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與中國前途——兼評李登輝《台灣的主張》[上]

作者：張文木

一�碧�灣出了問題

1999年對遠東地區而言，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巴爾幹科沃戰事剛落下帷幕,台灣海峽上空就飄浮起戰雲。

5月17日，李登輝發表《台灣的主張》，提出分裂中國的“七塊論”；7月9日，李又借《德國之聲》採訪之際，拋出“特殊的兩國論”；7月14日,台《聯合報》報道：“相關部門已就李總統提出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外文翻譯進入最後定稿，原則上是‘(special)state to state relatonship’,但如提及‘two states in one nation’也將不譯成‘一中兩國’而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一時間，兩岸關係驟然緊張。台灣當局無視大陸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獨的道路上愈陷愈深。7月25日，國民黨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劉泰英公開表示：一旦大陸武力攻台，台將發導彈襲擊香港和上海。8月11日，台“行政院”快速通過《海域及海岸巡防法》。8月18日，李登輝稱建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更符合台灣的“長遠利益”；並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間的軍隊轉型、心理建設及經費等問題。8月，連戰表示：“台灣必須保留加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的權利。”19日，台“行政院”開會通過一項有關台需要建立一個導彈防禦系統的報告，“行政院長”蕭萬長表示：行政院9月份將公布這項報告，並呈交“立法會”，“國防部”將可能從明年起為此籌資。法新社說，這是台“在李登輝以‘兩國論’挑戰中國(大陸)之際邁出的又一個關鍵步驟，那就是謀求美國的導彈盾牌。”8月29日，台國民黨十五屆全會正式將李登輝“特殊的兩國論”載入政策文件，決定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定位兩岸關係。

至此，李登輝“特殊的兩國論”已從《台灣的主張》一書中表達出來的個人認識，轉變成了國民黨大陸政策的指導原則、台灣當局的施政基調和具體政策，這表明台灣已經實際上從行政、疆界及軍事上正式向大陸及國際社會打出“台獨”牌(“修憲”問題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義)；這使得中國大陸“和平統一”的對台政策已被逼到死角。8月1日，大陸《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指出：“世界並不太平，戰爭並不遙遠。李登輝玩火進一步表明，台灣島內的分裂勢力值得嚴重關注，祖國統一的鬥爭尖銳、複雜。”8月31日，中央中央對台辦負責人表示：李登輝和國民黨的作法，是將台灣人民推向戰爭的深淵。

二�崩畹禽x還有更大的政治目標

研究台灣歷史，我們會發現台灣沒有政治獨立的歷史，這是因為台灣沒有實現獨立國家的地緣政治條件：一方面，台灣為中國東進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國遏制中國和日本乃至東盟的重要的海上戰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現代亞太發生的歷次重大事變中，比如1895年甲午戰爭、1950年朝鮮戰爭及70年代蘇聯全球擴張和中美合作,台灣都是犧牲品。另一方面，台灣由於地理空間狹小、缺乏戰略縱深的地緣政治條件所限，在歷史上根本沒有能力抵禦大國的強力進入。作為政客，李登輝不可能不知道台灣地緣政治的上述特點。因此，李登輝在向大陸打出“台獨”牌之前，考慮最多的並不是台灣如何獨立的策略，而更多的是台灣獨立後如何進一步坐大(所謂“發展”)的政治戰略。關於這一點，李於8月10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講中說得明確：“要了解國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確立的定位、國家發展的目標。簡單來說，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要如何生存發展下去，我們必須堅定國家的定位、我們的生存及後續的發展。我們強調的是要如何演變中國大陸，將中華民國所得到的成果帶到大陸，這也是中國統一的最重要的目標。”

李登輝很清楚，只要大陸存在着一個統一和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台灣就沒有獨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輝在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考慮後，通過《台灣的主張》一書向日本、美國及其國際反華勢力兜售他關於“如何演變中國大陸”和“改變中國大陸的政治態勢”的謀略。他寫道：“我曾向某位美國政要坦率地說：‘你們倡議要對中共採行交往政策，但‘交往’(engagement)一詞頗為不當。美國並不需要涉足中國大陸，而是要將中國大陸拉到文明世界來。’中共領導人對於戈巴契夫使得舊蘇聯崩潰的原因，瞭然於胸。中共絕不可能在‘交往’的引誘之下，毫無防備地踏進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體的國際政治舞台。但是，如果亞洲想要擺脫霸權主義的威脅，想要享有長遠的和平安定，就必須設法使中國大陸破除“封閉”心態，加入國際社會，並接受現行的國際政治與經濟體制的規範，才能使亞洲重現希望的曙光。因此，目前亞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課題，是儘速改變中國大陸，使其霸權主義、專制政體及失衡的經濟結構，轉變成符合文明發展趨向的現代化體制。”

