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一國兩制是台灣方面所能指望的最好條件，它是在中國處境不佳的情況下提出的一種委曲求全的方法。而一國兩制確實觸及政客的切身利益，若台灣政客不順其自然的話將變得不可調和。台獨的民意主要出於台灣精英階層的一種“魚與熊掌二者得兼”的投機心理，但他們的根本利益已經與大陸的民族主體聯結在一起。中共對台工作的成效只聊盡人事而已，解放大概是一種不出奇蹟就會自動發生的事態。

一、�壱粐鴥芍剖顷惽粸E調嗎？

一國兩制並非為解決港澳提出的，而是為台灣問題量身定做的。是鄧小平於1983年在接見一位來自美國的大學教授楊力耕時，在談到台灣問題時提出的。在隨後的港澳解決方案中因襲了這一說法。

雖然同樣是一國兩制，但港澳的一國兩制和台灣有本質的不同，港澳模式是“有條件統一”，而台灣模式是“有條件獨立”。港澳模式是在統一的前提下給予優惠條件，保證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便利條件不變。台灣是在名義統一的前提下，黨政軍人才物均不予置問的實質性獨立，當然名義統一還是含有實質條件的，否則統一就毫無必要了。這個實質條件就是不反華，所以在外交上必須部分地接受中央政府的節制。台灣模式明顯比所謂的聯邦制寬鬆，極其接近於實質的邦聯制（除了一個統一的名義以外）。台灣放棄反華政策，是兩岸民眾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這是大陸政府和民眾所能接受的最低條件，不可能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是台灣方面所能得到的最高條件。

為什麼大陸一次就開出最低條件，而陷自己於“僵化”和毫無變通的境地呢？這要從當時的條件來看，1983年初，鄧小平從江蘇考察回北京後，曾經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說是不要總是擔心戰爭、經濟建設該搞的還是要搞；1984年，二炮戰略部隊才開始戰鬥值班；1985年，開始百萬大裁軍，提出和平與發展是兩大主流趨勢。所以實際上，在提出對台方案時，中國政府還未完全走出戰爭恐怖的陰影，執行的還是“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軍事戰略，處於明顯的“等待挨打”的態勢之中。所以根本談不上做“奸商”，漫天要價着地還錢。

16年來，大陸經濟有了長足的進展，軍事技術和力量也有了提高。現在大陸民眾中對原方案中的保留軍隊的條款，提出質疑和抨擊的占相當的比例。實際上這一條款的存在，國防力量的不統一，對於中國周邊領土安全（如釣魚島）是極其不利的。但共產黨政府仍然同意按原方案，而且表現出更大的善意（如新提出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談）。這可能不完全是因為要守信譽，大概與美國加快了圍堵中國的步伐、大陸不希望台灣成為美日對抗中國的犧牲品有關。只要解決台灣問題，兩岸民眾不再為美日的戰略目標花血汗錢，至於釣魚島大概又是準備留待子孫後代去想辦法了。

二、�壧�灣的政情和民意

台灣方面反對“一國兩制”，其實不可一概而論。兩制指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台灣大概不可能放棄這兩者走第三條道路，實際上他們反對的是“一國”。

一國兩制中隱含的不反華條件和名義上的統一，對於台灣的政客來說，是一個近於致命的打擊。其效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台獨將是非法，二是失去民主的號召力。使政客們可用政治資源喪失殆盡，撈取選票的便利方法將不復存在。

台灣政客口中的獨立，被解說成關乎台灣民眾的尊嚴、地位和面子，實際上它們之間並無必然聯繫，台灣獨立並不能給台灣人的社會地位以實質性變化。對於民主而言，清除黑金政治是更具有實際意義的進步，然而對於這一點，台灣政客並無得力措施和強烈意願，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政客的民主形象主要是以反獨裁的言論來建立的，對於薩達姆不民主台灣民眾興趣有限，實際上台灣政客主要是依靠妖魔化共產黨來實現的，大躍進、文革和六四是他們永遠都不肯放棄的有利話題，大陸走出文革讓他們感到由衷的失落，因為證據的效力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急劇下降。許多網友說台灣對大陸的認識停留在過去的時代，那不是台灣缺乏相關的信息而導致認識錯誤，而是因為大陸沒有產生更新更好的材料，說不定他們還為此着急呢，畢竟老調常談不是長久之計。若實現一國兩制，台灣政客既不能提升民眾的尊嚴又不能促進民主，可用政治資源喪失殆盡；要增進民眾的福利吧，又沒有一根點石成金的手指，在扶持工商界發展上還不如共產黨有優勢。所以，對台灣政客來說，接受一國兩制屬於那種“一次事故足以致命”的事故，必須竭盡全力加以避免。

