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撒切爾是二十世紀末一個影響巨大的人物。不在位長達一代人的時間之後，她依然引起諸多爭議。對一部分人來說，她解放了個體，讓他們毫無廉恥地往上爬和賺大錢。對於另外一部分人來說，她對貪婪頂禮膜拜，她帶着無情的狂熱摧毀了傳統的工人階級社區。但是沒有人能夠懷疑她對英國政壇的色彩和格局造成的影響，沒有人能夠懷疑冷戰落幕之際她在國際舞台上的份量。 

作為民主時代一個大國的女性領袖，她是一個開拓者。在有教養的風度中，她有點像英國不愛廢話的未嫁小姑子：嚴肅但是充滿關切、現實但是相當懷舊、對不着邊際的想法不屑一顧同時擁有高度敏銳的智商、講究實際但是對於理想全身心投入。 

世人將為她戴上的高帽子：她打敗了工會勢力和把社會主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都言過其實了。英國八十年代經歷的去工業化【1】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後果在她任首相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即便沒有她，這類後果也一定會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就像在其它發達國家表現的那樣，不論那個國家的政府是保守派、自由派還是社會民主派。但是只有在英國，這一新自由主義和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民主制度的崛起被認為是把這個國家帶回它最輝煌的年代——維多利亞時代，那個英國統治着世界的海洋與商業的時代。 

撒切爾夫人把自己視為這一高級社會的產兒。在那個“黃金時代”中，“自助”被大力提倡，從節儉者那裡得到物質再分配的行為被視為盜竊，這樣做的懶人被嘲笑為無能。正如她在一次採訪中說的： 

我們被教導要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們被教導要證明自己；我們被教導要自力更生；我們被教導要量入為出。我們被教導清潔僅次於聖潔。我們被教導自尊自重。我們被教導要鄰里互助。我們被教導為自己的國家而極度自豪。所有這些都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它們也是永恆的價值觀。 

1925年生的瑪格麗特·希爾達·羅伯茨出身於一個宗教上不因循守舊，傳統上提倡自由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一戰後隨着工黨在政治上的崛起，私有財產和等級制的維護者們聚集到保守黨的旗下，嚴重削弱了自由黨的歷史基礎。不過撒切爾夫人從她家庭的自由主義歷史中繼承了對非勞動所得的收入和特權的反感，對傳統統治精英出身的貴族“溫和派”心懷疑慮，覺得他們要麼太懶惰要麼太安穩而做不到手段強硬。 

1947年，瑪格麗特畢業於牛津大學化學專業；這個專業很適合她法醫的氣質。雖然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理論家，她常常回憶自己接觸到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論辯性質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情形。有着摩尼教式世界觀的哈耶克堅持認為：只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和極權主義才是穩定的社會形態。社會民主制度打開了政府不斷強化的壓制個人積極性的大門。個體自由與社會平等存在分歧。在戰後的福利制度和對充分就業的共識之下，哈耶克對於實際的政治沒有什麼指導作用，但是其作品簡單化的清晰表述對於撒切爾夫人有着長久的吸引力。 

在工業領域工作了不長一段時間（據說她幫助研發了軟冰淇淋）後，瑪格麗特嫁給了富商戴尼斯•撒切爾且生了孩子。1959年，她被選為芬齊力（Finchley）區的國會議員。她很快被提拔到保守黨政府南方地區的＂前排＂【2】；1964年工黨獲勝後，她位列反對黨的前排。那時候工黨企圖解決勞動力市場飽和使得工資上漲、資本家利潤下跌的問題。他們強制給價格和工資封頂、對高收入人群增稅的做法被撒切爾夫人有個性地譴責為＂不但向社會主義、而且向共產主義靠攏＂。 

1970年，保守黨在愛德華•希斯（Edward Heath）領導下再次掌權，撒切爾夫人被任命為教育部長。希斯在當選前承諾要放鬆市場監管來懲戒工人，要迫使管理層加強對公司的控制。為了讓大家看到英國經濟的僵化狀態，希斯選擇了如下策略：讓英國經濟一個猛子扎進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自由貿易之水中，去面對直接競爭的再生性休克。結果英國國內的危機加劇。在石油危機、通貨膨脹和工業領域的持續罷工的連續重擊之下，希斯在1973年挑戰了強大的全英礦工聯盟，敗北。1974年，工黨以微弱多數重新掌權。 

