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軍事理論的創始人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1]主要是對法國革命這個歷史性的政治事件帶來的歐洲（陸軍）軍事變革的總結[2]，特別強調集中局部兵力、在會戰中決勝的指導思想[3]，“以打垮敵人為目的”，“解除敵人武裝或打垮敵人，不論說法如何，必然始終是戰爭行為的目標”（《戰爭論》第一卷27頁），而不是“僅僅以占領敵國邊境的一些地區為目的”，並由此導出“戰爭無非是國家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戰爭論》第一卷11頁），“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戰爭論》第一卷43頁），“只有那些可以看作是直接導致媾和的因素才是目的”（《戰爭論》第一卷127頁）。“戰爭只不過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決不是什麼獨立的東西。…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戰爭論》第三卷894頁）。“在戰爭中，直到最後時刻都不應該對成功有所懷疑，正確的原則永遠不可能象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有規則地發揮作用，在人們認為這些原則已經完全不起作用的最不利的場合，它們卻又出人意外地發揮出作用來。”（《戰爭論》第三卷995頁）。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出版以來，直到半個多世紀後才出版了另一本引起軍事戰略革命的著作：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1890, Alfred Thayer Mahan)。馬漢所論的時代略早於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中的政治時代（法國大革命以前）[4]，但是他關於海上霸權的觀點出版以後立即引起了正在興起的相關海權強國的注目，引發軍備競爭，直到1922年才達成華盛頓海軍條約，制約英美日法意的戰艦和航空母艦噸位的比例為5:5:3:1.75:1.75，其中可以看出亞太海權日本的突出擴張。當然，從兩次世界大戰等戰爭實例來看，“暴力所受到的國際法慣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戰爭論》第一卷第23頁）[5]。這主要從領導人類歷史上最激烈的海戰（太平洋上的美日海戰）的美國海軍最高將領們對即將到來的戰爭擔憂表露出來。

以在密蘇里號戰艦上簽署日本投降儀式為標誌，美國軍隊（主要是海軍）在亞洲取得輝煌勝利和壓倒性優勢[6]，但也結束了傳統的軍事觀念和價值。一個怪物出現在戰場上了，而首次使用原子彈的美國，很可能反過來被這個怪物攻擊。“The reactions of the four fleet admirals to dropping the bomb……This new atomic power was something quite foreign and generally repulsive to them.” [7] “The lethal possibilities of such atomic action in the future is frightening, and while we are the first to have it in our possession, there is a certainty that it will in the future be developed by potential enemies and that it will probably be used against us.” “My own feeling was that in being the first to use it, we had adopted an ethical standard common to the barbarians of the Dark Ages.”[8] King “didn’t like the atomic bomb or any part of it.” [9] Nimitz felt “somehow indecent, certainly not a legitimate form of warfare” [10].

在美蘇確實的互相毀滅的瘋狂MA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冷戰時代，愛因斯坦、波爾之後的西方物理學家主流的良知[11]，加上蘇聯物理學家沙哈諾夫等人權活動分子的鬥爭，幫助迴避了超級大國之間的足以毀滅人類上千次的戰爭。但原子能知識和技術的普及，同時激發了世界各國都來主宰人類命運的豪情。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陳毅元帥宣稱：“我沒有褲子穿也要造原子彈！”中國人民沒有人感到我們的文明就退步了。1980年我考進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曾經在聶榮臻元帥當部長的第七（核）工業部管理之下），看到文革結束後中國只有高能物理這個高科技可以與美蘇抗衡，鄧小平跑來感謝說：“沒有你們，我哪敢談中美蘇世界三角格局？”。以此可以很容易想象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北朝鮮，伊朗，甚至本拉登等，都迫切想擁有核武裝，通過另一種手段來繼續政治。

當奧巴馬總統一方面提出“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一方面提出“亞洲樞紐”戰略把美國重心轉向亞洲之際[12]，我們看到東亞四國的政治現實：兩個國家的首腦是元首腦的孫子或外孫，另兩個國家的首腦是原首腦的女兒或太子黨，它們正處於領土爭執和核武裝對峙的危機狀態中。戰爭與和平這個老命題又一次擺在我們的面前。傳統的國家觀念[13]、以及NATO[14]、美日同盟[15]等軍事戰略已經失靈。回到克勞塞維茨，“戰爭無非是國家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而國家政治無法解決戰爭與和平的老問題時，我們不能找到非國家、非主權的自由民主人權方案嗎？[16]至少，讓我們共同努力，給東亞、世界和平一次機會吧！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3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