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Evans）“鄧小平傳“把毛看出超級”革命派“。 認為毛要”教導整個社會，認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並建立與之相互適應的機構。從1950年代起，他就開始這樣做了。在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當中，比較突出的有四種：平等、共產、樸素和鬥爭"。

我對洋人這種看法總有莫名驚詫的感覺， 不知他們如何得出這種結論？

毛是個很複雜的人，他主張的東西他嘴裡說的東西是否他真信始終是我心裡的一個問題？ 如果毛簡單是個心口如一的共產黨人，事情倒也簡單了。

這裡只想從另外一個角度談毛和文革中被稱為“走資派”那些人的矛盾。 拋磚引玉，還希望得到各方面的評論。

首先我覺得毛並非一個有極強信仰的人， 毛是個政治人物，能屈能伸。 從抗日戰爭後對美對蔣態度的演化，從和蘇聯好得像親兄弟隨即又翻臉成仇敵，從把美國看成世界萬惡之源隨即又請尼克松訪華聯合反蘇，毛似乎都轉折自如，沒有任何精神方面的痛苦， 毛對自己現在的講話和過去講話全然對立似乎沒有任何內疚的感覺。 雖然毛能轉折自如，和中共打交道外國人往往無法適應，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鬧翻，和朝鮮鬧翻，和越南搞僵，多少都有這種因素。 當年西方支持毛的左派搞得灰頭灰臉也有這方面因素。

所以我問，如果毛在意識形態上如此靈活，並不拘束一城一見，為什麼毛和其他人的矛盾會表現為極端意識形態的形式？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下面只是一點膚淺的猜想。

我覺得毛個人行事有兩個根本性的缺陷。

第一，由於某種原因，1949年後毛自己工作並不勤奮。 毛不是周恩來那種一天可以工作十六小時，一周工作七天的人。  至今為止公開的毛的講話文章多是指導性，高屋建瓴。毛和政治家接觸原本應有的少，更不用說和更次一級的部下。 毛行政頗有明朝皇帝的做法而和清朝皇帝南轅北轍。

但是高度集權的政權一個要求就是最高權力者勤奮工作，權力來自日常的批文，來自和部下的接觸。 接觸越多，控制越緊，權力就越牢固。要是又想當天皇，執政而不行政，又想不讓權力自手中滑脫，那就難了。從這個意義，大權旁落是毛自己的責任。

因為毛自己不“想”勤奮工作，毛必須依賴行政長才。毛對周的依賴和厭惡，恐怕主要原因在這裡。周能和毛打擂台，恐怕主要原因也在這裡。 頌揚周恩來的和厭惡周恩來，都承認周的兩個特點，工作極端勤奮和對毛極端“忠誠”。 如果周兩點缺一，大概早就下台了吧。 毛選鄧，其實也有這方面的因素。

第二，毛似乎對經濟中的數字一竅不通，不僅不通，而且厭惡。  現代化大生產中很多行政領導都是記憶奇佳，對數字極端敏感，注重細節的人。 最好是能聽十幾小時匯報，還能發現報告人數字和幾小時前某個數字矛盾的人。 希特勒似乎有這種能力。 目前公開的證據表明，毛喜歡搞綱舉目張的事情，喜歡大改數字的豪情，但我們幾乎不知道任何毛自己主持長時間專業會議的案例， 毛是抓大事的。而倒霉的是，現代經濟管理，正反其道而行之。

從這點看，就不難理解毛對周的一系列批評，對周薄等遞交報告的厭惡。厭惡何來？ 也許一個原因是毛自己知道這些事情很重要而自己無能為力，大有自己被“官僚”所戲弄擺布的感覺。 為了擺脫這種感覺，只有不看不聽。 不聽不看當然也不是辦法，所以時不時毛揮起大棍，從原則上把官僚教訓一頓。

幾個月前我提到基辛格對官僚的分析。 官僚對抗上級的絕技之一就是文牘主義。一方面官僚對上級（包括政治家）的訓斥只有低頭忍受一策，另一方面官僚可以用公文來報復。 碰上不喜歡公文的上級，官僚可以多呈文，對於喜歡公文的官員，可以少呈文。 政治家和官僚系統之爭可以談的很多，政治家能懲罰個別官僚，但未見得有制約官僚的手段。

艾克面對來自官僚的大批文牘，最後設立了國家安全助理這個要職來篩選文牘。如果比較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職能， 大家應該看到出區別。 如果毛真要日理萬機，恐怕需要一個有更大權力而直接向他負責的機構。

現代世界，官僚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官僚的生活是極端令人厭倦，平淡，充滿了細節，官僚不喜歡不可預測的事情。 現在很多人談到毛澤東時代的成就，不能不說，這些成就是和官僚系統分不開的。 無數原來革命“戰士”改行從事經濟領導，控制經濟的每個細小環節，在管理中慢慢演化為“官僚”。 把毛時代的“成就”歸於“毛”而和“官僚”對立，顛倒了現實的世界中的關係。

不幸，官僚和毛的氣質毛的能力格格不入，官僚系統和毛漸行漸遠，大有脫離毛控制的趨向，這是一日不可沒權的毛的最大“悲劇”，不幸的是，只要毛不打算勤奮工作並介入每日工作，毛對此還沒有辦法。

二戰後無數第三世界國家都取得獨立，對此作出莫大貢獻的“革命領袖”都面臨一個繼續革命還是埋頭搞經濟的兩難問題，拿卡斯特羅講，全心致力古巴建設，古巴頂多變成”加勒比海的瑞士“（基辛格語），哪裡能和搞革命的誘惑力比？

因此，幾乎所有“革命領袖“都不滿足經濟發展人民富足這個小舞台，而要把“革命領袖”的角色從本地推到世界。當然人和人不一樣，也各有各自的平衡點。 毛也如此。 毛是最富有“詩人氣質”最不適合埋頭苦幹搞經濟的人。

一個可能的因素是毛的年齡。 中共奪取政權是毛已經五十六歲，按當時人的期望，再活十幾年就算高壽，也許這也是毛只爭朝夕的一個因素。 鄧子恢負責農業合作化，1953年目標是15年能完成全國合作化。  毛瞻望未來，也許會想到自己生平是否能看到全國農業合作化完成的那個日子吧！ 能滿意嗎？

如果斯大林不死，也許情況會大不一樣，斯大林死年73歲，如果毛當年預期自己也不過活到73歲，斯大林又為自己騰出了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機會，全力以赴大爭一下也在情理之中。

也許因此，我們有超速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然後，... “三年自然災害”和七千人大會。 領袖試圖超越官僚的“革命”最後慘澹收場。 領袖也就變得越來越“虛無縹緲”，越來越“革命”，越來”越精神境界“， 要能有能力影響官僚，領導官僚，何必如此？ 現在還有無數缺少實際實幹經驗的人相信”革命“的威力，哀哉! 毛做不到的事情，新左派真能做到？ 比毛英明偉大無數的新領袖即將浮現？

文化大革命晚期，毛派裡面連一個比較務實的實幹派都沒有，都是一群筆桿子或造反派， 這大概就是毛“最後一個”悲劇“。但凡毛能發掘出幾個實幹家繼承他的事業，毛派也不用哀嘆， 更不用從薄熙來那裡尋找希望。

從毛的角度，1975年不整肅鄧小平，或把鄧小平平反的機會留給江青，大概都比現在演變好。 這其實是中國政治的故伎。 如果江青接毛的班能施恩於一大批老幹部，下場大概總不會那麼慘吧。

就此打住。 以後有空再接着談有關有趣的問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