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似乎是美國的專利，但美國的政治制度對於普遍自由卻是相當苛刻的、壓制的。在美國的“建國之父”中，最常被提及的是將軍、商人、律師和政治家，出身低微的托馬斯·潘恩被有意識地忽略了。實際上，比起絕大多數主要是為了自身利益（逃稅）而簽署獨立宣言的富貴人物，只有潘恩通過他的《常識》等簡明扼要的宣傳才使得“並非不可能”的美國獨立願望成為不可避免、無可阻擋的現實要求。獨立後的美國卻阻撓潘恩返回美國，表明美國的現實政治制度對於“建國之父”也並不是自由的，更不用說對於黑人奴隸和沒有選舉權的婦女了。實際上，美國的自由是在美國獨立以後伴隨着各種鬥爭逐漸擴展並鞏固的：除了廣為人知的內戰（南北戰爭）、民權運動外，至今受到壓制的無政府主義也貢獻巨大並做出了非凡的犧牲。

無政府主義對於美國自由的激勵當然以1887年11月芝加哥“乾草市場”（Haymarket）廣場慘案為頂峰，並且永不衰退。那些被無辜絞死的無政府主義烈士宣告了美國司法制度對自由的踐踏，同時也教育了後起的自由主義者們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對美國司法制度表現出極大的蔑視（注1）。這些自由主義者中最著名的是移民自俄羅斯的猶太人無政府主義者亞歷山大·柏克曼和愛瑪·古爾德曼。 

十九世紀末期的美國活躍着許多無政府主義的移民團體，但直到1892年5月發生在匹茲堡的數千名卡內基鋼鐵公司工人罷工才把柏克曼和“赤惡愛瑪”推向了全美乃至世界鬥爭舞台。為了籌款，愛瑪不惜出賣肉體，而柏克曼的廉價手槍未能置卡內基公司總裁於死地，也使自己倖免於死刑。

比起在愛瑪影響下鋌而走險槍殺麥肯萊總統的無政府主義者Czoglosz，柏克曼認為自己的行動更符合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在經濟利益鬥爭中採取直接的行動“宣傳”）。從原則上講，無政府主義既然以廢除所有強制支配形式（其頂點是國家權力）為志向，也就自然地當以和平為手段。而且，在美國這樣的實行初步民主（選舉）的國度中，總統只不過是統治集團的代理人，他們的個人人身不值得成為鬥爭的對象。然而，這也不能絕對地排除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以犧牲個人去“替天行道”。例如，刺殺沙皇不僅是無政府主義者個體，同時也是整個俄羅斯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目標。這個理由其實很簡明：比較起後來的俄國內戰、“階級鬥爭”、“肅反”等大規模暴力事件來，刺殺統治階級最高執行者所付出的社會成本或代價甚微，而道德感召力更大。事實上，沒有刺殺沙皇的壯舉就不會有俄國革命的開端。 

柏克曼和愛瑪的熱血應該說比較接近以上刺殺沙皇的道理。那個接替卡內基擔任公司總裁的“無名之徒”（按照愛瑪的話說，這傢伙居然成為英雄柏克曼下手的目標，真是三生有幸）有權直接決定數千名工人以及他們的妻小的經濟命運，他把工人們全部解僱並趕出了工人住宅。這一切必須受到正義的制裁，同時也警告整個貪婪無厭的美國資產階級。既然美國政治制度不可能執行這種正義，柏克曼“以身試法”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柏克曼特別慎重以免誤傷其他任何人，任自己被警衛毒打也不還手。

他們認為自己是“自作自受”，政府不應該由此迫害沒有直接參與行動的其他無政府主義者，表現出無政府主義者一貫的善良天性，同時也暴露出其政治弱點。實際的情況是：直到今天，美國政府除了對美國公民的壓制外，對每一個進入美國的移民如同對納粹分子、恐怖分子一樣，一律警告說：無政府主義者不得入內！當然，任何選擇無政府主義理想的人，誰會責怪那些被送上絞刑架、送進監獄的同志“連累”了自己呢？（注２）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中對立已久的兩大潮流——以德國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和以克魯包特金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的政治自殺，促成了列寧—托洛茨基共產主義派別的興起與勝利。在美國受到壓迫的無政府主義此時站到布爾什維克一邊，反對美國參戰。柏克曼和愛瑪等在戰爭期間被投入監獄並於“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結束後被驅逐出他們已經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國（注3），再次證明美國的所謂自由，並不如其憲法所宣稱的：“保護所有身在美國的人”。（注4）

