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今年8月去中國訪問。據說，《人民日報》稱喬姆斯基訪華“熱度超過國家元首”，在喬姆斯基北京大學講演並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時，北大校長聲稱，這是喬姆斯基教授難忘的一個夜晚，是喬姆斯基教授的“光榮”等，把喬姆斯基打整得如此廉價。倒是南方都市報比較誠實，以“日益高傲的中國顯然還沒有做好迎接這樣一位偉大人物並與之深入對話的準備”、“你是否擔心自己的一些比較激進的理論觀點，會被世界上其它一些政府所利用？”等態度採訪。據說喬姆斯基回答：“沒有一個政權會喜歡民主因為民主牽制權力。因此任何一個政權都在防止民主。”“我的一些觀點被某些國家有意利用是很有可能的。很遺憾我對此無能為力。這不是我的問題。”我也查了喬姆斯基的主要網上陣地http://www.zcommunications.org/zspace/noamchomsky，幸好沒有見到他訪問中國的文章，至少在他自己控制的英文媒體上沒有造成晚節不保的遺憾。

當我在1989年民主運動與北京和東京政權的鬥爭中成為一個安那祺主義者最終不得不於1995年從日本流亡美國，在威斯康辛大學見到受學生熱愛的安那祺主義者喬姆斯基（筆者在“作為外交政策的美國民主主義” http://cpri.tripod.com/cpr1999/chomsky.html 中記敘道：“向耶穌講道一樣”），感到自己來到了一個安全的所在。後來，我買下他的抨擊美國外交政策的書，進一步讀到他的許多政治評論時，雖然知道國際政治不是他的專長（我沒有讀過他的語言學著作），但還是為他的道德精神感動。在他70歲生日時，我也與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者一同為他祝賀。他那時思維尚敏捷，親自回答網上的論壇提問，我記得在回答anarchism中文翻譯等問題時，他說名稱並不重要，關鍵是行為。

我剛到美國的頭幾年，利用各種學術論壇，積極交鋒。在外交關係論壇H-Diplo上關於喬姆斯基的角色的激論中，一個美國海軍學院的教授指責喬姆斯基是“賣國賊”：我們這麼多美軍士兵在全世界用生命“保衛自由”，你卻坐在最高學府的最尊貴位子上謾罵我們，比任何敵人帶來的傷害還大！一個喬姆斯基的好友、普林斯頓大學（另一個最高學府）教授堅決擁護喬姆斯基是最講原則、幾近殉道的知識分子。我以自己冷戰後期清華大學核物理專業的背景，指出正是喬姆斯基這樣的反對本國政府政策的西方知識分子的存在，才使東方的知識分子接受、認同西方的文明價值和社會制度。從這種意義上講，喬姆斯基才是最大的愛國者。

不過，從我的知識角度看，在進步、左翼、自由事業圈子裡的喬姆斯基的時事政治評論無處不在，不免千篇一律、難免淺顯偏頗。2005年我第一次訪問波士頓，在MIT看到作為“品牌”的喬姆斯基的大幅畫像，意識到美國“最高學府”的存在合理性（哈佛大學也雇用“貨真價實的共產主義者”），我完全沒有拜訪他的念頭，更願去“朝拜”1927年被麻省處決的兩個意大利安那祺主義貧苦移民。我已經拋棄回到清華“創建中國社會學”的夢想或招搖撞騙成“中國政策研究祖師爺”（南開大學的邀請函），而堅定認為必須解散、摧毀清華、北大這些已經墮落為當代奴隸制（所謂“中國模式”）的精神幫凶機器。如果我不得已長期在美國流亡的話，正是我們這樣的政治難民（以第一“建國之父”潘恩為代表）創造、發揚了美國的精神基礎和價值體系，這正是我在美國選擇清貧的生活面對權力（聯邦政府）和金錢（大公司）的力量所在。

其實，喬姆斯基等西方的自由派人士，雖然賣力反對本國政府的外交等政策，卻不可能改變、動搖西方的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對於人類文明沒有多大貢獻。對於他們，“歷史已經終結”（福山）。當然，如果喬姆斯基能夠在十幾年前神志敏捷時訪問中國，雖然不能在監獄見到他真正的自由主義戰士同志，也可以見到無處不在的“上訪”冤民，至少不會象別的權貴（如江澤民、小布什，高爾）、大亨（如高盛集團）、騙子（如李敖）那樣也跑到清華、北大這些摧殘自由的交易處去湊熱鬧。當然，我也認識一些不了解中國而盲目支持北京當局的西方進步人士，他們對於“社會主義中國”的幻想，是支持他們反對本國政權的信念，不能崩潰。我早已學會不從理性上批判、嘲笑他們，而更從感情上同情、尊敬他們。對八十多歲的喬姆斯基也該如此對待。看到喬姆斯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並列在瀕於停刊的曲高和寡的安那祺主義理論刊物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的捐助名單時，我的失望之情不翼而飛。

我在大學時期，從蘇格拉底、斯賓諾沙、盧梭、馬克思、克魯包特金等西方知識分子影響了人生觀，無意識地在尋求當代西方知識分子的典範，自然對安那祺主義者喬姆斯基產生最大的共鳴。不過，回想起來，自從我1986年離開中國，結識了不少日本、歐美友人，最值得尊敬的卻是普通的退休管道工Loz Dean老太太。她年輕時加入過美國共產黨，但後來主要參與工會活動，退休後加入勞動黨（我與她同在聖何西支部開始了解她），被各界人士推選為主席為維持、重建聖何西市中心的綜合醫院而無私無酬無怨地奔波。從她那裡，我學到美國民主制度、西方文明價值的真髓。與文憑不高的Loz這樣的民眾相比，“大師”喬姆斯基的知識（語言學）、半知識（政治評論）、反知識（被專制制度利用），完全可有可無了。我需要Sklar這樣的務實律師幫助共同推進全球的人權進步，但再也不需要任何在有權勢、名聲的西方“思想家”分擔我的思想使命和精神職責了。

別了，喬姆斯基教授。

[趙京，2010年9月8日，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http://cpri.tripo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