英國那時候工業上被工潮破壞嚴重，政府軟弱無力，北愛爾蘭又騷亂不止；人們擔心英國面臨一場“治理能力的危機”。議會的權力看來被政府，工會“貴族”，和大企業三方之間的交易搞得短路了。不斷的通貨膨脹使得工人們要求名義上更高的工資，而使得管理層輕易地答應工人們的要求，因為期翼他們漲上去的工資會被高物價抵消。一個工資-物價的循環出現了。中間階級存錢的人看到自己的錢在貶值。英國政府通過增加稅收來支持創可貼式的干預計劃。 

選民們對於軟社團主義【3】的政治日益幻滅，保守主義者覺得他們的機會來了。撒切爾夫人的導師、國會議員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指責社會福利主義的共識以及工黨與戰後托利黨【4】追求的完全就業政策削弱了個人的責任感、耗竭了個體的精力。他爭辯說，現在有機會反潮流，重新開始使社會“資產階級化”；他相信“資產階級化”是19世紀英國社會的特徵。撒切爾夫人同意這一看法，她認定作為中間階級的一員“從來就不是僅僅和收入有關，而且和對生活的總體態度有關，和某種為自己負責的意志有關”。1975年，她當選保守黨黨魁，主要不是作為保守黨的精英分子，而是作為“後排”和普通議員中的出類拔萃者。 

撒切爾夫人對七十年代以來大學裡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的社會學特別敵視，因為這一學科把人們分類成不同的階級且認為：他們的願望彼此衝突。撒切爾夫人關於“無階級社會”的願景是一個公平獎懲的社會：努力工作和有才能者得到獎勵，懶惰和無知者被懲戒。市場是衡量美德唯一的準繩。政府的責任是不要擋道。 

在撒切爾夫人領導下，保守黨採納了一種修正了的“貨幣主義”，認為限定貨幣供應量將消除通貨膨脹。這樣一來，責任被從政府移交到個人手中。堅持罷工的工人們會因為要求的工資過高而被扔出就業市場。對工人要求百依百順的經理們會破產。不斷變化的、工人們安於本職的企業會蓬勃發展。在積蓄得到保值後，人們的投資將會從過時的工業自由地流向新的、競爭力強的企業。 

撒切爾夫人鋼鐵般的語氣（使得她從蘇聯那兒贏得了“鐵娘子”的暱稱）一開始並沒有激起全體選民的熱情；他們都擔心階級鬥爭。但是，工黨的“社會合同”政策，只是壓制了那些沒有很好組織起來的工人們的工資，但是那些參加了強大的工會的工人們依然能夠反抗限制工資政策。社團主義看來不再能保持社會正義，更不用說什麼經濟效率了。 

1979年，低工資者以一系列罷工來造反，造成了屍體無人掩埋、垃圾堆滿街道的情況。這一“不滿的冬天”【5】給撒切爾夫人帶來了民意支持：1979年的大選中，三分之一的工會人士投票支持保守黨。不僅如此，這個冬天還給英國民眾留下了一個難忘的“無政府主義敗落”的神話。此後許多年，托利黨人一直利用這個神話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撒切爾夫人的第一個任期恰逢國際性大蕭條。她的格萊斯頓式（Gladstonian）緊縮政策加劇了英國傳統工業基礎的大面積毀壞。失業人數上升，遠遠超過三百萬。許多城市內部爆發了騷亂。撒切爾夫人的遺產就是長期性的就業不足以及伴隨而來的所有社會弊病，如貧困和依賴。誠然，在所有發達國家，資本主義都在走向去工業化、大規模生產在下降、低技能工作在消失；這些帶來了不可避免的社會和政治後果。瑪格麗特·撒切爾的保守黨在1979年英國選舉中的勝利，連同羅納德·里根的共和黨在1980年美國大選中的勝利、赫爾穆特·科爾的基督教民主同盟1982年在德國選舉中的勝利都是劃時代的。同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1982年至1983年間，西班牙費利佩·岡薩雷斯和法國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會主義政府轉向尋求市場解決方案。共產主義陣營的企圖是支撐住其工業結構，這一結構的下滑使得共產主義的生存能力出了問題。然而撒切爾夫人突破疼痛障礙的決心之強大，她對市場結構調整的祝賀之尖酸刻薄，使得她與眾不同。 

