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浩生這個名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見識的。那是“九一三”事件之後，為了批判林彪“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的“今不如昔論”，官方傳媒大張旗鼓歌頌“文化大革命”給各行各業帶來的“大好形勢”，而且通過從海外歸來觀光的華裔名人們為“文化大革命”唱讚歌的文章來為這一宣傳增色，其中，就有趙浩生寫的不少文章在官方報紙（記得有《參考消息》）上連載。我相信大陸的不少讀者都是在那時記住趙浩生這個名字的。

　　最近，有朋友傳來網上發表的一篇趙浩生回憶錄，其中一處談到文強自述曾參與謀殺周恩來之事。原文如下：　　　　那天和杜聿明先生一起接受我採訪的，還有當年國民黨的徐州“剿總”副參謀長、軍統北方區區長——文強。我很直率地對他說，文先生，你要原諒我提出一個很直率的問題，那就是你跟總理的關係。過去你是做特務的，是不是曾經參與過密謀刺殺總理呢？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聽了我的問題，立即放聲痛哭。他說，趙先生，你問得好啊，我要給你講講真心話，給總理講講真心話。接着他回憶起１９４５年發生在重慶的一件事：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秘書李少石，在“雙十協定”簽訂的前兩天的晚上，乘坐總理的汽車送柳亞子回家，回程時，李少石在車子裡被人開槍暗殺了。文強說，他是這起事件的策劃者之一，當時計劃刺殺的對象不是李少石，而是總理。蔣介石想用這個手段來破壞“雙十協定”。文強又說，當時在總理住的地方，不管是在重慶，還是在後來南京的梅園新村，或者在上海的馬斯南路，周圍都布置了重重特務。好像天羅地網，只要一聲令下，就可以把總理殺害。但是後來蔣介石終於未敢下手，怕引起國際間的反應，特別是當時蔣介石還想要美元。接着他又談到了在各個不同時期他所參與的許多謀害總理的活動。總理當時就是這樣在四面包圍的特務槍口下堅持鬥爭的。　　　　這個說法一看就是無稽之談。

　　李少石事件發生在毛澤東與蔣介石重慶談判期間，在當時就已查清並非特務暗殺。李少石是前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女婿，時任中共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俗稱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秘書，那天（1945年10月8日）他乘車送柳亞子回郊區（沙坪垻）住所，返城時，因八路軍辦事處司機（據說是臨時雇來的）開車過快，撞傷了在小龍坎路邊休息的國民黨軍駐璧山炮兵團士兵，受傷士兵的班長喊叫停車，但肇事車不停，班長怒而向汽車開槍射擊，子彈穿過車後工具箱擊中李少石肺部，送醫院後搶救無效身亡。事件發生後，國、共兩黨都十分重視，迅速組織了調查，很快便查明了真相。11日，八路軍辦事處主任錢之光在《新華日報》發表公開講話，說明“這是一個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並“感謝憲警治安機關醫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關心”，詳細說明了事實的經過，並表示願意負擔那個受傷士兵的醫療費用，萬一傷重去世，願負責殮葬與撫恤。12日，周恩來在出席李少石遺體安葬儀式後，又親自到醫院看望那個被撞傷的士兵，表示慰問。囑其安心治療，並重申願負擔醫療費用。

　　此事真相早已大白。只是50年代後的宣傳中對此事真相很少提及，而致使一些不實說法流傳，不明真相者以訛傳訛。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撥亂反正，才在有關著作中對此事重新有了明確的披露、記載，現在史學界無不清楚。因此，趙浩生這段建築在這個無稽之談基礎上的整個回憶就站不住腳了。

　　另一方面，趙浩生雖然當面採訪了文強，但他對文強的歷史毫無了解。文強雖然是軍統局高級骨幹，但他在軍統局內從來不從事“行動”工作，以為軍統局就是專搞破壞、暗殺，那只是無知者的偏見和臆想。文強在軍統局一向從事的是情報工作，無論是在上海“孤島”對日偽，還是在東北內戰時對蘇軍和中共，都主要是搞情報或策反，軍統局內搞“行動”另有他人，文強從不涉足這方面的事，戴笠也從不布置他作這類事（戴笠在這方面可謂知人善任，這也是文強對他信服的原因之一）。此外，原為中共高級幹部的文強自“九一八”事變後因左傾路線排擠打擊而脫離中共隊伍，抗戰前夕投身國民黨陣營，但他基本上不參與針對昨日共產黨友人的活動，周恩來是他在黃埔軍校時的政治教官，同時是他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的入黨監誓人，他在四川任中共川東特委書記期間因遭到左傾路線打擊而憤然出川，就曾打算到上海找周恩來申訴（後未能找到）。他絕不可能參與謀殺周恩來的行動。文強在世時，其子曾就趙浩生這一回憶向他詢問，他承認接受過趙的採訪，但堅決否認說過那樣的話和作過那樣的事。

　　事實上，1945年10月8日李少石事件期間，文強根本就不在重慶，當年8月，時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的文強，在西安協助華北宣撫使熊斌對華北地區汪偽軍進行策反、收編，9月隨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一起赴鄭州接受日軍投降，出席受降儀式後晉升中將，隨後又在新鄉、開封等地視察，處理一些肅奸事宜（他兼任第一戰區處理漢奸委員會主任）。直到“雙十協定”已經簽訂之後（也就是李少石事件發生並且真相大白之後）他才接到通知，飛西安轉重慶，到重慶接受調東北的任務。並且要他儘快飛赴北平，戴笠在那裡等他商量到東北打開接收局面的問題（戴笠當時也不在重慶，而且着重考慮的是如何打開接收東北的局面）。

　　此外，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當局根本就沒有對中共領導人進行暗殺的意圖，當時國際形勢、國內民心都是主和，蔣介石還不會出此下策。毛澤東也正是看清了這一點才敢於到重慶參加談判的。李少石事件發生時，因情況不明，國民黨的憲兵司令張鎮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親自用自己的坐車護送毛澤東返回紅岩駐地。事後多年周恩來提到此事還對張鎮深表感激。

　　其實，趙浩生這段所謂的回憶中自己就不能自圓其說，他一方面說蔣介石想通過暗殺周恩來破壞“雙十協定”，一方面又說怕引起國際間的反應，特別是當時蔣介石還想要美元，終於未敢下手，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涉及重大歷史事件的回憶，能夠這樣不嚴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