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

作者：老幺

(一)

讀梁啓超舊文，略有所思。

梁啓超在《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中寫道，“他日於20世紀，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梁啓超認為中國人有四大優勢，一曰 “富於自治之力”，二曰“冒險獨立”，三曰“長於學問，思想易發達”，四曰“民人眾多，物產沃衍，善經商而工價廉，將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權”。梁啓超相信，只要“合大群”、“開人智”，“有此四原因，規以地勢，參以氣運，則中國人於來世紀[20世紀]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

《論中國人種之將來》寫於1899年。四年後，1903年，也就是梁啓超而立之年的時候，他寫下了《論中國國民之品格》。這位兄台不簡單，從某種程度上，他預測了20世紀美蘇爭霸而美國最終勝出的態勢。

梁啓超說，“國有三等，一曰受人尊敬之國。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絕於環球，其聲明文物，爛然震眩於耳目…”說出來真的不信，梁啓超列舉的“第一種國”既不是當時“日不落”的英國，也不是當時中國效仿的日本，而是當時的毛頭小伙、今日的超級大國----“以文明表著如美者”。梁啓超所說的“第二種國”是“受人畏懾之國”，他舉的例子是“以武力雄視如俄者”。他又以“埃及印度越南朝鮮”作為“受人輕侮之國”的代表。要說世上真有先知先覺，梁啓超絕對可以名列其間。

做為一名愛國者，梁啓超寫道，“中國者文明之鼻祖也，其開化遠在希臘羅馬之先。…中國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認矣。至於武功之震鑠，…讀支那人種之侵略史，東西人所不能不色然以驚訝者。” 梁啓超的言下之意是，中國是當仁不讓的“第一第二之位置”。他痛心道，“數百年來，文明日見退化，五口通商而後，武力尚不足以攮外…祖國昔日之名譽光榮一旦掃地以自盡，…頹然墮落於三等[國家]。誰實為之，而至於此？”梁啓超分析道，中國的領土並沒有減少，人口更是數倍於百年之前，為什麼各國把我們象“三等之國”一樣對待？

就這樣，四年前在《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中熱情歌頌中國人種四大優勢的梁啓超反省了中國國民品格的四大缺點：一愛國心薄弱，二獨立性之柔脆，三公共心之缺乏，四自治力之欠缺。他呼籲，“吾人其有偉大國民之欲望乎？則亦培養公德，磨礪政才，剪劣下之根性，涵遠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不然，讀羅馬末路之史，念其衰亡之原因，不能不為我國民栗然懼也。”

(二)

歷史證明一切。在過去的20世紀裡，中國人既沒有象梁啓超在1903年所擔心的那樣走上“羅馬末路”，也沒有成為他在1899年所憧憬的“來世紀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

老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斗膽再憧憬一次，“21世紀，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

(三)

It doesn’t hurt to be optimistic, but mere optimism is not enough. 樂觀沒有壞處，但光有樂觀是不夠的。

與19世紀相比，中國人在20世紀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日本鬼子戰敗了，美國鬼子打平了，兩彈一星上天了，香港澳門收回了，外國駐軍沒有了…中國武力雖然不足以“雄視如俄者”，自保還是綽綽有餘。不少國家還隱約感到中國的威脅---但這無論如何總比讓人感覺你是“東亞病夫”更好！ 從某種角度來說，中國已經從19世紀末“受人輕侮”的“三等之國”成長到某種程度上“受人畏懾”的二等國家。

問題是，如何成為“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絕於環球，其聲明文物，爛然震眩於耳目”“受人尊敬”的“第一等國”？

當然我們可以做阿Q，告訴自己，中國“已經”是“第一等國”！如果這樣，我們解釋不了為什麼聯合國總部沒有設在中國，解釋不了為什麼中國還有貧困人口，解釋不了為什麼中國護照沒有外國簽證幾乎寸步難行，解釋不了為什麼中國WTO議定書要以英文為準，解釋不了為什麼台灣還沒有收回，解釋不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腐敗…

接受這個事實，老幺捫心自問，梁啓超是不是說錯了？中國人有沒有機會在20世紀成為“最有勢力之人種”？ 中國有沒有機會在20世紀成為“第一等國”？如果有機會，那麼中國人為什麼事實上沒有成為20世紀“最有勢力之人種”？中國為什麼事實上沒有成為20世紀“第一等國”？

我認為梁啓超沒有說錯。中國人確實有機會在20世紀成為“最有勢力之人種”，中國也有機會在20世紀成為“第一等國”。同樣，我相信中國人還有機會在21世紀成為“最有勢力之人種”，我也相信中國還有機會在21世紀成為“第一等國”，我更相信這一次的希望不會落空。

(四)

回到根本，如何成為“最有勢力之人種”？如何成為“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絕於環球，其聲明文物，爛然震眩於耳目”的“第一等國”？

如梁啓超所說，必須消除中國國民品格之“四大劣根”，一愛國心薄弱，二獨立性之柔脆，三公共心之缺乏，四自治力之欠缺；或者又如梁啓超所說，必須弘揚中國人種之“四大優勢”，一曰 “富於自治之力”，二曰“冒險獨立”，三曰“長於學問，思想易發達”，四曰“民人眾多，物產沃衍，善經商而工價廉，將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權”。

這看似矛盾，實則不矛盾。因為“中國人”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今日的“中國人”自然與上世紀的“中國人”大不相同，與漢唐的“中國人”大不相同，與春秋的“中國人”更不相同。“中國人”又是個通用的概念，梁啓超是中國人，袁世凱也是中國人；魯迅是中國人，孔乙己也是中國人；雷峰是中國人，邱少雲是中國人，胡長清、成克傑又何嘗不是中國人？

所以就中國國民品格而言，就象《三國演義》中的曹操，“遺臭流芳本一身”。中國人要成為“最有勢力之人種”，中國要成為“受人尊敬”的“第一等國”，必須遏制自己的“劣根”，發揮自己的優勢。如梁啓超所說，就是要“合大群”、“開人智”。

(五)

中國近代的落伍很大程度上源於文明的落伍，或曰思想的桎梏。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美國的崛起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那就是對人才的發現、培養、使用、發展問題。

韓信在項羽手下不過一員偏將，被劉邦拜為大將後，十面埋伏殺得西楚霸王烏江自刎。韓信是同樣的韓信，劉邦項羽有所不同。

不少農民在公社食不果腹，改革開放後家電進門，新房裝修。農民是同樣的農民，政策有所不同。

不少學生在國內課堂高臥、混水摸魚，出國後挑燈夜讀、發表文章。學生是同樣的學生，體制有所不同。

同樣的學生“海龜”後，又可能“數十年如一日”原地踏步。就象晚年的郭沫若，再也看不到當年的靈氣。人才是同樣的人才，環境有所不同。

(六)

上帝/佛主/安拉/老天爺說，“中國人，我給你的腦子不比他國人笨，我給你的土地不比他國人小。我再給你一個世紀，你再干不好，就不要再找藉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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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