“溫和派”考慮讓政策180度掉頭；但是撒切爾夫人嘲笑政府行政部門、英國國教會、牛津劍橋、英國廣播公司、以及托利黨老當權派中的那些達官貴人。他們在祖傳的特權中過得太舒適了；他們看不到做出艱難抉擇和犧牲的必要性。他們缺乏小資產階級的美德。撒切爾夫人總是喜歡在英國生活狹小的社交圈子之外找自力更生的商人作陪同，她對於來自猶太人背景的商人特別關照。她不認為舊的統治精英是“我們的人”。在1980年著名的演講中，她斷然拒絕了那些怯懦的人說，“對於那些屏息等待那個他們喜歡的媒體口號——‘180度掉頭’的人們，我只想說：你們要掉頭儘管掉頭。本娘子不會掉頭。”她決心不做第二個希斯。 

在第一個任期里，撒切爾夫人令人吃驚地抨擊了歷史悠久的關於共識和敷衍的慣例。她的說辭和政策的混合體，在英國政治史上幾乎獨樹一幟，被人美其名曰“主義”：1981年，（未來的財政大臣）尼格爾·勞森（Nigel Lawson）第一次使用了“撒切爾主義”一詞。 

一開始，撒切爾夫人政府的受歡迎程度下降了；但是一個事件拯救了撒切爾夫人：1983年英屬福克蘭群島（中國媒體稱為“馬島”）被阿根廷軍人政府入侵，隨後被英國特遣部隊解放。特遣部隊計劃很容易失敗，並且交戰雙方的死傷都很慘重，但是撒切爾夫人的豪賭成功了。伴隨而來的英國民族沙文主義的爆發和她提倡的價值觀一致，推高了保守黨的民意支持率。 

撒切爾夫人的一名顧問艾倫•巴德（Alan Budd）在1992年回顧時說，貨幣主義是“一種非常非常好的提高失業率的方案，而提高失業率是一個絕佳的削弱工人階級力量的手段。因此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那時候他們炮製的是資本主義的一次危機，這一危機再造了一支勞動後備軍，結果從那以後資本家們得以攫取高額利潤。” 

但是撒切爾夫人也有積極的計劃。政府公屋以折扣價賣給居住者。地方當局不允許用收到的款項建造新房子，結果房地產價格在一個飽和的市場中就螺旋式上升。政府擁有的產業走向私有化，是老謀深算的一招；為的是鼓勵廣泛的股份所有權。這就是社會工程【6】為政治目標服務的實例。倫敦經濟學院的學者羅德尼·巴克（Rodney Barker）寫道，“假若農民手裡的每一畝地就是保衛私有財產的每一杆火槍，照此看來，電信公司在中間階級手上流通的每一股也許會是捍衛新右派的每一張選票。”這是資產價格膨脹帶來的虛假繁榮，而不是實質生產力的提高。根本沒有什麼經濟奇蹟可言。 

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連北海油田（North Sea Oil）的回報都算進去，英國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只是1.8%；這個數字低於英國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水平，也低於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但是毫無疑問，撒切爾夫人關於遠大抱負的花言巧語即便在工人階級投票者中也引起了共鳴，特別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對立的非常狀態。在1987年的大選中，保守黨接近50%的支持來自於工人階級。技術工人選民的三分之二、半技術和非技術工人選民的50%都拒絕支持工黨。失業選民中只有一半支持工黨。在撒切爾夫人當政的那些年月中，反對托利黨的選民一直是全體選民的主體，可惜他們的選票因不同的反對黨而分散了。 

1983年起，英國經濟開始復甦；1987年起，隨着稅收的減少，經濟蓬勃發展，雖然發展的態勢特別地不穩定。英國經濟將在1988年進入嚴重衰退。即便有北海油田的饋贈，英國依然入不敷出。過度強調金融業優先於製造業的畸形狀態得以牢固樹立起來，成為從那時起英國經濟的標誌。 

