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去西藏對誰有利？

                                  （瑞典）茉莉

看來中共對西藏的局勢實在無計可施了。無論是大棒或胡蘿蔔，都不能使西藏人放棄他們要求自主、要求達賴喇嘛回藏的強烈呼聲。藏人堅韌無畏的持久抗爭，使信奉“無神論”的中共見識了藏傳佛教凝聚人心的巨大能量。

據不久前英國媒體的報道，中共當局破例容忍基督教在西藏傳播，其用心險惡之處在於：他們想利用基督教傳教士作為藏傳佛教的一種反作用力。這是中共使出祖傳的“以夷制夷”老手段，以西方的基督教制衡亞洲的藏傳佛教。西藏在古代被中國人稱之為“羌”，也被中國中心論者視為“蠻夷”一類。

當新一代傳教士在中共允許下奔走高原傳播基督福音時，我們有必要回顧基督教和西藏百年交往的歷史，思考現代基督教將給西藏帶去什麼，是否會讓中共如願以償。

             ◎ 兩百年被逐今返上帝失落之地

西藏曾被西方傳教士視為“失落的基督教王國”。自1624年葡萄牙人在古格建立了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後，為了把迷路的羔羊趕回羊群，一批批西方傳教士忍受高原的嚴寒與缺氧，千辛萬苦地長途跋涉，前去西藏傳播上帝的聲音。然而，傳教士的一切努力都宣告敗北。

基督教留在西藏的唯一一座天主教教堂——鹽井教堂藏式風格。

儘管清朝政府曾有條約保護西方人的傳教事業，但他們管不着藏地。西方傳教士在西藏一批批被驅逐，甚至發生過傳教士被殺死，教堂被燒毀的事件。民國時期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國漢地的影響大增，就連蔣介石總統也受洗為基督徒，但當時的西藏，仍然是基督教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一個獨立王國。

導致基督徒從西藏敗退的原因何在？首先是西藏全民信佛，人民深受佛教影響，難以對洋教發生興趣。其次是宗教的排他性，在政教合一的社會裡，藏傳佛教作為正統宗教具有極高的威望，而傳教士所帶來的異教，被認為與地土不宜、與佛教不合。

再次是西方傳教士本身的問題。和西藏獨尊佛教一樣，基督教傳教士也自我中心地認為“普天之下莫非聖土”，他們視西藏佛教為異端邪說，認為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在傳播其教義的同時抨擊藏傳佛教，這就不為當地藏族僧侶和佛教徒所容。此外還有西藏的氣候、交通、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等各種原因，致使基督教傳教士難免失敗的結局。

無論在西藏還是在中國，西方傳教士豁出生命來從事的傳教事業，在五十年代中共執政後嘎然中止。宗教在專制政權的嚴厲打擊下被滅絕，傳教士銷聲匿跡。直到八十年代，基督教會才被允許重新開放。今天，中國漢族地區的基督教徒據說已經高達一億人左右。與此同時，有一些傳教士以學生、教師、醫生和商人等身份作為掩護，在以藏傳佛教為主導的西藏，千方百計地為上帝傳福音。

   ◎ 為什麼基督教必然與中共願望相悖？

由於基督教和藏傳佛教一度互不相容，也由於一些中國基督教徒大講“順服在上掌權者”，這就讓中共當局產生了“以教制教”的想法。英媒報道說，中國當局在政治上信任傳教士，因為傳教士不願公開批評中共的政策。而藏傳佛教卻在西藏民族抵禦外來壓迫的抗爭中，起到了靈魂的作用。

那麼，中共對於基督教入藏所抱的期望，是否能夠實現呢？換言之，基督教的上帝是否會去西藏幫助中共？對此，我們不能只看到當今基督徒在中國溫和妥協的表現，例如一些教會對中共的罪惡刻意保持沉默，更要看到這個偉大宗教的本質，看到它在當今世界上的整體形象和作為。

儘管西方基督教曾在西藏遭遇了極大挫敗，但綿延了兩個世紀的傳教活動，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大有裨益，它開創了“藏學西漸”的時代。正是歐洲傳教士帶回去的獨特見聞和報告，激起了西方人探索西藏的巨大興趣，從而形成當今世界性的“藏學熱”。

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就有天主教救濟機構前去救助藏族流亡者，並協助成立了“西藏難民兒童育幼院”。達賴喇嘛曾在自傳中說：“我也很佩服基督教各教派透過慈善機構，在健康與教育方面所做的實際工作。”

