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中共又開“兩會”，再度以兩位數狂增軍費，增幅10.7%，軍費開銷達7202億人民幣(1143億美元)。同期，經濟增長減速，降到7.5%。可見，中南海對軍力軍事的重視，仍遠遠超過對國民經濟的重視。按中國傳統說法，仍是窮兵黷武；按朝鮮術語，仍是“先軍政策”。

考慮到“六四”事件後，中共連年暴漲軍費，已歷24年，考慮到習近平上任後，首重軍權，內外用力，再漲軍費，則不足為奇。問題是，習近平能不能抓住軍權？這是自毛澤東、鄧小平強人政治之後，中共領導人十分擔心而又頭疼的難題。

即便鄧小平本人，也曾為抓軍權費過一番心機。為從華國鋒手中搶奪軍權，鄧竟然策動中國跟越南打了一仗，數萬中國年輕軍人為鄧抓軍權而殉葬。隨後，鄧得以出任軍委主席，握緊槍桿子。後來半退休，仍能以軍委主席的名義，控制整個黨和政權。這一控制，最終派上大用場：1989年，全國人民要求民主，呼籲鄧退休；鄧的回應，是出動軍隊、坦克和機關槍，血腥彈壓，此舉，保住了中共政權，更保住了鄧本人的身家性命。

江澤民上位，軍中全無淵源。但在與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的權力鬥爭中，江向鄧小平密告楊氏要平反六四，觸動鄧敏感神經，鄧江合謀，扳倒了“楊家將”。鄧死後，江通過不斷提拔上將等手段，深入軍隊。其間，眾元老相繼死亡，江從中取便，逐漸摸到軍權。到胡錦濤接班，江依然緊抓軍權不放，長期經營，直至十八大，保持了江對軍隊和黨一定程度的操控。

胡錦濤繼位，苦等兩年，才從江澤民手中接過軍委主席一職，但隨後，整個任期里，胡被江系人馬團團包圍，軍權完全被架空，以至於，在胡任內，黨和軍隊的關係，漸行漸遠，軍隊勢力急劇膨脹而自行其是，最後，還發展出劉源、張海陽、周小周等軍頭與薄熙來密謀奪權的劇情。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發生後，胡錦濤中途放棄在意大利出席的“G8峰會”，緊急返國，並非因為新疆局勢有多危險，乃是害怕自己被排除在軍隊調動的決策之外，進一步失權。

到習近平接班，就面臨如此局面：因江胡惡鬥，軍隊與黨大幅度疏離，“黨指揮槍”的黨訓

，已經不靈；因薄熙來事件，不僅黨內分裂，軍內也分裂，各派系各事其主，彼此仇視，怒目以對。

如何收拾這副爛攤子？禍起江澤民，江以“自我降低排名”，假意表示“不再干政”；習近平上位，最初為江所推舉，江也落得個放心。胡錦濤不想再入江澤民的圈套，力避與習近平對立，遂以裸退、全面交權，換取胡習“融洽”和胡退位後的個人安全。

至於習近平，既然一手接過黨政軍大位，首要之務，便是硬着頭皮抓軍權。上任之初，主要心思、精力都花在軍隊上。對內，頻頻視察軍隊，拉攏軍頭，為軍人打氣，增強軍隊供需；對外，有意激化與鄰國領海、領土之爭，趁機調兵遣將，強化自己的軍事統帥地位；同時塑造自己強硬軍事領袖形象，立威治軍。

抓軍權，習近平對內用勁，可以理解；對外使力，是從鄧小平那裡學來的招數。然而，此一時彼一時，習近平仿效鄧小平，是否生搬硬套？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值得大大地疑問。

從今次人大女發言人傅瑩的一番話，可見端倪。在回答日本記者有關“中國外交是否會更加咄咄逼人”的提問時，傅瑩如是回答：“很多中國人的意見包括媒體人的意見，是希望中國更加強硬一些，尤其面對挑釁的時候，希望有更加強硬的姿態。”

傅瑩的回答，體現習近平等人心思，似乎，對外強硬，來自於中國民意。殊不知，這等“民意”，乃是中共本身誤導的結果。中共長期宣傳、渲染對日、對美敵意，自然很容易讓中國人對中日、中美糾結上心；設若中共長期宣傳中俄邊界爭端、朝鮮對中國的三大威脅（毒品、假鈔、核污染），中國人肯定更反感俄國、朝鮮。但中共長期隱瞞中俄、中朝交惡，導致中國人對涉俄、涉朝糾葛麻木不仁。

中共誤導了中國民眾，導致泡沫“民意”；反過來，中共又被這個泡沫“民意”所驅使，以為它自己真需要對外強硬。雞生蛋？抑或蛋生雞？惡性循環的心理感應， 連中南海本身都糊塗莫名了。典型的自欺欺人。

習近平展示對外強硬，看上去用力過猛，可能釀成難以收拾的後果。比如中日衝突，若擦槍走火，惹來一場大戰，中共並無勝算，一旦敗績，對內如何交代得起？如當年清廷處境。那時的習近平，不要說撈不着軍權，還恐遭民眾和軍人共同拋棄。

習近平真要抓軍權？不如改革制度，推行民主化；改造軍隊，實行國家化；建立法制，真心反貪腐。樹民望，而樹政望；得民心，而得軍心。反之，就是舍本趨末，或本末倒置。一意孤行，恐為禍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