對於增進民眾的實際利益，台灣當局的招法非常有限，在大陸採取開放政策後，已經比不過共產黨了。舉例而言，吳舜文苦心創立的汽車產業，要發展成與世界一流企業比肩，只有去大陸才有可能，不僅有低人工費等競爭優勢，甚至共產黨可以免費劃給土地和給予相當的市場保護，而且這些與大陸民眾的利益並行不悖。國泰、新光要成為大都會那樣的大公司，也只有在大陸才有新的機會。實際上，台灣地方太小市場有限，許多事業的發展和壯大都已經遭遇到無法克服的障礙；即便就個人的發展而言，與大陸經濟的緊密結合，有可能讓台灣所有的精英人士，在事業生涯中平均多升三級是沒有問題的。大陸市場前景廣闊以及所展示的發展機會，特別是大陸占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表現欠佳，而且根本改善的可能性不大，缺乏強有力的本地競爭者，機會就很容易變成現實，這一點就更加讓人眼紅，這也是台灣政客最心虛的地方。所以就不要奇怪，大陸在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前進得越快，與台灣的制度越是趨同，台獨的聲浪就越高。

拓展海外市場對台商而言，競爭優勢的確立只是成功的一個條件，在貿易保護主義泛濫的潮流之下，強有力的政府（剛好台灣當局不是而且也無希望變成地球村中的強勢政府）、進行外交訛詐和不怕麻煩的馬拉松談判，更是商業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台灣解決這一問題的手段，過去幾十年來，台灣是靠他的反共堡壘地位和參與遏制中國，所以在經濟上獲得了美國的大力扶持和善意保護。台灣民眾對美日的感受與大陸有非常大的差異，明顯與這一階段的經驗有關。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1987年美國宣布台灣已經從受栽培的狀態下畢業，此後台灣就經常上美國超級301條款的黑名單。台商的競爭力上升到讓美國難以維持善意措施的地步，不過這時大陸的開放給了台商一個新的機會，截止目前在大陸對美順差（根據美方公布的數據接近700億美圓）中，大約一半是台商通過轉移生產造成的，台灣因此實現對美順差許多根本沒有進入大陸，而是通過香港等地直接匯往台灣。大陸幾乎年年為此須與美方進行以相互經濟制裁相威脅的談判，其中一半的口水是為台商而“浪費”的，大陸占着一個“大”字，所以談判的籌碼要多一些。

習慣成自然，時至今日，兩方面的善意都成了台商的既得利益，一樣都不想放棄。要維持這兩者着實不容易，首先對美國而言，已畢業的台灣是無法繼續獲得美國的善意的，除非有新的步驟讓美國重新認為值得繼續維持對台灣的保護。1999年美國在侵南戰爭後，實行戰略東移，台灣政客感到機會難得，跳出來率先“發難”，挑戰中國的根本利益和一貫立場，以迎合美國的口味，在美國政府和民間獲得了較為廣泛的稱道，應該說這一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這一點在台灣工商各界和精英階層是有相當共識的，這是台獨的民意基礎和台灣政客主張的代表性所在，也是台灣媒體妖魔化中共的原動力。而維持大陸政府的支持是毫不費力的，由於大陸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在政府和民間都反對“兩國論”，不拿他們當外人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不需要額外考慮和着力，事實上存在着一種“兩者可以得兼”的可能性。看來一個姑娘嫁兩家，在東家吃飯西家住宿也有可能性，對於職業商人而言，不存在貞潔和道德方面的問題。這是一種典型的商人投機（或稱冒險意識）心理，因為對付美國沒有投機成功的可能，所以只有反過來對大陸搞投機，如果大陸根據兩國論的基礎確立政策，去掉同胞認同，採取無情的經濟制裁手段，恐怕台灣精英階層也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大”，台獨的民意基礎反而不存在，畢竟得罪大陸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機會成本要大得多。也就是說，若大陸接受兩國論，台獨的民意基礎反而要近於消失了，因為向大陸搞投機也一樣成為不可能了，可惜大陸的大國政治原則，不容許中共去玩台灣經常設想的那種“過家家”的遊戲，否則一定加倍精彩。遏止投機心理的手段最後竟然和打擊鐵杆台獨是一樣，不承諾放棄武力，投機又不是死罪，投機商不滿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台獨民意的反彈不難理解。