1999年9月5日，李進一步用煽動的語氣寫道：“兼具霸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大中華主義，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仍然極具威脅性。俄羅斯或許沒有感受到中國大陸的壓力,但印度則因深感威脅而與中國大陸對峙，其他國家也都對中國大陸多少存有恐懼之心。倘此情形繼續存在，亞洲將永遠不會有安定之日。”

按李登輝說法，“亞洲將不會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於“兼具霸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大中華主義”的存在，由此推出的必然結論當然就是：消滅“霸權主義”的關鍵就是瓦解統一的中華民族。具體怎麼做呢？李登輝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李登輝明白，台灣政治獨立面臨的最大的歷史難題，是中國大陸的地緣和政治優勢。因此，李登輝選擇了用否定中國和中華民族存在的辦法來確定台灣和所謂“台灣人”的“存在”(實際就是“獨立”的代詞)，用肢解中國版圖的辦法來解決台灣“存在和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地緣障礙，用肢解中華民族的辦法來消除台灣“存在和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的政治障礙。

現在看來，李登輝的上述設計並不是什麼新鮮東西，它只不過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輝在20世紀末給美國與日本的反華政客們提出新“奏摺”的要義是：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肢解中國。與20年代不同的並令人費解的是，20世紀末再次打起這面破旗的不是當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已都說不清國藉的李登輝!李登輝深知，在地緣政治上沒有戰略縱深的地區和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是絕對扮演不了大國角色的(為此，日本曾以日本為核心，在30年代將整個東北亞及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肢解為數個護衛日本的衛星“國”)。李登輝認為，台灣與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李對日本早期政治家的戰略思想表示讚賞，對當今日本沒有“政治家的大局觀”提出批評，同時提出他的為台灣“營造國家發展的宏大格局”的主張：“我在1995年特別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主張：在多元文化長期而充分的輻輳整合下，使台灣在整個中國文明的總體發展趨勢中，躍居為最先進的新生力量，成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們走出歷史悲情，攜手同心，徹底融合族群，凝聚全民共識，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而開啟新機運的空前良機。……這裡所謂的‘新中原’是指所謂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綻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關的，應屬民主文化。這是居住在台灣的全體人民，以‘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認同為基礎，共同參與、營造出來的成果。……不可諱言，目前台灣島內存有本省人、外省人與原有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認同備增困難。但也正因為如此，而使台灣可以融合不同歷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個和大陸完全不同的新族群。這才是‘大台灣’與‘新中原’的意義所在。”這就是說，未來不再需要被李登輝認為是“兼具霸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以中國大陸為主體的中華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躍居為最先進的”“大台灣”(而不再是中國河南)為軸心、以中原為腹地的新的中原文化圈。在這個文化圈中，已不再有“中華民族”，而只有“新台灣人”、“新浙江人”、“新廣州人”、“新香港人”等“徹底融合”出的新“族群”存在。如果再考慮到李登輝“七塊論”的設計，那麼，未來被肢解的中國將以“居為最先進的”台灣為“新文明之地”，聯手日本，形成一個新的“大東亞共榮圈”：其政治，將是以美國政治為“最隹藍本”；其文化，將是沒有中華民族而只有區域“新”人種的“新中原”文化；其“最重要的目標”，是將“中華民國所得到的成果帶到大陸”。

可見，隱含在李登輝“特殊的兩國論”背後的政治目標決非被動意義上的自限一隅，而是一種具有攻勢的新戰略，即用肢解中國和毀滅中華民族的方式，與中國共產黨再次逐鹿中原。

三�崩畹禽x賭注何在？

李登輝之所以敢於與大陸中央政權進行如此冒險的政治較量，認為理由有四：1、自信台灣占具美國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緣和政治條件；2、自信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3、確信日台可以依託美國建立反華戰略軸心；4、認為大陸政治經濟未來走勢具有不確定性。