儘管如此，隨着經濟的復甦，撒切爾夫人的自信增長了。反工會法陸續推進，大部分國有企業被賣掉。1984年和1985年間，她在關於煤礦關閉長達一年的爭端中制服了礦工們。在經濟上看，加速關閉煤礦好像沒什麼道理：有步驟的關閉將會避免英國許多單一工業城鎮那些突然失去工作的男人們對福利資源造成的壓力。但是制服在1974年羞辱了托利黨的工會的象徵意義如此誘人，讓她無法不動心，特別是當這個工會又是由老牌激進的社會主義者阿瑟·斯卡吉爾（Arthur Scargill）領導的時候。在那次的煤礦工人罷工中，撒切爾夫人政治性地動用警察作為鎮壓的強力，而不是維持公共秩序的公平的執法力量。這足以說明撒切爾夫人所謂反對政府干預是有條件的。 

面對一群士氣低落、人心渙散的反對派，保守黨在1983年和1987年毫不費力地連贏兩個任期。大多數政客在當權的時間長了以後立場會軟化，撒切爾夫人卻更加激進了。有時候社會活動家的本能會讓她做出事後後悔的事情。1985年的盎格魯 - 愛爾蘭協定【7】是在“槍手的陰影”（她在回憶錄里如是說）下簽訂的。她後來後悔了，覺得是對愛爾蘭不忠（於英國）者的讓步。更為難堪之處在於：1981年她曾經無情地打壓愛爾蘭共和主義者的絕食抗議【8】；1984年她在愛爾蘭共和軍（IRA）一次嚴重的刺殺計劃中倖免於難。她回到使用純軍事手段對付愛爾蘭共和軍的策略；和平談判要到她離任之後才會開始。 

在處理福利國家制度和全國醫療保健服務時，撒切爾夫人相當小心。到了1990年，作為國民生產總值的一部分，稅收實際上較之1979年上升了（從35.5%到37.5%），但是稅收的壓力從累進所得稅轉向消費遞減稅。當然，她的長期意圖是明顯的。社會必須被重新教化，而這意味着把社會的焦點從國家的福利轉移到目標明確的個人為自身和家人提供保障上來。正如她在一次訪談中著名的說教： 

我想，我們已經遠離了那個當家裡有太多孩子時人們想的是“我有一個問題，政府的任務是解決它！”的年代……於是人們把自己的問題扔給了社會，但是什麼是社會？根本不存在社會這種東西！有的只是個體男人、女人以及家庭；除非通過大家的努力，除非大家首先靠自己，政府什麼都做不了。照顧好自家人是我們的責任，幫助照顧鄰居也是我們的責任。 

然而，英國社會被重新教化的跡象並不明顯。相反，不平等現象加劇了，股市富人的賭性道德帶來的是狹隘的、拜物教式的個人主義，英國出現一種庸俗的“金錢至上”文化，這和撒切爾夫人真心維護的“維多利亞價值觀”並不合拍。出於對庸俗消費主義的社會惡果的憂慮，托利黨人做出了反動性的反應：他們妖魔化單親家庭，他們通過了對同性戀者的歧視性法律。 

國際上，撒切爾夫人是美國總統里根的親密盟友，但是她從來就不是唯唯諾諾的跟班。在福克蘭群島的衝突中，她不顧美國對反共的阿根廷軍政府的同情；1983年她譴責了美國對格林納達（英聯邦的一個成員國）入侵。但是，跨大西洋聯盟逆轉了自英國避免介入越戰以來美英兩國冷淡的關係，是撒切爾夫人時代更為鮮明的一個特點。撒切爾夫人全面支持里根的“二次冷戰（Second Cold War）”，她愉快地驅散了和平主義者對美國核導彈駐紮在英國的抗議活動。1986年美國轟炸利比亞時，撒切爾夫人還允許美國戰機使用英國作為基地之一。作為報復，卡扎菲為愛爾蘭共和軍提供了塑膠炸藥。 

在戈爾巴喬夫身上，撒切爾夫人看到的是一個努力要讓蘇聯在經濟和政治上擺脫對一個被動的工業無產階級的依賴的領導人。直覺告訴她：他刺激假設存在的蘇聯中產階級、技術知識分子和管理階層的企圖將會打開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復興之路和導向西方在冷戰中的勝利。於是她宣稱，他是西方國家願意“與之交往”的人。只是在對德國統一的敵意中（畢竟，她是第二次冷戰的那一代人），她和老布什建構“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的理念不合拍了。 

撒切爾夫人穩步增長的激進傾向最終結束了她長期的當權。曾經，她最大的野心是要在地方上恢復市民的責任感。原有的累進制稅率系統意味着：雖然地方當局的開支是通過民主形式決定的，其資金來源卻是不成比例地主要由富人提供。對於窮人來說，他們有一切理由選舉愛花錢的議會，因為議會會讓有錢人付更多的錢來提供服務。 