在政治上公開支持達賴喇嘛的基督徒，最著名的有已故的天主教教宗保羅二世。保羅二世在波蘭對共產黨制度有切身的體會，因此他對西藏問題有清晰的理解。至於南非新教聖公會主教圖圖，他和達賴喇嘛長久而深厚的友誼，對流亡藏人堅定而有力的支持，更是眾所周知。又如，擁有1300萬基督徒的印度全國基督教會理事會在前不久發表聲明，呼籲全球基督教組織繼續支持西藏自由，並督促中國政府與西藏展開對話。

雖然目前已經進入或者正想進入西藏的基督徒，大都有所顧忌。為了換取中共的容忍，他們對西藏局勢三緘其口，但只要他們不是親共的、虛偽的基督徒，只要他們還真誠懷抱“愛與公義”的信念，他們在西藏的傳教活動，就必然違背共產黨的期望，在客觀上推動西藏走向民主、人權和多元文化。

為什麼基督教入藏必然與中共的願望相悖？這是因為，基督教在全球民主化的進程中扮演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例如，在政治體制上，基督教要求政教分離；在經濟發展上，資本主義和新教精神是共生關係；基督教的原罪論，導致對政府的制衡原則的出現；基督教會建立了廣泛的社會組織，推動了現代非政府組織的出現。此外，基督教的倫理道德精神在反對腐敗，提倡廉潔自律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見，即使入藏的基督徒為獲得容忍，表示服從中國政府，但他們的傳教活動，仍然會很自然地以西方現代觀念取代中共的專制主義文化。這種影響將會是間接的、潛移默化而又深遠的，將會是中共始料不及的。

             ◎ 藏民族與世界精神融合之契機

那麼，基督教入藏，是否會使藏傳佛教產生危機呢？各個宗教之間會有競爭，每一個宗教都企圖證明自己是最好的，從這一點來說，藏傳佛教面臨着挑戰並不奇怪。但藏傳佛教自古以來在西藏根深蒂固，其宗教文化滲透於每個藏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它仍然會長期在藏區占據主導地位。至今為止，西藏境內的基督徒大都是來自內地的漢族移民。

在筆者看來，今天西方人入藏傳教，不會再遭遇藏民太大的抵制。其原因有：西藏人天性慷慨大方、與人為善；不再和政治權力結合的藏傳佛教本身具有包容性；西方傳教士大都吸取了在藏地傳教失敗的歷史教訓，學會尊重當地的信仰和文化；由於西方人支持達賴喇嘛的流亡事業，藏傳佛教在西方廣受歡迎，這就使當今藏民對西方人的態度較為友好。

更重要的原因是，宗教的本質是超越民族和政治界限的，所有的宗教都面對着人類共同的問題：人的苦痛和社會公正。佛教講“慈悲”，基督教講“聖愛”，它們的目標都是促進人類的幸福與和平。達賴喇嘛曾在其自傳里談到他的基督教朋友墨頓神父，說墨頓神父教他了解：“所有叫人相愛與慈悲的主要宗教，都能產生善良的人。”

由於這兩種偉大宗教都具有內在品格的普世性，這就使它們有成為“好鄰人”的可能。那麼，中共想要放他們昔日視為“文化帝國主義”的基督教入藏，借他人之手去制衡藏傳佛教，很可能適得其反。開放了宗教競爭的西藏，很可能會產生一種“互益模式”，使各方都獲得成長的機會。

西藏將會是兩大宗教“互益模式”的受益者。第一，基督教作為西方外來文化，它所標舉的普世價值，對共產專制的意識形態有消解作用，能促進西藏人現代意識的形成和增長。第二，進藏基督徒雖然不問政治，但它為了自身的信仰和傳教自由，必然要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就會帶動藏區的維權活動。第三，基督教強調積極介入社會、改變社會，他們建立了新型獨立、有能力的組織模式，將會促進西藏民間公民社會的活躍與發展。第四，基督教的濟貧精神，對西藏貧困地區的教育和醫療會有所幫助。

總之，基督教入藏將會在西藏形成宗教多元的局面，給西藏人帶來更多的信仰上的選擇。這也將給藏傳佛教帶來新的挑戰，促使藏傳佛教更新、完善自己。達賴喇嘛就多次說過，藏傳佛教徒有很多應該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學習之處，例如基督教慈善機構積極的行動。達賴喇嘛還認為藏傳佛教也有值得基督徒學習之處，例如沉思打坐把思考集中在一處的技巧。

無論一個民族的文化成就多麼輝煌，我們衡量一個民族的精神價值，要看它背後是否有一種世界意識，即是否符合普世價值。今天，藏傳佛教這朵蓮花已經在西方遍地開放，被認為是東方給予西方的一份珍貴的禮物，那麼，我們期待真正的基督教入藏後，更能促進西藏民族與世界精神的融匯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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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3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