使得象哥倫布和卡伯特那樣的人做了他們所做過的事情。主要是一群意大利文化精英的富有創造性的天才們——“現代歐洲之子中的長子”，十九世紀的一個史學家人所共知地稱呼他們——將科爾特斯送上了到達特諾奇提特蘭城的道路。

　　史學家們通常將再生的根源上溯到十二世紀，那時意大利的城市擺脫了德國和教皇的統治，成為經濟強國。這些城市拋棄了臣服於外國統治者的近代史，其領導人開始想弄明白怎樣作為獨立的共和國治理自我；他們越來越做出這樣的結論，即可以從經典的羅馬著作中找到答案。截止十四世紀，當氣候變化、饑荒和疾病削弱了極多的陳規舊矩時，一些知識分子將他們對古代經典的理解擴展成了社會再生的普遍展望。

　　古代——這些學者開始宣稱——是一個外國。古羅馬是非凡智慧和美德之地，但是野蠻的“中世紀”在那時和現代之間進行了干擾，破壞了一切。知識分子們提議，意大利新形成的自由城邦向前進的唯一方式是向後看：它們必須建設一座通向過去的橋梁，因而古人的智慧可以再生，而人性能夠得以完善。

　　學識和藝術可以是這座橋梁。通過細查修道院以尋找遺失的手稿，以及象羅馬人那樣嚴謹地學習拉丁語，學者們可以象羅馬人那樣思考，象他們那樣講話；於是，真正的人本主義者（humanist）（再生的人們如是稱呼自己）會重新獲得古人的智慧。類似的，通過翻尋羅馬遺蹟，建築師可以學習重新創造古代的有形世界，建築可以塑造高尚品德的教堂和宮殿。畫家和音樂家沒有羅馬的遺物可以研究，就盡己所能猜測古代的榜樣；統治者迫切希望自己被視為在完善世界，聘用人本主義者作顧問，委任藝術家使他們名垂千古，並搜集古羅馬時期的物品。

　　文藝復興的奇特之處是，這個試圖重建古代的明顯復古的努力實際上產生了一種發明和開放性的探究、極其非傳統的文化。當然有保守的聲音，這將一些較激進的思想家（例如馬基雅弗利）趕過去飲下被驅逐的苦酒，並威懾其他一些人（例如伽利略）保持沉默，但是幾乎沒有減弱新觀念的要旨。

　　回報是驚人的。通過將學術、藝術和工藝相互聯繫在一起，並比照古代加以評估，象米開朗基羅那樣的“多才多藝者”（Renaissance men）使它們同時發生了巨大變革。有一些令人稱奇的人物，例如萊昂·拜提斯塔·阿爾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他們的發明和創立理論同樣精彩；而象達芬奇那樣最偉大的人物，從肖像畫法到數學無一不精。他們富有創造性的頭腦輕鬆遊走於畫室和權力中心之間，在創立理論的時候抽時間統領軍隊、擔任公職，並向統治者提供建議（除了寫作《君主論》，馬基雅弗利還寫了他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喜劇）。參觀者和移民將佛羅倫薩為中心的文藝復興新思想傳播遠至葡萄牙、波蘭和英國，在那裡具有明顯地方特色的文藝復興蓬勃發展。

　　毫無疑問，這是歷史上最驚人的時期之一。文藝復興的意大利人並未再創造羅馬——甚至在1500年，西方的社會發展仍然比一千五百年前羅馬的高峰期整整低了十分。比起羅馬帝國的全盛時期，現在更多的意大利人能識字，然而歐洲最大的城市只有古羅馬的十分之一；歐洲士兵儘管裝備了槍支，想勝過愷撒的軍團仍需想方設法；而歐洲最富有的國家並沒有羅馬最富有的省份高產。但是，如果文藝復興的意大利人確實給西方文化帶來了全面的革命性劇變，從而使得歐洲在全世界與眾不同，並激勵了西方探險家征服美洲而保守的東方人呆在家裡，那麼這些數量上的差異就未必很要緊。

　　我感覺，中國的知識分子聽到這個說法時會感到十分驚訝。我可以想象到，他們放下硯台和毛筆，向想象出這個理論的十九世紀歐洲歷史學家耐心解釋說，十二世紀的意大利人並不是對其近代歷史感到失望、並寄望於古代以便完善現代的第一人。中國的思想家們——就象我們在第七章看到的——在四百年前就做了十分相似的事情，他們回顧佛教之前的時期以便在漢朝的著作和繪畫中間尋得出眾的智慧。意大利人將古代變成了社會再生的方案，然而中國人在十一世紀就已經這麼做了。1500年的佛羅倫薩充斥着輕鬆遊走於藝術、文學和政治的天才，然而1100年的開封亦然。達芬奇的淵博學識真的比沈括的更令人驚奇嗎？沈括的著述涵蓋農業、考古學、製圖學、氣候變化、古典文學、人種論、地質學、數學、醫學、冶金學、氣象學、音樂、繪畫和動物學。和佛羅倫薩的任何發明家一樣，沈括對機械技術同樣輕鬆自如；他解釋了運河水閘和活字印刷的運行方式，設計了一種新型的水鍾，建造了可以排乾十萬英畝（六十萬七千畝）沼澤地的泵。他和馬基雅弗利同樣多才多藝，任職提舉司天監為國效力，並和游牧民議定條約。達芬奇一定會感到欽佩的。

　　如果中國在四個世紀之前就已經有了自己的一次極為相似的復興，那麼文藝復興將歐洲帶上獨特之路的這個十九世紀的理論看來就不太具有說服力。這樣的結論可能更合乎情理，即中國和歐洲都有着文藝復興，這和兩者都有着第一和第二波軸心思想的原因是一樣的：因為每個時代都得到了需要的思想。聰明、受過教育的人們認真考慮他們面對的問題，而如果他們面臨類似的問題，他們就會提出類似的一系列回應，不管他們身處何處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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