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朋友拿到了安.蘭德的兩本哲學巨作《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簡體中文版的版權，計劃在大陸出版。蘭德出逃前蘇聯體制，極端仇視集體主義，推動個人精英和自由主義思想，反對政府市場干預，反對共產黨集權專制，是大陸官方意識形態的死敵。

按美國版權商的看法，中國政府禁止思想和言論自由，在政府書號許可制度下，蘭德的著作無法通過政府審核，取得正常的出版發行權。

事實是，儘管中國言論出版的路障重重，政府條框禁忌甚多，但蘭德的著作在大陸發行暢通無阻。那麼，我們要問，蘭德這樣的核子級思想炸彈不禁，中國政府要禁的是什麼？是單純地禁止言論自由嗎？其背後的動機何在？

觸發社會問題與解決社會問題

鄧小平當年搞改革開放，其最重要的一環是禁止某項開放政策是姓“社”還是姓“資”的意識形態爭論，實際是剝奪極左派的言論自由。他同時支持大膽摸索，實踐創新，摸着石頭過河，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核心思想是，言論自由在當時的情況下，僅能引發無謂的社會爭論，渙散社會共識，觸發更多的社會問題，但無力解決任何社會問題。

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設立言論開放的標準和潛規則，原因很簡單，某些言論對社會秩序有摧毀和破壞作用。政府為維護其執政權威，必須限制言論自由。開放言論自由，同時維持好社會正常的生活和政治秩序，尤其在國家轉型或困難時期，是個兩難問題，它考驗一個政府執政的智慧。

現實中，解決問題靠專業人才和資源，不能靠百姓的議論，大眾的想法往往和科學不着邊。

民間與政府的正常互動

許多人支持言論自由是出於痛恨共產黨，甚至把支持言論自由等於支持推翻共產黨執政，等同於民主政治。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共產黨在中國只是個名稱而已，它集中了社會的大部分精英。利用言論自由來推翻現政府，等於同中國的主流精英份子作對。如果這個政府真的被推翻，占據新位的可能是類似於共產黨建國初期的一幫老土。雖然現在當政的這些精英沒有機會逃到另一個台灣島，但他們可以移民國外。

政府掌握軍隊和稅收，在社會中起到協調各方利益的作用，它應該主導社會。如果政府過於軟弱無力，沒有權威性，隨着民間言論抗爭起舞，並非國家之幸。只有強勢政府才能有自信心，以民心訴求為重。政府強勢，掌握着處理問題的主動權，才易於傾聽民間抗議的聲音，即使民眾有一些過激行為，也可以為他們留退路。

從民眾的角度，民間抗爭不同於所謂的言論自由，它面對具體的問題或事件，往往出於不得已，有時是逼上梁山。

民間抗爭是在時時刻刻地提醒政府，政府的某些政策和行為已脫離現實，已阻礙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已干擾到人民正常的生活環境，政府需要根據民間的要求作出相應的調整。這樣不間斷地抗爭，不間斷地調整，可以不斷地完善社會管理機制，可以積小改成大改，避免革命式的激烈大動盪。

在全民選舉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民間抗爭，提出具體的問題同政府和社會大眾討公道，應成為中國式民主的常態。

中國現代社會缺少民間與政府的互動機制。無論誰執政，民眾必須學會和政府打交道；而面對民眾抗爭，政府必須有所交代。

誰來擺平躲在言論自由後面的人？

如何處理那些以言論自由為藉口，憑藉不着邊際的大忽悠，不顧社會後果，損人不利己，企圖渾水摸魚的投機分子？一不能送他們進監獄蹲幾天，也許這樣做比關一個毒販更具社會意義；二不能禁止他們上網，他們也是常人，一天不上網同我們一樣難過；三不能....。

也許，只有時間能擺平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