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未能打贏朝鮮戰爭，這使美國領導人深感不安。因此，他們在戰後２０多年的漫長歲月里，總在想方設法地傷害阻撓美國取勝的紅色中國。

其實，中國對美國並不構成威脅，不僅如此，它在東亞追求的國際目標實際上也和美國的一樣，即和平、貿易，並與蘇聯保持距離。然而，由於美國領導人心懷強烈的報復欲望，所以針對中國還是投入了過多的精力。

美國領導人以報復的心態拒不正視上述事實，堅持認為中國意欲征服整個東亞。這些顯然與實際不符。可是美國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相信過去對紅色中國的指控，當時中國一開始干預朝鮮戰爭，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麼就相信什麼，因為美國領導人被中國人的行為激得怒不可遏，他們需要有一個“侵略成性的中國”的存在，這樣才能證明他們要摧毀中國政權的迫切願望是正當的——而這個政權曾徹底挫敗過美國。

當朝鮮戰爭最後停火時，美國最高軍政領導人向美國人民傳達了一個樂觀的信息。他們帶給人們的印象是：美國實際上贏得了勝利，因為它遏制了共產主義的發展勢頭。在很長時間內，美國人民整體上接受了這一看法，或者起碼認為，這場戰爭最差也是打了一個平手。不管如何，美國人民對停止流血、戰爭沒有升級為世界性衝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國高層領導人的心靈深處和私下商討中，卻有一種深深的受挫感，這種情感因無法向公眾透露而變得特別強烈。他們明白，本來１９５１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卻延至１９５３年才最後得到。他們知道兩年間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犧牲和損失通通都是無謂的；１９５３年的最終停火線和１９５１年的幾乎沒有多大差別；１９５３年美國所接受的條件兩年前也許就有可能達到。

這且不說，儘管美國公眾很少有人了解真實情況，但美國領導人卻心中有數，他們曾計劃征服北朝鮮，使之與李承晚的南朝鮮合併，而這一計劃卻被紅色中國挫敗了。１９５０年９月仁川登陸後，美軍又入侵北朝鮮，其惟一原因便在於此。美國領導人知道，遭到失敗後進行的戰爭實質上是一種沒有目的的戰爭，但公眾卻鮮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喪的是，紅色中國人用少得可憐的武器和令人發笑的原始補給系統，居然遏制住了擁有大量現代技術、先進工業和尖端武器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

１９５１年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布萊德雷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有說服力的話：同紅色中國的衝突，將會是一場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錯誤的戰爭”———因為美國面臨的巨大危險是擁有核武器的蘇聯。儘管美國領導人承認這一現實，而且事實上也並不準備直接進攻中國，但他們對北京所抱的仇恨，卻遠比對克里姆林宮的要深得多。這一點有兩個事例可以說明。首先，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裁，實際上是禁止與紅色中國開展貿易，竭力阻止中國發展成為工業國。這些制裁比對蘇聯進行的還要苛刻，即眾所周知的“中國差別關稅”。華盛頓還迫使其他國家也對中國進行類似制裁。儘管其他國家在６０年代後期放鬆了制裁，但美國卻繼續了２０年之久。

美國特別敵視中國的第二個例證，是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５日即朝鮮戰爭結束尚不足４個月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所作的決定。該項決定作為美國一項官方政策，旨在摧毀中國共產黨政權，而國家安全委員會對蘇聯從來都未作過這樣的決定。

為了替這種極端的對抗立場尋找根據，美國只得堅持說紅色中國人侵略成性，無可救藥。美國領導人在心目中為這種侵略臆造了三個證據，即：中國在朝鮮進行干預；北京有意攫取台灣；中國人支持自１９４６年以來一直進行的越盟反法叛亂。

然而這三個證據中沒有一個能證明中國的侵略。進入朝鮮的行動從嚴格意義上說是防衛性的，其目的是為了保留一塊歷史盾牌，保護北京周圍的中心地帶。對北京來說，決心拿下台灣乃是內政問題，因為就連蔣介石也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北京對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防範措施，因為中國擔心美國會干涉越南，消滅共產黨，在中國的南疆建立一個由美國扶植的國家。這與美國支持印度支那的反動勢力相比，北京對共產黨的支持是不過分的，而且完全是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

然而美國領導人卻拒不正視中國人的和平意願，尤其是誤解了中國在東南亞所起的作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基本觀念是，如果共產黨在印度支那爭得一席之地，他們就會繼續對這一地區的其他自由民族進行侵略。

１９５４年春天，法國一個軍在越南西北部奠邊府被包圍，全軍陷於覆滅的邊緣。此時東南亞問題已到了危急關頭。法國為了從越南抽身，同時又要保留一點“面子”，便策劃了一次日內瓦會議，來討論越南和朝鮮問題。有關朝鮮問題的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但在越南問題上會議提供了顯著的證據，證明蘇聯和中國在這一地區並無侵略意圖。而美國由於抱有敵對情緒，卻沒有看到這一點。

