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能否克制“台獨意識形態”

甘陽 （香港大學亞洲中心專職研究員）

在台灣，民主趨向成熟、台獨意識的上升，和台灣作為中國人的意識受到排擠有很大關係，作者對這些年來台灣統獨意識的消長作了多方面的探討，並指出中國大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指為“他人”，這對兩岸的統一十分不利。

大約一個月前，筆者在香港大學舉行的台灣問題研討會上作結束詞時曾認為，這次台灣大選如果國民黨下台，民進黨上台，將意味台灣民主達到相當的成熟。這裡所謂“民主的成熟”，是指出現政黨輪換時，各派都能夠接受民主選舉的結果，而不會尋求用選舉以外的手段（例如暗殺或兵變）來改變選舉結果。從台灣大選的實際結果來看，儘管選舉出現各種買票、造票以及偽造民調結果、蓄意誤導選民等嚴重弊端，但就台灣選民和政黨都能接受大選結果而言，台灣的民主可以說達到了相當的成熟。任何對台灣民主從早期“黨外”運動反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悲情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對台灣民主的今天感到由衷的激動。

台灣民主的扭曲

但在民進黨終於取得執政後，我以為今日已絕對需要重點檢討台灣民主的扭曲面。我這裡指的是台灣民主由於事實上與“台灣族群民族主義”構成共生關係，因此具有一種內生性、結構性的自我扭曲品格。因為這種共生關係使得台灣的民主進程呈現一種不斷人為製造“他者”作為敵人的過程，從而在推進民主的同時往往又萎縮了台灣民主的內外包含力。

這個作為敵人的“他者”，在早期相當正當地是指“國民黨威權體制”；但到90年代初期即台灣所謂“統獨之爭”時，卻逐漸成為所謂“不義的外省人”，因此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之爭成為當時台灣最基本最激烈的矛盾；而自90年代中期以來，李登輝主政的傑作就是有意識地把“統獨之爭”轉化成台灣所謂“國家認同”問題，由此必須製造一個新的、更大的“他者”，這就是所謂“可惡的中國人”。由於一個巨大的中國被製造成了台灣的“他者”，現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一樣據說都成了“台灣人”，而“台灣人”之為“台灣人”就在於他們不是“中國人”。由此，本來是台灣內部的“外省人與本省人”之爭，現在被外化成了所謂“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衝突。

以製造外在的“他者”來凝聚和強化“我族意識”，本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現象。例如英格蘭和蘇格蘭聯合後能夠形成“大不列顛人”的我族意識，史家早已指出是他們自覺以法國為最大的“他者”並在130年間不斷向法國開戰的結果。由此，平實而言，如果李登輝等把中國大陸製造成台灣的最大“他者”，能達到在台灣內部化解族群紛爭、造就族群融合的結果，那麼至少也算有所得，只不過可能代價太大。但真正的問題在於，李登輝實際只是徒然把兩岸關係推向了戰爭邊緣，同時卻並未真正造成台灣內部的族群融合。

事實上台灣民間學者早在1993年《島嶼邊緣》第八期就推出《假台灣人專輯》，專門批判所謂“台灣人論述”的虛假性。從那時起到現在，如果李登輝真的已經摶成了族群融合的“台灣人”，那就決不可能出現宋楚瑜一打出“新台灣人”的旗號，竟然能一呼百應的局面；可以說，擁護宋楚瑜的“新台灣人”恰恰在於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被納入李登輝的“台灣人”範圍。如果台灣的族群紛爭早已化解，那也就決不可能出現國民黨主席成為“民進黨地下主席”這種不可思議的怪現象；如果說李登輝早期排擠國民黨大老還可以解釋為排除民主障礙，那麼從趙少康、王建煊等到宋楚瑜被排擠出國民黨，就決不可能再作這種解釋。所有這些被排擠的人都是外省人，這大概就是李登輝族群政策在國民黨內的具體體現。

台灣反對黨運動的變質過程

如果說國民黨體制內的李登輝在黨內實行的不是包容性的民主改革，而是狹隘的族群傾軋，那麼更可悲的是台灣反對黨運動同樣走上幾乎和李登輝完全平行的路線。台灣島內對這些問題早有大量討論，任何人只要稍加留意這些討論，就不難理出不至於太歪曲的基本線索。