愚蠢的美國政客中竟然有人認為，台灣無須宣布“兩國論”已是主權獨立國家。他大概想不到不宣布效果就不會跟着來，台灣比大陸發達而美國對其入世要求低，良有以也。關鍵是此後需要仰仗山姆大叔的地方尚多，不擺一個姿態和搞一個大動作是不行的。看來美國人要想和中國人玩戰略遊戲確實是少了幾千年文韜武略的浸養，不過美國人也不是白痴，台灣要贏得“畢業”以前的有利地位不下猛藥是不行的。不過和大陸一較量，就顯然存在一個誰比誰高明多少的問題。而且下藥過猛業已傷及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共說“不收回兩國論就跟他鬥爭到底”也具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從而站到了一個“得道多助”的有利地位。這註定了台獨和兩國論的悲劇命運，這不僅由於它僅僅覆蓋少數人的利益，而且它還是一個片面的假定為前提的，即少數人的利益要想實現，必須以大陸硬吞下兩國論而且不採取反制措施為前提，否則將是失大於得。所以台獨民意基礎是極不可靠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一樣出民意，而且是去掉了投機僥倖心理的真正的民意。相反如果有一天，中共採取經濟制裁的手段放棄武力，那就說明中共已經接受兩國論，台獨政客倒是可以彈冠相慶了，投機商人就徹底失敗了，“民意”將會遭到毀滅性打擊。

三、�壓推浇y一與武力解放

Lian先生自稱是一個“有先決條件”的樂觀主義者，筆者是一個無條件的悲觀主義者，剛巧筆者站在一個多數的方面。筆者對閣下的耐心和堅持懷有一份由衷的欽佩，但台灣出不了能夠力挽狂瀾的英雄，連戴高樂那樣具有一定獨立精神的政治家也沒有，有的只是媚俗的和只對選票感興趣的政客。

戰爭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是一場無法挽回的悲劇。這場悲劇對台灣而言將是極其沉重的，其沉重之處倒不在於戰爭本身所造成的損害，在沒有重大意外的情況下，戰爭對台灣造成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將會控制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範圍之內（對平民而言可能不超過９２１地震的影響），血洗台灣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一定是胡說八道。但因此可能導致台灣與世界市場的長期隔絕，西方不可能不藉此進行制裁以徹底摧毀台灣的競爭者，等到制裁解除之日，台灣將會失去目前的優勢，從這一點出發，台灣經濟倒退二十年是非常可能的。根據共產黨的習慣於逞能的歷史，大陸當然會盡力幫助，但台灣對世界市場的依賴不是大陸所能抵消的。而且在制裁中，港澳一樣需要大陸的扶持，沒有理由把台灣放在優先位置上。而戰爭對於大陸本身而言是利弊互現，關鍵在於如何把握。

台灣在大陸體制外五十年，經濟方面的進步十分可觀，對中華民族而言，這倒不是一件大壞事。特別是前四十年，台灣得到了美國的善意扶持，當然是為了展示資本主義的生命力，防範共產主義的蔓延，從西方視野上看，也算是達到了“目的正義、手段同樣正義”（羅斯福）的境界。這本質上是一場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競爭，大體上也算是西方具有一定優勢的競爭。憑藉這種自信和迫於當時的時勢，美國曾經幾次反對台灣當局的軍事冒險。

七十年代以後，國際左翼運動開始步入低潮，87年美國宣布台灣畢業，89年美國開始妖魔化中國的浪潮，91年蘇聯解體，94年美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妖魔化日本，這個過程集中反映了美國需要盟友的地方越來越少（有人把它稱為孤立主義抬頭），越來越變成只着眼於一己之私；有人針對九十年代美國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提出資本主義有重新野蠻化的趨勢，其實這些都只是在美國有悠久歷史的種族主義（如白人民兵組織）的國際症候而已。“文明衝突論”是為白人民兵組織的主張所進行的精緻包裝，西方普世主義是“白人至上”最得體的表現形式，亨廷頓自己坦承“帝國主義是西方普世主義的邏輯必然結果”。老式炮艦政策和舊殖民主義是西方種族主義的落伍形式，今天新殖民主義以“軍事扶持、政治代理、經濟控制”為主要手段，“全球化”和“主權有限論”是西方發達的廣告業的又一成功CI形象設計，且看西方種族主義是否能以此法寶攻破遍及世界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堡壘。

