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與中國前途[下]

五�碧�灣問題與中國前途

目前的形勢已把中國的和平主義者逼到死角。現實迫使中國前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象本世紀初的美國一樣，走馬漢提出制海權道路，衝出霸權的封鎖，用強力保衛和發展毛澤東、鄧小留給我們的政治遺產，為實現小平同志為我們制定的到下世紀葉“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的偉大目標，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保駕護航；要麼，中國就可能被迫面臨因濟發展受阻而經歷上世紀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樣經歷的亂局。如果這種局面真的出現，接踵而至的將是中國的內戰

和分裂。屆時，李登輝所希望的讓“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中國分裂成“七個區域”的前景，不是不可能發生。

在全面推進市場經濟的經驗方面，美國人是我們的先生。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說，今天的中國與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美國的歷史相似。美國南北戰爭後，國內建立了統一的市場，給國內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西部土地的開發、自由勞動力和國內市場的擴大、先進科技的應用和歐洲資本的輸入，使美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並成為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新的一極。從美國內戰結束時的1865年到美西戰爭爆發時的1898年，美國小麥產量增加了256%，穀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鋼軌增加523%，投入鐵路運行的長度增加567%以上，原油從300萬桶增加到5500萬桶，鋼錠鑄件由不足2萬噸增到900萬噸。1890～1938年間，美國鋼鐵產量、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國內市場、國內資源的有限性和資本擴張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也是所有形態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之一；亦是市場經濟、特別是剛進入市場經濟軌道國家的社會內部矛盾產生的重要根源。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國爆發了規模巨大的工人罷工。國內市場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會矛盾，要求當時的美國經濟必須向海外發展。美國早期擴展海外市場的重要經驗之一併不是經濟優先，而是海軍先行。在當時尋找海外市場，必須解決兩個問題：其一，美國必須獲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為貿易和海軍的中轉站，以保護和擴大美國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國必須解除當時橫行於東太平洋的霸權國家即英國、德國及西班牙的海權壓力。這兩大現實問題使越來越多的戰略家對當時美國傳統的沿海戰略提出質疑，他們認識到現代海軍的艦隻不應是單獨航行或停留在美國沿岸港口，而應集中成艦隊在海上採取進攻性行動。正如1887年美國一位國會議員正確地指出的那樣：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支海軍，“它能使我們在遠離海岸的地方迎擊來犯之敵。”��美國振興海軍的工作於1882～1883年開始。當時的切斯特·阿瑟總統表示：“國家的安全、經濟和榮譽需要我們全面振興海軍。”1882年國會決定建造軍艦兩艘，至此開始了美國擴建海軍的計劃。幾乎就在中國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師的錢，建造圓明園的同時，美國哈利遜政府(1889～1893年)已將海軍軍費從1886年的1700萬美元增至1893提的3000萬美元，軍艦從3艘增加到12艘。美國海軍由世界第十二位躍居第五位。從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海軍軍費從所占整個聯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1894年美國海軍已居世界第三。與此同時，美國果斷地開啟與英國、德國和西班牙在東太平洋上爭奪霸權的戰爭。1867～1889年間，美國買下了阿拉斯加，占領了中途島，迫使英國和德國接受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薩摩亞群島的帕果-帕果建立海軍基地的權利。1895年，英國試圖擴大英屬圭亞那的領土，和委內瑞拉發生邊界衝突。美國在“門羅主義”的旗號下強行干涉並迫使英國接受美國的仲裁。1898年，美國向西班牙宣戰，利用其海上優勢迅速擊敗西班牙艦隊。後又將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遺產波多黎各、關島、菲律賓和古巴攫為己有。美國在打敗西班牙、迫使英國和德國在薩摩亞群島、英國在拉丁美洲地區向美國作出讓步的同時，也就真正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

今天的中國，經濟已轉入市場經濟軌道。一方面，近一半的國內生產總值及經濟發展速度要靠外貿維持；另一方面，近2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已使中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能源越來越多地依賴進口。就在中國國企改革正在將就業包袱以幾何速度甩向保障體系尚不完備的社會的同時，中國的經濟在缺乏軍事保護的情況下也持續向海外延伸。如果海外市場不保或國家經濟受到美國的強力制裁，那麼中國很可能因國內社會矛盾驟增而再次產生動亂，隨之而來的則可能是國家分裂的亂局。屆時，上世紀由曾國藩、左宗棠和胡林翼所遭遇的歷史，極有可能再現。中國的歷史將會再回到20世紀初的原點，與伊拉克、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毀滅一樣，中華民族百年奮鬥的成就(也可能連帶中華民族本身)，將會在內憂外患中灰飛煙滅。