１９５４年９月８日，國務卿杜勒斯誘勸東南亞條約組織中的７個國家支持美國。雖然當時標榜說該組織與大西洋公約組織類似，但它卻要脆弱得多，因為並沒有條文規定在受到攻擊時要成立聯合軍事司令部。由此可以看出，各締約國並不相信面臨着什麼危險。只有美國的幾個主要盟國支持美國，即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而印度、緬甸、錫蘭斯里蘭卡和印度尼西亞卻表示拒絕，這說明他們並不擔心共產黨的顛覆。

杜勒斯對１９５４年４月發起的一場運動的意義也沒有認識到。當時周恩來闡述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原則在以後的２０年中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這些原則號召所有國家“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而杜勒斯和其他美國領導人卻把五項原則看成是一種宣傳，根本不予重視。然而１９５４年４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不結盟外長會議上，北京由於承諾在他國之間的關係中採取這些原則而贏得了眾多國家的支持。這就大大減輕了各國對中國意圖的擔心。

美國對紅色中國的敵視在台灣問題以及該問題的處理辦法上表現得最為充分。朝鮮戰爭結束前，美國就曾派遣軍事顧問團到台灣，幫助重建國民黨的軍隊。戰爭結束之後，美國第７艦隊又在台灣海峽游弋，阻止共產黨奪取這座島嶼。

美國抱定決心保護蔣介石國民黨，為製造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宣布，台灣對美國在遠東的防禦地位十分重要，美國要繼續使該島“獨立於共產主義之外”。

本來在１９４９年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曾判定台灣在戰略上並不重要，但現在卻又重要起來，這並不是因為台灣的軍事重要性提高了，而是因為國民黨還占有一小塊中國地盤，由此可以引申並保留一種假設，說它仍是整個中國的合法政府。這樣就可給美國以口實，阻擋紅色中國加入聯合國，取得安理會的合法席位，同時也可在外交上否認中國。

美國曾一度想暗中幫助蔣介石重新奪取大陸。這是１９５３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不久的一種推測。當時總統決定“放開”蔣介石的手腳，不再限制國民黨攻擊大陸的目標。但這種想法很快就壽終正寢，因為國民黨的軍力太弱，無法從事這一事業。

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想法在１９５４年５月就破滅了。當時紅色中國軍隊開始採取行動，意欲奪取距離大陸不遠的一些島嶼。由於北京此前專心致力於朝鮮半島，這些島嶼仍在國民黨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座島嶼，一座是金門島，一座是馬祖島。

蔣介石在這些島上派駐大量守備部隊以防共軍。但這些島嶼顯然是守不住的，而且在軍事上毫無重要性可言，軍隊應該從中撤出。但是許多美國軍政領導人卻反對讓中國心滿意足地得到這一點點土地。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亞瑟·Ｗ·雷德福海軍上將曾派第７艦隊的一些艦隻去訪問這些島嶼，以防發生任何戰端。

１９５４年９月４日，中共海防炮兵開始炮擊金門。國務卿杜勒斯做出反應，他預言該島一旦失守，就會危及台灣的國民黨人。這本是一派胡言，而且陸軍參謀長李奇微也曾說過，失去金門並不會影響台灣的防務，但雷德福上將卻主張美國出面干預。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華盛頓官方曾仔細考慮過在金門問題上挑起戰端。美國領導人後來之所以取消了這一決定，是因為中共沒有採取任何進攻行動，而且艾森豪威爾也曾指出，如果打起來，戰火肯定會遠遠蔓延到台灣海峽之外，甚至會發展成為一場與蘇聯的核對抗。然而以杜勒斯為首的一幫人，卻力主做出反應，而不論會產生什麼後果。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十分強烈，中共如果試圖拿下金門島，確實會有美國干預的危險。

與此同時，國民黨從其他易受攻擊，或易受中共空襲的所有其他島嶼上撤了出來。不過在美國的強力支持下，蔣介石決心保留馬祖和金門。

１９５５年初，美國將台灣列為“保護國”；５月國會授權艾森豪威爾，可以動用武裝力量保護台灣地區；２月９日參議院又批准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這樣一來，美國就已正式奉行“兩個中國”的政策。英國和美國的其他友好國家反對美國採取這樣一種僵硬立場。從那時起，美國不顧大多數聯合國成員國的意願，獨家支持國民黨呆在聯合國。