意識形態之爭是超越民族和種族的，所以台灣能夠加入其中並能長期得益垂四十年之久。然而在“人權高於主權”的西方種族主義擴張中，除了極其少數的台灣政客之外，民眾根本無法得益。要想得益，除非象一些網友所說的那樣，作到伐毛洗髓、脫胎換骨，然後有着決定意義的是蒙過西方：不被他們視做非我族類。從經濟角度上看，1987年台灣就應該與大陸統一。此前是分離的所得大於所失，此後是所失大於所得，由於大陸的單方面的善意接納，所失沒有及時體現出來，到現在大陸仍然維持單方面的善意政策。然而美國和西方的種族主義不能容許這種曖昧狀態，其政治代理人便趁勢而動，提出兩國論。實際上台灣獨立對於台灣的發展是毀滅性的打擊，即便是和平的獨立也沒有本質不同。對於西方種族主義者來說，獨立的過程適足以破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獨立之後就沒有這種效應了，就不是特別值得關注和扶持了，當然如果兩岸進行長期的對抗那就又當別論了，總之，非常明顯的是台灣必須維持一種不斷挑戰的狀態，才符合西方的胃口。台灣沒有不斷挑戰大陸的實力和籌碼，實際上台獨已經是最後的籌碼，所以台灣不可能從西方種族主義者那裡得益。

去掉人的因素而就事論事，台灣對大陸安全和國防方面的威脅，並沒有一些網友想象中那麼重要。美日的軍費之和超過3300億美圓，印度100多億美圓，合計起來比大陸國防開支多30多倍，再加上台灣的100多億美圓，也不至於就產生質的變化和差別。台灣作為針對大陸的戰略進攻的出發地，和菲律賓、琉球群島相比，能夠節省的費用非常有限，在美日的巨額軍費之下，幾乎不是一個應該考慮的因素。實際上，西方認為有利用價值的是台灣的2200萬人，大陸感到頭痛的也是這2200萬人，這是西方的人盾戰術，這些人又偏偏是大陸的“同胞”，雖然台灣很多人並不情願被看作同胞，但這一點完全不影響人盾的威力。實際上台灣是美國戰略東移後，精心選定的戰略突破點，是美國認為“戰爭勝負均相宜”的不敗之地。

當然，使用人盾的想法對西方而言是不用白不用，對台獨政客而言就有點一相情願了。就象49年前國民黨抓壯丁打仗一樣，共產黨將要給壯丁分田，而國民黨卻指望壯丁把共產黨打跨。雖然台灣的中產階級普遍具有投機心理，但他們的根本利益和目標必須和大陸站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實現，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台灣就算獨立也永遠沒有可能成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足以保護和支持台灣精英在海內外的發展。中華民族的歷史責任確實落在共產黨肩上，雖然目前他作得還不十分稱職，但大陸懷疑共產黨會作得更好的人越來越少。區別在於，台灣當局就算罄盡全力，也無法和中共相比，這將是台灣政壇洋博士們的悲哀，除了死不服氣以外他們成不了造時勢的英雄，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大陸那些鄉巴佬在時勢的造就下處於高位。平心而論，台灣政客許多人具有洋學位，工作能力和手腕也高出中共不止一籌，所以死不服氣是有道理的。

許多人認為：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將會導致民心背離。這是從目前台灣主流政客抱有台獨理念，工商界和媒體精英懷有對大陸的投機心理的現狀出發的。然而當投機心理破產時，島上大概不會有不合作勢力的存在，筆者相信政客一定會自己買票出國的。對比49年時大陸還有一個受舊政府保護的既得利益階級（地主資本家），台灣將不會有這樣的階層，所以連思想教育運動和社會改造都可以省略了。台灣的工商界精英和其他名流一定會和共產黨賓主盡歡，如魚得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文件中的“有進有出，有所為有所不為”，就是自行承認以前共產黨手伸得太長，能力有限，準備讓出地盤給資本家來發揮聰明才智。實際上從這些年的共產黨作為上看，從全方位開放到大體上退出競爭性領域，就差一個“全心全意依靠資本家”的口號了。這早已不是分田分地的共產黨了，還和資本家有什麼水火不容的矛盾呢。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成千上萬的台資企業蜂擁投資大陸，這實際上等於給中共投實實在在的信任票。連鼓吹兩國論最得力的辜老先生，旗下的和信集團，也曾有計劃投資鎮江，後來是否落實鄙人就不甚了了。

