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政治的迷惑與啟示

顧昕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2001年的12月，台灣的政黨輪替取得了新的發展，民進黨再次品嘗到大獲全勝的果實，一舉贏得立法院的第一大黨。這次政黨輪替的成功，凸顯出台灣已經超越了比較政治學中所謂“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的初級階段，進入了“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高級階段。

台灣民主化的這一發展，自然引起各方關注。關注重點一般有二：一是台灣內部政治生態的變化，尤其是統獨勢力的消長；二是兩岸關係及其對於東亞安全局勢的影響。

長遠的歷史意義

然而，如果拓寬視野，超越當下的政治衝突和對立，我們就會發現，台灣的民主化對於中國的長程政治發展，有着深遠的歷史意義。

即使是台灣民主運作中的亂象，也可以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鑑。

目前來看，這一豐富的歷史意涵，卻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西方主流媒體在頌揚台灣民主鞏固的同時，自然不會放過機會對中國大陸的落後加以冷嘲熱諷。

活躍在美國、香港和台灣華文媒體上的中國異議（或稱民運）人士，熱衷於對中國的專制進行口誅筆伐。當然，眾多熱切盼望中國統一和民主的其他人士，也不失時機地提醒中國的執政黨推進政治改革，通過民主化來爭取台灣的民心。

事實上，即使在中國的體制內部，有關政治改革的討論也在最近升溫。當“與國際接軌”成為當今中國的最新時髦之際，中國的政治是否應該同國際接軌，自然也成為人們思考的對象。在中國申辦奧運和加入WTO成功之後，政府改造（在中國人稱“轉變政府職能”）已經成為新的共識。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邁出堅實步伐，開始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

滋養中國的民主懷疑論

然而，在這一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上，人們對於台灣民主化的樣板意義，卻有兩極化的看法。一個極端是秉持聖化民主的道德主義立場，在褒揚台灣的同時妖魔化中國，其代言人多為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眾多對中國政治持批評立場、但不願同民運人士為伍的所謂“自由派”人士，也持同樣的思維，只不過用辭和緩而已。

另一個極端則是懷疑中國實現民主化的必要性。這一懷疑論的立場，在中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中，幾乎占據了主導地位。民主懷疑論者在中國的大量湧現，一方面是對美國在國際政治中霸權行徑的一種反應，另一方面是對俄國和台灣民主化進程中亂象叢生的一種憂慮。

長期以來一直把民主當“德先生”和“民主女神”來供奉的中國精英們，赫然發現民主絕不是解除諸多社會、經濟和政治弊病的靈丹妙藥；相反，在目睹了北方帝國的衰落之後，他們再次目擊了台灣政黨輪替之後的經濟凋敝、社會對抗和政黨惡鬥。

針對民主懷疑論者的質疑，民主頌揚論者普遍採取一種鴕鳥式的進路，每逢質疑，必定搬出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名言：“民主是一種最不壞的政治制度”。他們把睿智變成教條，迴避對發生在我們周圍的民主政治的運作，尤其其亂象，進行深入的研究。

一味照搬美國的模式

台灣的許多亂象，同其民主化過程中制度選擇的缺失有關。許多觀察家都會承認，台灣固然是民主的，但卻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民主制度。最常遭到詬病的是，台灣的民主，既不是如美國民主那樣的總統制，也不是如英國那樣的議會制，同法國模式的雙首長制也不相同，而是三者的雜拌，結果造成總統、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責權不清，口水戰不止。

對於這一“有台灣特色的民主”，台灣的有識之士並不感到驕傲。最近，陳水扁高級幕僚邱義仁在出訪美國時透露，台灣將再次啟動修憲，走向美國式的總統制。

然而，一味照搬美國制度是否是台灣的福音？未必如此。台灣的一個重大誤區，在於忽略了共識型民主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意涵。

共識型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是荷蘭比較政治學家的阿倫德·萊哈特（Arend Lijphart）提出的一個概念。這位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迭哥校區教授的知名政治學家，以其對民主制度類型的研究名振士林，曾在九十年代中期當選美國政治學會主席。

共識型民主有利於台灣

依照萊哈特的研究，所有民主制度可以簡化為兩種類型：多數型和共識型。多數型民主多為兩黨制（或實質性兩黨制），行政權力集中在一個獲得多數選民支持的政黨手中，以多數決和非比例式的選舉制度為特色。美國和英國就是典型的多數型民主。

相反，共識型民主的特色在於多黨制，行政權力由一個基礎廣泛的多黨聯盟掌握，選舉上採用比例代表制。許多歐洲小國便採用這種共識型民主。

一般的看法認為，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人民當家作主的體現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因此，傳統的看法認為以兩黨制為基礎，以政黨輪替為特色的多數型民主具有某種優越性，體現了民主的基本原則。

萊哈特經過精心的比較研究發現，多數型民主在選民同質化的國家可以良好運行；但是，在那些由於族群、語言、宗教、政治立場多元的國家和地區，多數型民主往往造成某些少數被長久排斥在政治過程之外，從而造成社會的動盪甚至內戰。北愛爾蘭就是這樣的一個顯例。

與此相反，在社會高度多元的地區，共識型民主乃是迄今為止最為有效的政治制度。瑞士就是共識型民主的典範。在共識型民主中，並不存在典型意義上的所謂“政黨輪替”。

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由於政治人物的操縱，族群分裂惡化和認同政治盛行，已經成為一個基本事實。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共識型民主本來應該成為一個較好的制度選擇，台灣也需要對某些基本的問題首先在內部形成共識。

可是，台灣現行的民主，既不是多數型也不是共識型。台灣的政治精英一味沉湎於政黨輪替的迷思，強行複製美國的多數型模式，並非台灣長遠發展之福。

從令人困惑的台灣民主形態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民主化過程中的制度選擇是一個攸關民生的大問題。如果僅僅滿足於揮舞民主的大旗，不對各種民主類型的利弊和適用條件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那麼在貿然進行的民主化進程之中，必定會舊弊未除，新亂叢生。

·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原載《聯合早報》200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