被所謂的“左瘋子議會”激怒了的撒切爾夫人採用了閹割地方民主、強化非選舉產生的半官方機構、強化中央政府、強制實行稅率封頂等措施。但這不過是權宜之計。她還計劃用“社區收費”（更廣為人知的說法是“人頭稅”）來恢復地方選舉人的責任感。這一稅收基本上是平攤在每個選舉個體身上，以此來鼓勵投票站內每個人的責任感和對嚴肅的經濟狀況應有的尊重。 

雖然聽上去很合邏輯，人頭稅卻顯示了撒切爾夫人和民意的背道而馳。她那“住在城堡里的有錢人，站在大門口的窮人，都要付同等的稅率”的想法激怒了普通人天生的正義感。率先在蘇格蘭開徵使人頭稅從一種侮辱變成了一種傷害，在蘇格蘭，托利黨人幾乎被滅絕了。當人頭稅在英格蘭開徵之際，出現大量群眾不付稅的現象（這一行動主要是由“戰鬥（Militant）”團體，一個比工黨更左的激進黨派組織的）；在1990年3月，倫敦發生了嚴重騷亂事件。撒切爾夫人現在變成了保守黨的包袱，因為只要她依然是首相，人頭稅就不可能被真正取代。民意調查顯示：工黨一直保持領先。 

撒切爾夫人的下台起於托利黨內部關於歐洲事務的紛爭。撒切爾夫人和歐洲共同體合作，但是她從來不熱心於共同體事務。她擔心那些在自己的國家被打敗了的左翼人士企圖利用共同體來達到在洲際層次上實現社會民主制度。畢竟，歐洲統一市場的首席設計師之一的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曾經在法國密特朗的左翼凱恩斯主義政府中擔任過部長。 

1990年11月1日，副首相傑弗里·豪（Geoffrey Howe）因為撒切爾夫人拒絕給出英國加入歐洲匯率機制（歐元的前兆）的日期而辭職。次日，之前從內閣辭職的一位民粹派托利黨人邁克爾•赫塞爾廷（Michael Heseltine）挑戰撒切爾夫人的黨魁職位。撒切爾夫人贏了這一輪競賽，但只是險勝。在許多部長的勸說之下，她極不情願地辭了職，沒有再參加第二輪競賽。約翰·梅傑（John Major）取代了她，且在1992年成功當選首相；他在任期間政府的權威下降、民眾的支持暴跌。 

歷史上，保守主義對選民的吸引力主要依賴於大眾對傳統精英人士的信心。撒切爾夫人的文化革命直接打擊了這一在英國的衰落中主持大局的、自鳴得意的共識建設者們組成的統治階層及其體系。自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英國工人階級中一直存在一個團體認為托利黨在治理國家方面比工黨要強，認為他們不存私慾、富有經驗、擁有可信賴的專門知識。但是撒切爾主義毀壞了人們對天然權威的敬意，使得許多工人階級選民和有產階級聯姻。在撒切爾夫人譴責了英國世襲的領袖階級的失敗之後，選民們因為托利黨歷史上的政績而投票給他們的可能性降低了。 

八十年代以來，工會被撒切爾主義和去工業化擊潰；工黨從其先前與“過分強大”的工會之間的緊密聯繫中抽身而出。撒切爾主義的占有欲政治毀滅了一個精英集團曾經擁有的光環，從前這個精英集團表面看來忠於他們高貴的職責和“一個民族論（one nation）【9】”的政治。現在，投票成了工具性的行為，多愁善感成了歷史的鐵鏽。新工黨把自己打扮得像有能力提供自由市場的商品似的，他們恰到好處的進步言論緩解了選民心中的負疚感；這些選民被撒切爾時代肆無忌憚的自私自利和約翰·梅傑低俗的收尾搞得意志消沉。 