對當今中國而言，不保發展就無以生存。但發展權與生存權一樣，是需要武力保衛的。如果說，昨天中國共產黨人從蔣介石先生那裡學到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那今天中國人應該從一百年前的美國人那裡學會“槍桿子裡面出主權”的道理。主權，不應僅只是一個涉及領土的靜態概念。從動態的角度看，它同時還是一個包括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概念。當代中國的發展已成為中國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後中國的命運則取決於中國是否具有自主發展的實力。這種實力，在昨天的美國人那裡主要表現為保衛自身發展權的軍事能力，特別是海軍的戰鬥力。國際鬥爭原則與大自然優生原則一樣，大凡能留下的，並不是長的肥碩和漂亮的，而是牙齒和爪子銳利的。在本世紀將要結束的今天，國際上反華力量的利爪正在伸向我們的咽喉。歷史從不支持那種僅憑農夫般的善良就能迎來盛世的觀點。對今天的中國來說，目前東部地區出現的台海危機，是美國及其太平洋盟國對中國制海權及需由制海權捍衛的發展權的全面封壓的開始。我們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和準備。在日本對亞洲國家的批評置之不理的情況下，中國人也應儘快提出自己的“周邊事態”概念及其相關法案。在主權安全方面，妥協是沒有出路的。美國要求中國退讓的底線是讓中國交出西藏、台灣與南沙地區的(實質上的)主權，台灣李登輝和日本對我要求的底線是讓大陸肢解，讓中華民族在肢解中毀滅。現實留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選擇，應當以台灣問題為突破口，強力打散美國遏制中國的環島鎖鏈，衝出霸權；與當年美國迫使英國、日本迫使美國坐下來與之認真談判的情形一樣，中國人也應當以實力迫使美國認真思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互讓中合作的意義。

中國是否能作到這一點呢？回答是肯定的。這是因為：第一、儘管中國目前存在許多問題，但中國50年建設的成就，已使其擁有了相當的軍事和國防實力。儘管這種力量總體上不如美國，但對美也有一定的威懾力。由於中美雙方都是有遠程核打擊能力的國家，因此，目前看來中美直接宣戰的可能性不大。與一百年前的英國一樣，在實力面前，美國外交政策歷來具有相當的靈活性。本世紀初，日本用武力將俄國趕出東北亞後，美國就與日本簽定《蘭辛-石井協定》，在東北亞地區向日本作出讓步，表示“合眾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它的領土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0年代初，美國不顧中國再三警告，出兵朝鮮，中國作出軍事反應後，美國被迫在板門店向中國作出讓步；70年代，蘇聯在全球範圍發起咄咄攻勢，美為避免兩線作戰，尼克松訪華，向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澤東主席再次作出讓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每次讓步的直接受害者，並不是昨天的反美戰士，而是那些昔日的追隨者例如南越的吳庭艷、台灣的蔣介石及西藏的達賴等。世紀之交，中美關係再次陷入底谷，若中美矛盾進一步激化，極有可能引起美國支持的代理人與美聯合或在前台單獨地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這對中國來說，既是一場嚴峻的挑戰又是歷史賦予中國衝出霸權封鎖的千載難逢的機遇。

從挑戰的角度講，未來中國與美國代理人的戰爭，是一場只能勝不能敗的戰爭。與上世紀末的中日戰爭一樣，中國一旦戰敗，就會由此引發國內政治動亂、繼而國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國家”進入中國進行所謂的“國際調停”；屆時，中國政府還得象今日南斯拉夫一樣，被迫以吸引“投資”的“文明”形式，向打擊和肢解中國的強盜們進行變相“賠償”。

從機遇的角度看，我們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那些浮在中國東部及東南海面上的美國盟國，都是離中國很近的國家或地區。這使中國得以避免遠洋作戰(目前還不是中國海軍的強項)，近海作戰對目前中國而言已是可為之事；同時，由於這些國家和地區缺乏最起碼的本土縱深作戰的地緣條件，因此，其最致命的弱點，同時也是他們軍事作戰必須絕對避免的，是使戰場伸入到本國(地區)境內(本世紀初日本政治家對此認識得最清楚，正因此他們才先發制人，把戰場直接引向中國境內)，而這在海空運輸力及導彈打擊力已高度發展的今天，如果沒有特殊的抵抗力量，橫在中國東部及東南一帶與中國作對的國家和地區，是很難避免戰火在其本國(地區)境內燃燒的後果的。　　

另外，只要看一下地圖，就不難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版圖與中國比，處於絕對的劣勢。因此，等量打擊(包括核打擊)，對中國而言，只是部分地區的破壞，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來說，那就是國家和地區的整體毀滅。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發動戰爭前的心理壓力要比中國大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這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參加，如果中國不向美國全面挑戰，美國是不會單方面向中國宣戰的，但如果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也不管在戰時為與我作戰的國家提供後勤還是前線“服務”，那中國就應視其為對華宣戰。屆時，這場戰爭，在中國方面看來，就應當是一場無邊界的戰爭。如果日本依據所謂“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相關法案在戰時為與中國作戰的國家提供物資勞務，中國就應視其為對華宣戰行為，那麼，屆時的戰場就不應再是中國的南京，而是日本的東京。只要將戰場引入這些敢與中國宣戰的小國境內，它們支撐戰爭的能力就會大為下降，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有進行持久戰的地理條件。

1999年，中國已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在這一年中，美國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日本在法律上正在打開通向軍事強國的道路；台灣國民黨已將李登輝“特殊的兩國論”載入十五全政策文件；菲律賓政府已擴大了擬議中的修憲計劃，準備將菲律賓對中國南沙群島主權的無理要求納入憲法。現實告訴我們：歷史留給中國和平發展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如果我們還不能從現實已不存在的“和平與發展”的海市蜃樓中驚醒，還想以東郭先生的善良期盼李登輝及其盟友回心轉意，那等待我們的前景將是非常危險的。相反，如果我們對現實有一個清醒的判斷，學習早期美國，強行衝出霸權，如此小平同志為我們制定的下世紀的國家發展目標就有可能實現。

原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