李在《台灣的主張》中首先從地理上分析，台灣對美國和日本的意義：“台灣海峽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國際貿易航線，因此，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財產。即使美國和日本有部分亞洲專家及戰略專家主張‘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但如果以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問題為代價，向中共作出讓步，則美國與日本亞太事務的領導地位勢將弱化，對攸關自身的重大利害與生存問題，也將失去發言權。這是中共為確立其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圖謀弱化美國、日本的策略。”“從地理位置來看，台灣的存在如果出現危機，甚至為中共吞併，台灣周邊海域將會陷入危險，使日本在經濟與軍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脅日本的‘存在’。因此，從戰略上來看，台灣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義，可惜多數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台灣對日本而言，並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島嶼，更不僅是出口產品的對象而已，它同時也是攸關日本生存命脈的重要屏障。”繼而，李登輝從政治上指出“台灣的存在”對美國和日本的意義：“台灣的存在不只是台灣本身的問題而已，而且也對中國大陸、亞洲及全世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台灣能建設自由、民主、繁榮且和平的社會，則中國大陸不可能永遠維持不變。在台灣經驗的啟發之下，全中國將可能台灣化。而若台灣不存在，為大陸所制了，則中國將淪為霸權主義橫行的地區，對亞洲及全世界造成嚴重的威脅。”台灣與美國、日本關係的加深，對於亞洲有諸多的正面效益。不僅是在經濟領域，在政治領域也有深遠的影響。我一再重申，台灣的未來繫於台灣的存在，而亞洲的未來亦繫於台灣的存在。台灣的存在開展了台灣的未來，台灣的存在也支撐着亞洲的未來，這種說法並不為過。”據此，李表示：“我對美國這個國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國不僅支持台灣的歷任領導人，也把台灣的存在，視為一項重大的政治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雖然美國在1979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止與台灣之間的外交關係。但是美國也制定了《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維持現狀與增進安全之充分保障。《台灣關係法》中明文規定：台海一旦發生事端，美國必須維護台灣的安全。”“美國政府的各個部會，則基於立場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會向來對台灣採取疏遠的態度，台灣也很難與之提升關係。但另一方面，有的部會在全球戰略的考量下，卻很重視台灣的戰略地位，在他們的眼中，中國大陸絕對不是個可以握手言歡的對象。”李強調：“考量全球的戰略情勢，絕不能忽視台灣的戰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構想，如果沒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韓積極參與的話，此一建置終難成功。……我對美國的態度與政策，具有相當信心。只要美國內部不陷入混亂，政策不脫離現實，或是台灣的全球戰略價值不急劇降低，相信美國仍然會繼續支持台灣。”

當然，根據歷史經驗，特別是1949年和1972年的經驗，李登輝自然十分清楚，不能把台獨的賭注全壓在美國的承諾上。為確保勝算，李登輝又設計一條背靠美國，鼓動日本右翼，建立依託美國的日-台反華軸心的戰略。為此，李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竭盡鼓動之能事。他在第一章“日本對我的思想影響”中寫道：“唯心論深植日本人心中，後來也以各種型態影響日本軍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認為，沒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論。”這種“影響日本軍人的精神”的“唯心論”，實際上就是本世紀初日本軍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輝明了，要想讓日本恢復軍國主義，首先是要幫助日本開脫歷史責任。他寫道：“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響很多。而台灣在發展的歷程中，也自日本獲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對於台灣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實，表現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國為殖民地，絕非良策，就國際道義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於懷，不願向前看，對日本既無益處，對台灣也無幫助。……戰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問題，但仍有獨立自主的政策。在東亞地區，日本是最早與西歐列強並駕其驅的國家。但是，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挫敗之後，日本在對外政策上一直擺脫不了過度軟弱的形象。”“依我之見，日本人過於喪失信心，以致具有舉世稀有的優越條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靜地環顧周圍環境，然後重新評估自己的實力，相信必將對自己有更正確的認識。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對亞洲、甚至世界各國也都有益。”“日本在亞洲經濟合作體制方面，也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積極爭取領導地位，可能就會讓中共有機可乘。雖然東協(即‘東盟’，筆者)各國絕不希望中共贏得領導權，但中共或許會利用此一機會，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李登輝埋怨日本政治家對細節問題過於在意，鼓勵日本建立“政治家的‘大局觀’”。那麼，什麼是日本政治家“大局觀”呢？

第一、希望日本與台灣建立依託美國的反華戰略軸心聯盟。李說：“展望21世紀的亞洲發展，首先要考慮的，是台灣與美國、日本的互動關係。在經濟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復如此。”第二、李登輝認為中國大陸的存在威脅亞洲和平，因而必須予以徹底肢解。他寫道：“不可諱言的，中共的態度是各國考慮與台灣關係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們要指出，中共的霸權主義心態如果持續不變，不但台灣會受影響，亞洲的和平恐怕也將遙不可及。遺憾的是，面對中國大陸，立場最軟弱的，竟是日本。”為此，李登輝道出“日本政治家需要的‘大局觀’”的具體內容：“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更安定。”在李登輝的政治邏輯中，中國大陸解體是台灣“存在”和“發展”前提。中國解體後，台灣將與日本形成依託美國的軸心關係，並以其強大的經濟力量在21世紀重現新的以台日為軸心、以美國為依託的新的“大東亞共榮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