只是由於北京躊躇不決，才使台灣海峽的重大對抗得以避免。雖然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國人對金門又進行了規模更大的炮擊，但其目的則是為了表明他們不懼怕美國，並不是真要侵犯該島。儘管這次炮擊又在一段時間內引起了紅色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但中國並未試圖侵占金門。從此以後，金門、馬祖問題便漸漸消失了。１９６０年艾森豪威爾總統訪台期間，又發生了一次炮擊。但自那之後，由於北京認為這兩座島嶼被國民黨占領並不構成威脅，於是便把它們擱到一邊去了。

朝鮮戰爭之後，北京便全神貫注於全國農民的社會主義化，並致力於創建現代化的工業國家。而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中國仍深懷敵意，毛澤東與周恩來因此便放棄了謀求解決爭端的希望。由於美國斷絕了同中國的正常國際貿易和援助，紅色中國只得指望蘇聯援助。但因蘇聯一心致力於從二戰中恢復元氣，只願給予有限的援助。

與此同時，中蘇之間的一場根本衝突也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俄國害怕核大戰，正尋求與西方和解。但是紅色中國卻被美國的行動排除在文明國家範圍之外，這令人十分懷疑美國的意圖。北京擔心蘇聯會以中國為代價與美國結成同盟。

１９５９年６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出爾反爾，撤銷了他在兩年前達成的幫助中國發展原子彈的協議。中國領導人深信他是在討好華盛頓。在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１０周年之後不久，赫魯曉夫建議毛澤東接受美國所提出的“兩個中國”的方案。這是一項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議。１９６０年６月赫魯曉夫將幫助中國發展工業的１４００名技術人員全部撤回，並帶走了圖紙和技術資料。從此以後，兩國間的敵意便公開化了。

１９６１年元月，約翰·肯尼迪當選總統，此時他本有一個絕好的機會，利用中蘇之間的分裂與人民共和國達成諒解，從而孤立美國的主要對手——蘇聯。但肯尼迪卻暴露出了對中國的偏見，這一點並不亞於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他不僅不設法與中國解決糾紛，反而同俄國謀求諒解，並於１９６３年７月，建議美俄兩國攜手發起一場先發制人的進攻，對中國新疆羅布泊的核彈實驗基地進行打擊。但赫魯曉夫未為所動。

在肯尼迪執政期間，繼續孤立北京已毫無道理，因為中國的動機不再有任何可疑之處。十多年間，中國與各國間的相處十分審慎，越出國界的行動只有一次即在朝鮮，而當時也只是為了保護他們本國的利益。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領導人陷入了理智的死胡同中。國共兩黨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在邏輯上就意味着台灣的地位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是無權干涉的。蔣介石當然明白，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護，他那早已失去人心的政權就會消亡。蔣介石和美國要規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邏輯推論，只能堅持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土生土長的分子，而是克里姆林宮指揮下的一個征服世界的陰謀集團的代表。根據中蘇分裂、莫斯科努力同西方和解這一情況，認為紅色中國是克里姆林宮指揮的陰謀集團的代表這一觀念已變得荒謬可笑了。如果美國承認事實，他就根本無權控制台灣。但肯尼迪卻不顧事實，繼續堅持那套陰謀集團的鬼話。

１９５４年日內瓦會議之後不久，越南內戰便死灰復燃，而約翰遜總統對越南內戰也越發關注起來。他在印度支那半島動用了龐大的美國軍事力量，又在１９６４年末和１９６５年開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中國曾對此提出抗議，但卻私下傳話給華盛頓，只要美國不派遣地面部隊入侵越南北方，威脅中國邊境，中國便不會對越共給予物力以外的援助。

這樣一來，中國當年入朝參戰的理由及其在日內瓦會議上所宣布的必要條件，再一次擺在人們面前：中國不會容忍其邊境上出現美國軍隊。約翰遜至少從朝鮮戰爭中對此有所了解，因而儘管其軍事顧問曾力勸他向北越出兵，但他卻始終未這樣做。

與此同時，中國於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彈，並於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９日搞出了氫彈，中國從而作為一個大國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這證明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已變得極端危險，因為如果中國繼續受到蔑視，並被拒於聯合國大門之外，那麼奢談限制核武器就毫無用處。然而約翰遜得知中國爆炸原子彈後，卻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應，他暗示中國要利用原子彈進行訛詐。而事實上此時周恩來已告訴約翰遜，中國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１９６９年元月尼克松成為美國總統之時，很少有人認為他會改變美國對紅色中國的既定政策。然而尼克松卻成為羅斯福以來第一位對中美關係進行透徹分析的總統，他還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認識到，讓這個擁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重返國際社會是絕對必要的。

１９７２年２月，當尼克松及其夫人聯袂訪問北京時，他們得到了絕大多數公眾的支持。這兩個偉大國家也終於恢復友好關係。倘若沒有朝鮮戰爭，兩國的和解肯定會來得更早。這場痛苦而可悲的衝突就是這樣在兩國之間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並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