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變化中，政治是個例外

翟羽佳

博洛爾早在一百年前就說過：“人類文明在各個領域都獲得了巨大進步，不斷地日趨完善，然而政治領域是個例外。在政治領域中，仍然是欺詐與陰謀詭計在大行其道，人們的權利與自由仍然遭到蔑視與否定。現代社會陶醉在它的工業進步和科技發現中，但如果現代社會仔細考慮一下它的政治歷史與政治現狀，它就沒有理由如此驕傲。”里特烈說：“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獲得了成功，但我們政治組織除外。我們政治生活中還充滿着慘殺、敗壞和愚昧，這些政治罪惡的存在使我們獲得的所有進步都喪失意義。”

古老政治的陰影，今天依稀可見；古老政治的罪惡，在今天某個地區和時段，可能過去更加罪惡，甚至超過整個人類歷史的總和。我們不要老是詛咒美國充當世界警察，假若沒有美國輸入西方民主，世界很多獨裁國家不知道還要有多少罪惡。如果沒有鴉片戰爭的刺激一樣，我們的辮子不知道還要招搖多久。

從三皇以來的漫長時期，政權一直在酋長和貴族手中交替着。夏朝的王族和貴族，依然是商的大臣和權貴；商政權的故舊，依然是周朝的功臣和諸侯。戰國時期的諸侯和大臣們的社會關係，依然跟夏商周王朝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秦的歷史，更是周政權的延續。自有記載的歷史以來，大小政權依然在先前的貴族和新興的權貴之間輪流交替。即便中間有幾個奴隸身份的人崛起，依然改變不了“高貴血統”統治的格局。用梁啓超的話來講：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儘管農民起義在王朝後期轟轟烈烈，翻天覆地，但是政權依然牢牢掌握在舊王族和新貴族手中。儘管自陳勝“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及後來王小波、李順的“等貴賤，均貧富”，真正的“窮鬼“當家依然是看不見的戰線。只是到了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才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換來的是生產力極大破壞和停滯。歷史上的暴動和起義，多為新興的權貴們利用，只是起到了改朝換代的作用。至於權力，依然是掌握在貴族之間交流着。就是在今天，“上品無士族，下品無寒門”現象依然存在。

從歷史的軌跡來看，不管政權如何更迭，王朝如何換代，社會如何變化，得益依然是舊王朝的既得利益者。象印尼的蘇哈托、台灣的蔣介石等，短暫的陣痛之後，他們的家族和親族，依然過着榮華富貴的生活。俄羅斯學者羅伊·梅德傑夫說：“無論在政權機關中，還是在俄羅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數的是那些80年代與黨政機關、經濟機關有密切關係的人。”俄羅斯的新聞媒體也直言不諱地講：“俄國的暴發戶中，61％的人是靠將國有企業化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業老闆，是過去社會主義企業的領導人。工廠被以很低的價格賣給了廠長，而‘銀行家’們的大多數銀行都是靠政府資金建立起來的。”

劉洪波說：“現代社會裡總是浮現着古老政治形態中才會有的現實，使人不能不為某些地方畸形的政治生態對人的巨大摧毀力而感慨。”商是倒騰夏而中興的，周是對商的革命，秦是對周的否定。每次社會的變革，內部的力量總是最積極的力量。蘇哈托的女兒領導的反對黨，也是舊陣營跳出變革力量。促成蘇聯變化的葉利欽，也是蘇共陣營的活躍分子。《腐敗分子為何不怕亡黨亡國》一文指出：“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的這一警告，對一般黨員、幹部也許還是很‘管用’的，但是對已經腐敗了的特權階層來說，卻是一點作用都不起的。因為對腐敗了的特權階層來說，他們需要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惟有這樣，才能從‘制度’上保證特權階層的利益，才更能使他們‘名正言順’地侵吞社會的財富。

前蘇聯解體的最大贏家是誰？不是俄羅斯人民，正是前蘇聯的那些權貴們，他們不僅從政權的解體中保持了特權階層們的利益，而且還從體制轉換的混亂中獲得了更大的利益，人民越來越窮，而特權階層們卻是越來越富。”堡壘最容易在內部被攻破。舊既得利益集團，也最容易生出新既得利益者，他們更需要更為寬鬆的政治。“前蘇聯的解體、前蘇共衰落的真正原因在哪兒？我想，主要還是在蘇聯共產黨黨內，就在那個幾十年的僵化體制下形成的，而且是腐敗了的特權階層身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黨內的真正敵對勢力是來自於那個看不見、摸不着的特權階層之中。正是這個腐敗了的特權階層的形成加速了這個龐大的社會主義帝國的解體。”機遇為事先有準備的群體撲獲，機會的大門總是為大膽的集團敞開着，社會似乎永遠垂青那些既得利益貴族。

不管社會如何變化，不管制度如何跳躍，那些把舊權貴一棍子打倒的做法將被和平過渡替代。但是不管將來的社會如何，社會依然是“富的更富，窮的更窮。”那些憑藉政權富了起來的人，依然是將來社會的領導力量。誰也不能把他們從社會的領頭雁隊伍中清除出去。少了他們的參加，社會的步伐就會放緩。因為資本積累已經在他們手中完成，取而帶之，需要的是時間。剝奪他們，意味着新的革命。結果，更是得不償失。從保護社會的角度，社會需要他們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