1992年，撒切爾夫人退出了議會下院。她精心打造自己以戰無不勝的原則反對妥協的庸人們的傳奇；對於托利黨領導人來說，她依然是讓人不快的存在。她的反歐洲主義，在她當權的時候總是受到約束，現在卻飛速傳播，從內部分裂了保守黨。有人聽到約翰·梅傑嘟囔着詛咒撒切爾夫人式的“混蛋們”死纏着他。1997年，當新工黨以絕對優勢取勝，托尼•布萊爾當選首相後，他邀請撒切爾夫人到唐寧街10號，以示忠誠。這一行為讓老牌工黨中堅分子感到噁心，他們見識過撒切爾夫人在八十年代如何摧毀了他們的社區。 

那時候，健康的惡化使得成為女男爵的撒切爾夫人陷入沉默；然而處於反對黨位置的托利黨看來受夠了意識形態，他們白熱化地細數布萊爾政府對“鐵娘子”的背叛。2005年，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改變了路線，他明確拋棄了撒切爾夫人的部分遺產，重新整合了保守黨。他拒絕了她對“社會”的否定；他甚至提出我們需要一個“大社會”。但是卡梅倫此舉還不足以恢復托利黨“天然執政黨”的地位（撒切爾夫人已經摧毀了那個地位）。不過2010年當權的保守黨-自民黨聯盟提議將繼續實行撒切爾夫人的計劃，要最終摧毀“福利主義的文化”。 

與其說撒切爾夫人創造了一個時代，不如說那個時代打造了撒切爾夫人。無論如何，她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她是她那個時代最重要的象徵。對於右翼來說，她是偉人祠里的一尊神，在20世紀的地位僅次於丘吉爾。對於左翼來說，她是民粹派資本主義勝利的化身；他們必須接受她的措施；即便他們同時在尋求證明：歸根到底，曾經存在，現在依然存在着這樣一種選擇的餘地。 

(作者：馬克·馬爾霍蘭是牛津大學歷史系講師；插畫：洛基•木梳；原文發表於4月9日《雅各賓》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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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 

1. 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是一種社會和經濟進程，特徵是在某國或某地移除或減少工業生產能力，特別是重工業或製造業。 

2. “前排”（front bench）是政治術語。在英國下院，政府的前排傳統上是財政部的位置。反對黨的前排是由影子部長們占據；這些影子部長中最資深的組成影子內閣【10】。 

3. 社團主義（corporatism 或 corporativism）在歷史上是一種政治體制，在這樣的體制里，立法的權力交給了由產業、農業和職業團體所派遣的代表。與多元論相較，多元制度里眾多團體必須經過民主競爭的過程才能取得權力，但在社團主義制度里，許多未經過選舉的組織實體掌控了決策的過程。這些社團主義的代表團與一般的商業公司或法人組織並不相同，而是構成了社團主義國家的中心思想——精英政治。 

4. 托利黨（Tories），英國保守黨的前身；當代依然用來代指保守黨，本文中可與保守黨互換。撒切爾夫人是英國保守黨黨員，也可以說是托利黨人。 

5. 不滿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 指的是英國1978年至1979年的冬天。在當時工黨政府強制實行工資封頂之後，英國出現大範圍的工會罷工。該說法出自莎士比亞劇作《理查德三世》。  

6. 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是政府或者強勢集團利用宣教、操控文化、法律制度等手法企圖改變或影響大眾的態度和行為。 

7. 盎格魯 - 愛爾蘭協定（The Anglo-Irish Agreement）是1985年英國與愛爾蘭之間的一個協議，意圖結束北愛爾蘭地區的紛爭。 

8. 1981年愛爾蘭人絕食抗議（The 1981 Irish hunger strike）是愛爾蘭共和主義囚犯關於北愛爾蘭問題長達五年的抗議活動的高潮。1981年的絕食抗議是囚犯們與撒切爾夫人的大對決；十名絕食囚犯身亡，另有多名就醫。撒切爾夫人硬碰硬立場最終使得愛爾蘭民族主義更為激進。 

9. 保守主義的一個民族論 （One-nation conservatism）是英國保守主義的一種論調，把社會視為有機體，提倡家長製作風與實用主義。這一論調起初為的是吸引工人階級，避免社會分化加劇。該論調強調了上層階級對下層民眾的家長式責任。  

10. 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威斯敏斯特政府體系【11】的一個特點，由反對黨的資深成員組成，批評現政府的政策和舉措，並提出不同的方案。  

11. 威斯敏斯特體系（Westminster System），是指沿循英國國會體制的民主議會制，以其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宮為名。威斯敏斯特體系主要在英聯邦成員國使用。