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方追趕上來

堅硬的天花板（一）

　　儘管帝國的經歷多種多樣，社會發展在兩個核心仍持續上升，而且在1598年豐臣秀吉和腓力死亡後的數十年間，有充分跡象表明社會發展悖論再次開啟。就象過去頻繁出現的，天氣促成了日趨嚴重的危機。自從1300年以來天氣就已變冷，如今則更加寒冷。一些氣候學家將此歸咎於1600年在秘魯的一次火山爆發；另外一些則歸咎於減弱的太陽黑子活動。但是，大多數人同意，大部分舊世界在1645至1715年間都是寒冷入骨。從倫敦到廣州，記載日記者和官員抱怨雪、冰和涼快的夏天。

　　寒冷的城裡人和渴望得到土地的耕作者一道將十七世紀變成了無助者的災難，無論這些無助者指的是森林、濕地、野生生物還是被殖民的人們。良心有時使得政府立法以保護這些受害者，然而將核心地區的邊緣向外推的殖民者難得理會多少。在中國，所謂的遊民擁入山區和森林，用紅薯和玉米破壞了脆弱的生態。他們將例如苗人那樣的當地人驅趕到了飢餓的邊緣，但是當苗人反抗時，國家派遣軍隊鎮壓。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Ainu，或譯蝦夷——譯註）、英國最古老的殖民地里的愛爾蘭人以及北美洲東部的土著均可講述相同的淒涼故事。

　　殖民者來這裡，是因為核心地區自身的資源在耗盡。“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人”，中國一個官員堅稱（張英《恆產瑣言》），而且在歐亞大陸的兩端，政府都在和開發者一道，將低矮從林地和濕地變成牧場和適於耕種的土地。在1620年代，中國另一個官員擺出了依據：

蘆葦地和草地上的住戶應停取蠅頭小利！……一些懶惰之徒毫無遠慮，追逐蘆葦的蠅頭小利，而拒絕耕種莊稼的巨大樂趣。他們自己不僅不願開墾土地，還厭惡別人這麼做……市場日漸荒涼，政府收入不足常額。如此境況安能忍乎？（譯註一）

　　荷蘭和英國的倡導者以同樣的熱情着手處理濕地。國家資助的大規模排水計劃釋出了大量肥沃的土壤，然而已經居住在那裡的人們在法庭和街頭進行抵制。他們（大多匿名的）抗議之歌令人心痛如絞：

瞧，偉大的設計，（排水工）正在破壞，
會使我們的身體衰弱，成為烏鴉和害蟲的獵物；
因為他們確實要排乾所有的沼澤地，征服所有的河流；
所有的必須乾涸，我們必須死亡，因為埃塞克斯郡的牛犢需要牧場。
長羽毛的鳥有翅膀飛到別的國度，
然而我們沒有這樣的東西幫助我們運輸；
我們必須給有角的牲畜和牛讓出地方，
除非我們都能同意通過戰鬥把它們逐出。

　　侵略性的人類帶來了同樣有侵略性的植物和動物，替代了當地的種群或者捕殺至滅絕，把動植物的棲息地翻土，皆伐森林。1660年代一個學者抱怨說日本五分之四的山脈的樹木已經被砍掉。1550年前後，英格蘭和蘇格蘭只有一成面積長滿樹木，到了1750年代這些樹木逾半已經消失。對比之下，愛爾蘭在1600年仍有百分之十二的面積是森林，但是到了1700年殖民者砍伐了六分之五。

　　在大城市周遭，木柴的價格飆升，而人們求助於替代品。在江戶（Edo，日本首都東京的舊稱——譯註），日本的製鹽和製糖業者、陶工，再後來是住戶開始燒煤，而也可以這樣做的那些歐洲人用泥炭和煤替代木炭。正如同五百年前的開封人，倫敦人因為木柴漫天要價而負擔不起，人們樂於採用礦物燃料。首都以外的大多數英國家庭仍能找到木柴，但是到了1550年，普通倫敦人每年已在燃用幾乎兩百五十千克的煤炭。到了1610年，那一數量增至三倍，而到了1650年英國過半的燃料能量來自煤炭。“倫敦被裹在煤海的雲彩裡面”，1659年一個居民抱怨道，“如果世界上有類似地獄的地方，那就是在霧天的這個火山裡。”

　　很遺憾，他錯了，因為其他的歐亞大陸人也在給自己製造更糟糕的地獄。氣候變化只是掙脫的大災變的第一個騎手；當政權在壓力下崩潰時，對資源日益增長的壓力也導致了國家失敗。當君主們消減費用時，他們使文職官員和士兵開始採取敵對態度；當他們從納稅人那裡壓榨更多時，他們使商人和農人開始採取敵對態度。自從創造出國家以來，窮人的強烈抗議就是無可迴避的事實，但是當被剝奪權利的貴族、破產的商人、未支薪水的軍隊、以及失敗的官員都加入時，這些抗議現在加劇了。

　　時世日蹙之時，西方的統治者通過更堅定地宣稱他們代表上帝在凡間的意志，從而試圖提高叛亂的成本。奧斯曼蘇丹更積極地向宗教學者獻殷勤，而西歐的知識分子發展了“上帝權力絕對論”（absolutism）的理論。他們斷言，國王的權威僅來自於上帝的恩典，國會、教士或人民的意願都不可削弱此種權威。據法國的一個口號所載，是“un roi, une foi, un loi”：一位國王，一個信仰，一部法律。挑戰這一攬子交易中的任何條款都意味着挑戰非常潔淨的所有事物。

　　然而，許多不滿的臣民恰恰要做那樣的事。1622年，身為土耳其蘇丹和哈里發的奧斯曼二世（Osman Ⅱ）——其人也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和真主在世間的代表——試圖消減他那愈發昂貴的禁衛軍；禁衛軍的反應是，把他從宮殿裡拖了出來，將其勒死，並肢解了他那神聖的軀體。奧斯曼的兄弟試圖挽救形勢，採取了和強硬的神職人員結盟的辦法，甚至禁止咖啡和對吸煙處以死刑來取悅他們，但是在1640年代，蘇丹的合法性完全失敗。1648年，當時和神職人員聯合的禁衛軍處死了蘇丹（瘋狂的）易卜拉欣（Ibrahim the Crazy）（可能未免太遲了；這個綽號完全是他應該得到的），而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

譯註一：本段引文出自Richards, John. Unending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120。 而此書又引自Eduard B. Vermeer, "Ch'ing Government Concerns with the Exploitation of New Farmland", 1994, p. 233。我沒能查找到原始中文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