說穿了，“信”不過中共的有且只有台獨政客。所以民心和民意根本不是和平統一的出發點。十多年來，共產黨一直呼籲國民黨當局，進行平等談判和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不管是是從台獨分子所說的“獨裁者本能”出發，還是從教條主義的階級分析入手，反正共產黨所找的切入點奇准。一國兩制實際上是一個對台灣政客的分肥計劃，搞定了政客，民眾的問題和認知差距會自然消失，畢竟民眾沒有統一以外的重大利益，相反他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與此一致。有人說共產黨工作不力成效寥寥，根本問題也在於政治利益的排他性原則在起作用，這是一件典型的與虎謀皮式的工作。共產黨甚少對台灣民眾做解說工作，宣傳一國兩制的具體政策措施，而是熱衷於籠絡政經各界人士，實際上也是與此一認識相適應的。很多人說共產黨手法不新，步伐不快，實際上在本質是分肥的一國兩制之下，不可能有港澳那樣的基本法，也不會有越過台灣當局的對民眾的宣傳；有的只可能是一個協議，憲法將要由台灣自己來根據協議修訂和落實，宣傳工作也當然是留待特區政府去做。共產黨確實是以十二分誠意把工夫作得十足，為籠絡台灣當局，面子裡子都給留着。84年大陸方面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中，有一句這樣的話“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殷切希望台灣方面以民族利益為重，多為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考慮；而台灣方面毫無反應，倒是身在美國的宋美齡捉刀回了一信，信中有“幡然悔悟，投誠來歸”之句，其心態仍然停留在49年之前。現在李登輝的“老子兒子說”，只能當作笑話看，跟阿Q說我家祖上也曾經闊綽並無本質不同。跟宋美齡自居正統的心態有所不同的是，多了一份無奈和破摔的情緒。

共產黨高層數次提到“不耐煩”和“不能無限期拖下去”，是一個厭倦於繼續籠絡的強烈信號。畢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沒有人會希望繼續毫無希望的等待。如果回過頭來一想，武力有武力的好處，一國兩制是大陸在戰爭陰影下委曲求全的方式，今天大陸的安全形勢不容樂觀，所以仍然希望以這種方式解決中華民族的內部問題，共產黨不是什麼聖人，但在這一點上確實作得仁至義盡。一國兩制是台灣政客所能得到的最高條件，他們輕率地拒絕這一點，並提出所謂的“一國良制”的反調，實際上在一國良制之下，共產黨只要有一支筆一張報紙，就能讓那些主張兩國論、夾擊論、感謝日本打敗中國的傢伙及其同黨，在政治上永世不能翻身。拒絕一國兩制大概是出於僥倖心理和不明智：台灣的民意不可能成為他們的可靠籌碼；寄希望於軍事冒險是沒有前途的，他們自己也常常感到信心不足；剩下的唯一希望在於美日以全面戰爭的風險來訛詐大陸並取得成功。否則的話，就只好寄希望於中共一代不如一代，業已變成畏敵如虎的懦夫，否則他們的命運將是註定了的。

國家的成立和國家機器的運行，不是按照人道或者是特定道德規範進行的。筆者學識有限，所知道的最好的一種說法是由英國的邊沁提出的：為了最大多數人實現最大利益。共產黨的正宗說法是共產主義將導致國家消亡（而不是消滅，消滅和消亡的差別在於：消滅是有人有航母而另外的人沒有，而消亡是一艘也沒有），此前的所有國家機器都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家和政治確實不是談戀愛的適當角色，大概不可能用誠意和愛去感動對方，大陸十幾年的單方面的善意和委曲求全，換來的是對方在感到機會有利時提出的兩國論，這是對此一模式信奉者的致命打擊。在政治上精誠所至被視為軟弱可欺，君子（政客）之腹確實不是可以以小人（平民）之心去揣度的。從民族感情出發，沒有人願意看到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重演，除了自稱不是中國人的台獨分子以外。

總之，台灣曾經在大陸體制外得益。但今天的西方普世主義（白人種族主義）是不可能給台灣利益的，再次投入西方的懷抱，將損害兩岸民眾的根本和長遠利益，能得益只有一小撮政客。由於台灣政客頑固地和西方反華勢力合流，如果沒有意外和奇蹟發生的話，和平解決的可能性是沒有的，武力解放將會是一個會自動發生的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