簡單而言，台灣民主運動本起源於所謂的“黨外”反對運動，但這個運動從一開始就具有“本土化”和“民主化”兩種路線，到80年代中這兩條路線的分歧已經逐步明朗化為前者要把台灣民主引向台獨，後者則強烈反對台獨。1983年台灣自由派政治學前輩胡佛在《中國論壇》上的訪談中已經憂心忡忡地指出，台灣的國家認同“必須在前提上肯定中華民族的整體尊榮感，因為這是認同上最高的象徵，在性質上它應是高於一切利益至上的”；胡佛當時就指出，台獨必然引向兩岸戰爭，因此他再三強調，台灣人“必須將中國大陸列入我們認同的對象，因為只有在這種認同的共識之上，將來中國統一的問題才能以和平的方式獲得解決”。

但此後沒有多久，由侯德健1984年出走大陸而引發了台灣反對運動內部“台灣意識還是中國意識”的大辯論。在這次辯論後，台獨主張者不僅主導了台灣的民主走向，而且事實上獨霸了台灣民主的資源，因為他們已經把台灣民主等同於台灣獨立，由此，反對台灣獨立就成了反對台灣民主。在民進黨成立後特別是通過“台獨黨綱”，至此民進黨事實上已經無法容納從前並肩作戰的許多民主戰友，也無法吸納無數反對台獨但強烈主張民主的台灣人，否則今天絕不至於只有39%選民支持。

所謂“台獨”，不僅是要在政治上和中國切斷關係，而且更強調要在思想上、情感上、文化上、教育上全面徹底地清除所謂“中國因素“。代表民進黨競選上屆總統的彭明敏對此說得最清楚：“這種‘中國’因素好像一種強烈毒素，多年以來，侵蝕了台灣社會每一脈管，腐爛了政治、教育、文化、政策以及國民生活的每一部分。……台灣民主能否落實推展，台灣人民能否生存發展，全繫於為政者和人民能否以理智和良知將‘中國情結’徹底揚棄，完全認同台灣”（彭著《回顧與展望》1994）。

“台獨意識形態”與高壓政策

李登輝主政以來與民進黨日益構成共謀關係，其共同基礎正是上引彭明敏的台獨理念。由此形成執政黨與反對黨聯手，從彭明敏所說的“政治、教育、文化、政策以及國民生活的每一部分”全力剷除“中國情結”。這種共謀關係突出體現為90年代中期以來雙方聯手打造所謂“國家認同意識”上。初看起來，他們大談“大和解”，“四族共和”，似乎在全力化解族群矛盾，但實際上，他們是以推動“國家認同”來強行推動“台獨認同”，這種做法的厲害之處就在於把島內所有反對台獨的人置於“失語症”。因為現在的問題變成了，如果你認同中國，那就是不認同台灣；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那就是否認自己是台灣人。由民進黨“族群與文化政策白皮書”撰稿人張茂桂主編的《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1993）認為：將中華民國易名為“台灣共和國是一種為建立族群尊嚴……而進行的一場正名努力”；該書一位作者由此把“外省籍民眾”看作問題族群，因為“許多外省籍民眾心目中的祖國”不是台灣，而是中國，甚至不僅是歷史文化的中國，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樣強烈的指控下，誰還敢說自己認同“中國”？

台灣人當然都認同台灣。但李登輝和民進黨所說的“台灣”，乃是與“歷史文化的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的台灣，而他們所說的“台灣人”，首先指的就是“不是中國人”。這種強行以“台獨意識形態”來規範所謂台灣的“國家認同”的結果，就是一方面把原本對台灣從無偏見的12億中國大陸人都變成台灣的“他者”，反過來又以這人為製造出來的“他者”作為台灣人的共同敵人，從而形成了對島內反對台獨聲音的政治意識形態高壓氛圍，因為現在的問題成了“台灣對抗中國”，“台灣人反抗中國人”的衝突。台灣人能不站在台灣一邊嗎？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一個研究表明，高達70.5%的台灣人認為台灣人和大陸人都是“中國人”。我以為，兩岸關係其實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陳水扁和李遠哲在就職前明確說一句話：“台灣人、香港人、大陸人，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換言之，以“大家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作為兩岸最低共識，避免戰爭，但其前提當然是“台灣人是中國人”。我估計陳水扁不會說這句話。那麼李遠哲呢，他是否可以為天下蒼生着想，大聲說一句：“我是台灣人，但也是中國人”？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中心專職研究員）

原載聯合早報社論/言論/天下事14/0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