柏克曼和愛瑪在美國監獄中，已經接收到關於布爾什維克一黨專制的報告，但他們堅持為布爾什維克辯護，認為在帝國主義圍攻條件下，列寧—托洛茨基的“暫時措施”即紅色恐怖是正當的。他們充滿希望地回到革命已經成功的祖國俄羅斯。在回國後的兩年時間裡，他們拒絕相信自己的感官：布爾什維克以外的所有革命黨人被處決、流放、監禁，列寧把言論自由嘲笑為資產階級的特權，等等。直到克朗斯塔特Kronstadt水兵事件才徹底擊碎了他們對布爾什維克的幻想。

被托洛茨基稱為“俄國革命的光榮與驕傲”的克朗斯塔特水兵在臨時政府下令逮捕列寧、季諾維也夫等人時保護了他們，在十月革命中執行托洛茨基的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果斷炮轟冬宮，直接摧毀了臨時政府。他們也通告美國政府，並包圍美國大使館，促使美國政府釋放在獄中的柏克曼。所以，當列寧、托洛茨基拒絕克朗斯塔特水兵的民主要求、並通牒他們繳械投降遭到拒絕時，柏克曼呼籲雙方冷靜併力圖調解。列寧、托洛茨基哪能允許任何人用槍桿子向他們提條件呢？你柏克曼只不過是一個流亡人士，哪裡有資格調解布爾什維克專政的鐵拳？布爾什維克政權沒有傷害他們，把他們禮送出俄國就算是客氣的了。

1918年當愛瑪仍在美國監獄中服刑的時候，驚愕地聽到她視之為“俄羅斯革命之母”的老太太Breshkovskaya再訪美國期間在名流聚匯的卡內基大廳抨擊新興的布爾什維克政權。1921年12月，愛瑪和柏克曼黯然離開革命勝利後的俄羅斯，還得承受正在世界範圍擴張的共產主義運動（注5）的責難。據伯特蘭·羅素回憶，當愛瑪剛抵達倫敦時，各進步團體為她組織盛大的歡迎會，但會後死一般的沉靜，沒人再理會她了。誰願意聽到一個象徵自由、正義的聲音責難正處於內戰之中的新生革命政權呢？柏克曼和愛瑪現在明白了：他們在美國監獄中的時光才是最幸福的人生。他們的生命正是在芝加哥“乾草市場”殉難的無政府主義烈士生命的延續而已。

只要這個世界尚有一個奴隸存在，這個世界就是奴隸制世界。同樣，只要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或任何人沒有政治自由，這個社會就不配“自由社會” 的稱呼。

注1：在絞刑架前的無政府主義者宣告：“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與西方文明之父之一蘇格拉底的命運相同。

注2：當我今年被美國移民局官員拒絕成為（任何）一國公民的權利時（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我來美後的活動），我慶幸自己在美國的十年沒有浪費。如果連聯邦調查局對我都不屑一顧的話，也許我會懷疑我參與的那些追求中國民主、抨擊日本右傾·軍國主義政治、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戰爭的活動可能沒有多大的價值。

注3：從美國的移民法角度看，愛瑪的第一次婚姻是與美國公民結婚，早已成為美國公民。但聯邦調查局為了驅逐愛瑪，乾脆將已經失蹤的愛瑪前夫的美國國籍也取消。而美國的最高法院仍然拒絕上訴。柏克曼則一直是“外國移民”身份。

注4：日本的憲法倒是赤裸裸的，沒有這個遮醜布：它只保護“日本國民”。連日本共產黨的章程也寫明只接納“日本國民”。

注5：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隨着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年誕生才剛剛開始。

[參考資料]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Alexander Berkman, “Kronstadt： The Final Act in Russian Anarchism,” from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Dell Publishing, 1964.

Alexander Berkman, “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 from Marshall Shatz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Bantam Books, 1971.

趙京

2005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56周年 美國聖荷西

[本文引自《安那祺主義：理論與實踐》ISBN: 978-0-557-01635-8，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